保安人和当地藏族在争用水渠浇地的问题上常常发生纠葛，轻则吵嘴打架，重则使刀动枪，这样，时间一长，矛盾就越积越深。据传说，有一天，为了争水浇地，下庄的一个保安族青年与尕塞东部落的藏民打架，保安族青年被打死，引发了双方群众的斗殴，伤者众多。冲突发生后，藏族部落的头人集兵，声称要杀尽保安人。藏族部落“五屯”头人（俗称“五屯王爷”）将此消息立即传给下庄的保安人，要他们赶快搬走。得知消息后，下庄的保安族大为震惊，知道藏族部落人多势众，感到情况十分危急，立即商议准备迁往他处。但此时玛巴、尕塞东、五坊头七族和其他部落串通一些封建上层，包围了保安城，并暗中告知非保安族居民彻夜燃灯以示标记。当天夜里，他们对保安族进行了大肆屠杀，见无灯火者破门而人，不分男女老幼均遭到杀害。保安人因无准备，来不及组织自卫，一部分人仓皇出逃，与下庄保安人一起逃出东山。东山脚下是藏族郎加部落，与保安族关系十分友好，在危难之际，他们让出一条路使保安人通过，同时，一面集兵劝阻追击部落，一面派人护送保安人通过多曼日山，到达尕愣口以东，使他们顺利到达循化地区。居住在隆务河西尕撒尔的保安人听到保安下庄的保安人被迫迁走，也大为震惊，感到势孤力单，感到继续生活下去危险，就把土地等财产变卖或送给本村土族群众后，在附近藏族、土族部落的护送下，在马牙拉、马三哥、马三十等老人的率领下，离开了祖祖辈辈建立起来的家园，随后也来到循化地区。
二、宗教信仰上的矛盾
根据传说和老人们的回忆，隆务寺宗教上层为扩张自己的势力，曾胁迫保安族人改信喇嘛教，被拒绝后，遭到隆务寺上层喇嘛和藏族部落头人的歧视和排斥，并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经常刁难，导致民族间的矛盾，迫使保安族迁徙。
从以上看，保安族迁徙的原因从表面看是为“争水纠纷”或宗教信仰上的矛盾，实质上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结果。争水浇地只是这一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保安人来到循化的具体情况，无史料可查。保安人来到循化地区后，受到撒拉族人诚挚的欢迎，并分别安置于城西“上四工”的群众家里：妥家人被安置在苏只工，下庄人安置在街子工和查汗大寺工，尕撒尔人安置在查家工。因这里人多地少，社会情况比较复杂，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十分沉重，群众生活极为贫困，三年后保安族再次东迁，沿黄河南岸穿过积石峡谷，进入关内大河家地区。
保安人来到大河家，这里人口稀少，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主要居住着汉族，他们又到了靠近回族居住的乩藏地区（现积石山县乩藏乡、小关乡）。后因临夏（河州）地区又卷入西北回民起义的浪潮中，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深受迁徙磨难的保安人为了避免战乱和便于向关外撒拉地方出走，又弃乩藏，重返大河家地区。由地方头人及开明人士出面将保安人安置在大墩（尕撒尔人）、甘河滩（下庄人）、梅坡（保安城人）。这就是俗称的新的积石山县“保安三庄”。下庄的“尕马家”人在乩藏麻坝、旧城、甘家沟落脚，不久又被当地人安置到柳沟尕集、斜套和刘集乡高赵家定居下来。保安人离开青海同仁境内隆务河两岸的保安三庄后，以惊人的意志、坚强的信心、顽强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经历了5年流离颠沛、艰难困苦的流浪生活，最后到大河家定居，至今已有130余年了。
青海同仁地区曾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13世纪以后，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色目人和蒙古人曾在该地驻扎、屯垦、定居。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保安城的建立和保安三庄的形成，这些人便更加稳固地在这里生息繁衍。从而可以看出，保安族是从元代进入该地区的中亚色目人、蒙古人（包括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同当地回、藏、土等民族长期相处、通婚而自然融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保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历史上，保安族是一个有着反抗压迫剥削的光荣传统和斗争精神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前，在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压迫下，保安族人民政治上毫无权力，经济上深受剥削，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怀有刻骨的仇恨，曾以各种形式进行过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保安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保安族人民早在青海同仁居住的时候，由于受当地官府首领、封建部落头人、隆务寺宗教上层以及各村“坊头”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敲诈勒索，以及宗教信仰上的歧视，而同汉、藏、土族人民一起进行过英勇的抗争。最后，保安人虽然在清政府地方势力的武力逼迫下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但他们这种宁肯忍受颠沛流离之苦，也不愿向统治者低头的反抗精神，充分体现了保安人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
保安人迁居大河家地区的时期，正是西北回民起义浪潮席卷各地、反清统治的队伍不断壮大的时期。当时马占鳌等人领导下的回民起义的据点——河州，是西北回民起义的主要根据地。起义队伍以回族为主，保安、东乡、撒拉等各族儿女也积极参加了这次反清起义斗争。特别是在著名的太子寺战役中，起义军浴血奋战，重创了清军，取得了在整个西北回民起义中给清军打击最大的一次战斗胜利。在这次被人们称为用“黑虎掏心”战术打败清军的战斗中，保安族将士奋勇当先，置生死与不顾，显示了保安族人民反清统治的大无畏战斗精神。
1900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在国家危难之际，有保安族参加的“甘军”奉调入京护卫，属武卫军统领董福祥所辖。1900年6月，“甘军”在河北廊房地区同义和团及其他部队一起，共同抵御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数千侵略军。面对装备精良的侵略军，“甘军”毫不畏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侵略军惨败而逃。保安族士兵在这次战斗中英勇顽强，表现了可贵的献身精神。不久，“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甘军”与清兵一起坚守防地，浴血奋战。特别是在北京正阳门战斗中，更显示了他们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在两次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有不少保安族士兵英勇捐躯。
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1943年春，在甘肃南部的洮河流域，爆发了反抗国民党和西北军阀反动统治的“甘南民变”。这次起义波及临洮、康乐、临夏、甘南等地20余县，先后参加起义的人数达10万左右。深受国民党统治集团苛捐杂税、拉兵派款之苦的保安族人民，积极响应了这次由汉、回、藏、东乡、撒拉等各民族联合的武装起义斗争，他们同各族起义军一道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在街子坪战斗中，各族起义战士紧密团结，同仇敌忾，一举歼灭了国民党伪十二师6个连和地方武装的一个保安团，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起义虽被国民党重兵镇压下去，但却给甘肃人民留下了深远的政治影响，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作一些让步，减少一些苛捐杂税，借以缓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民国年间，保安族人民同当地地主、官僚也进行过多种形式的斗争。特别在水源问题上，保安族人民同当地“八大家”地主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当时保安三庄的三条峡水全被地主控制，每当到了农田灌溉季节，“八大家”地主常常阻挠保安族群众引水浇地，为此，保安族群众多次同地主斗争，维护自己用水的权利。1930年，高赵李家村的保安族群众为争得引水灌田而联合了本村回、撒拉族群众，同心协力，拿起武器与地主势力进行斗争，赢得了斗争的胜利。保安族群众还不断同国民党地方政府无休止的派款派粮、强拉民佚等行径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显示了保安族人民不畏强暴的刚毅勇敢的性格。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保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更加炽烈，如大墩的两个贫苦农民，因交不起国民党军队所征收的“烟囱款”，被捆绑起来抓到伪保长家中。这事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大家纷纷拥进伪保长家与他进行斗争，在群众的压力下，伪保长被迫将扣押的农民释放。1949年，大墩村一贫苦农民因无力交纳税款，被迫投河自杀，激起了全村人的公愤，他们拿起斧头、刀子、铁铣，捣毁了联保主任的家，并痛打了这个家伙。近百年来，保安族人民为了改变贫困和被压迫的命运，同各族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多次的反抗斗争。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保安族地区，保安族人民喜笑颜开，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从此，保安族人民的苦难日子终于到了尽头，共产党给保安族人民带来了幸福，带来了光明的前景，揭开了保安族人民历史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