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财贸部
我们一块调到甘肃的有7位同志，燕斌同志调省委组织部，后曾任副部长、省委党校校长；他的夫人陶宝英被分到学校任教；鱼化龙夫妇调银川地区，后甘、宁分省，鱼曾任宁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夫人张淑贤在自治区图书馆工作；我和王重章、雷维雨3个人被分配到甘肃省委财贸部，后来王调任兰州市粮食局局长，雷调供销社任高级经济师。现在鱼、王、雷3同志均已相继去世了，我对这些战友非常怀念。
我们不是唯心论的宿命论者，不大相信命运，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重“机遇”，不知是不是干部“聪明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一种反映。是啊，我也承认并深感机遇往往可以左右人的一生。不是嘛，我没有留在人人向往的北京，也没有去读大学，却偏偏神使鬼差地返回西北并选择了甘肃。当然，我并不是说甘肃不好，当时“金城”也是个有着40万人口的古老而著名的中等城市，闻名天下的黄河穿越市区，全国仅有，兰州并非是一些南方同志想像中的只有什么“风沙、骆驼”的不毛之地。但不能否认，它同我国东部、南部地区相比，的确贫穷落后一些。然而，我们共产党人不正是为了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吗？所以，我对当年的选择至今无怨无悔。
1955年刚刚成立的中共甘肃省委财贸部，部长是张天珩同志，副部长是余建新、王国端和孙九德同志。4位部长各有特点，余细致，王灵活，孙善良，而印象更深的是天珩同志。他是一个品德高尚、才华横溢、善于调查研究而不计生活琐事的人，1959年曾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直至被开除党籍，后来平反，调任全国供销联社副主任。我从他的品格、风范中受到教益。他于1998年因病逝世，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我在省委财贸部干部处工作历时5年，3年干事、两年副处长。当时，省委对干部的管理分工原则是，组织部统管。工交部、财贸部分管。财贸口分管的是商业厅、财政厅、粮食厅、供销社、外贸局和各个银行的干部，摊子很大，工作量不小。我们的处长先是张宗贤后是刘依民同志，处里的10多名干部中，我和尹善三同志，主要搞文字工作，常常加班熬夜；李文光、张恩贤等同志主要管“门市”和内勤，较为烦琐；还有拓稼林、唐玉善、梁学礼、李孟斌等一些同志多是下去考察干部和搞调研。我和善三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特别谈到我们的刘处长。他是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精明干练，雷厉风行，对干部要求高，有一次他在头天上午给我布置写个分量挺重、约4000字的报告，要求“明天上午拿出来，但要注意身体，不要熬夜”，使人为难而可笑，那就只好通宵达旦了，否则，次日上午何以出手？谁有这等能耐！当然。处长对我们各个方面还是关心的，我就是在他手里被提拔为副处长当了他的助手的，我爱人还是他通过他妹妹介绍，于1957年与我成婚的。
我在财贸部坐机关、搞文字的时间长点，但也下去，1957年就两度去基层蹲点。一次是在余建新副部长的亲自率领下，与王望清、贾琪同志一道去兰州市永昌路百货大楼蹲点一年，重点是研究基层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和职工教育方面的问题，全国财贸战线先进工作者代表樊玉珍、纪蕴霞就产生于这座大楼。次年开春，我又带队到临洮县蹲点两个月，试办如何培训建立财贸战线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并在那里召开了全省的现场会予以推广。会议期间，张天珩部长亲临指导。接着，刘依民处长还带领我和李文光同志到榆中县调查基层财贸工作，写了不少专题报告。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著作发表后，我还带队到了张掖地区调查研究财贸战线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武山洛门镇调研基层财贸工作。我很缺乏财贸工作经验，这一年基层实践对我是个很好的锻炼。没有想到在1958年我就被提拔为副处长了，年仅25岁，不过正因为年轻，对我以后支援西藏留下了伏笔。
内疚
1957年反右派，我们处里定了两个无辜的受害者，一个名叫闻琳，从军队转业不久的连指导员，文化低点，嗜酒，但性情开朗，心地善良，还爱发点议论，传点小道消息；另一名叫赵炳杰，学生出身，文质彬彬，虚心好学，酷爱谈古论今，擅长琢磨是非曲直。也许说话欠慎重，倒霉了。他们在“鸣放”时的基本观点和论调，归纳起来大意是：我们共产党追求真理，应当多听人家民主党派、非党人士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参政议政提供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好的条件等等。现在看，这本来是个善意的好意见，但当时发动群众找右派，大家认为这正是全国著名的储安平“党天下”的翻版，翻来覆去地追问，一面追问，一面记录，越追越多，然后断章取义，予以拔高，进而错误地把他们划为右派，取得了反右斗争的“丰硕成果”。在追问、批判的过程中，我也参加了对他们的“帮助”，因而早在20年前相聚时，就曾对其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他们虽对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我并不过激的言词表示谅解，但自己回想起来仍一直感到内疚。
遇险
1957年冬季，省上财贸大口举办了一次工商界知名人士参加的大型“鸣放”座谈会，征求党外人士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建议和批评，热闹非凡。在会议气氛的感染下，财贸部参与会议秘书工作的一些同志和部里一些在会上做记录的同志晚饭后闲聊中说到省委不重视财贸工作，是否联名写张大字报贴到省委大院的墙上去，当时我也在场表示赞同。刚准备研究拟稿时，会上发来了当天晚上的戏票，大家都说看戏，改日再写吧。恰巧，第二天风云突变，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吹响了，我们个个张口结舌，庆幸没有“轻狂多事”，躲过一灾，谁还再敢“节外生枝”，说三道四？否则，后果是不堪想像的。这件事至今后怕。
还有令人揪心的一节。那次鸣放座谈会的报到工作由我承担。报到处设在兰州市中山路的一家私营宾馆。报到的当天晚上我同两个同志聊天，缺乏节制，彻夜未眠。那时正值数九寒天，房间架着大盆木炭火取暖，岂料煤气中毒。当我早晨上厕所急欲吐泻经过走廊过道时，失去知觉跌倒，脑袋碰在一个很大的玻璃窗子上，不省人事，窗玻璃被碰得粉碎。当我被同志们扶着躺在床上苏醒过来后，店主前来二话不说，只要我赔偿损失，倒霉透了，我没好气地回敬他说：“真是奸商，找我们领导去吧，岂有此理！”
冤情说到1959年的反右倾，更有“左”得出奇甚至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时省委成立了反右倾办公室，从各部门抽人，我与杜芳昭、毛敌非、王平、房俊峰、杜大仕、张普光等同志被抽去参加。主管这项工作的领导是书记处书记何承华、王秉祥同志。我在这个办公室只工作了半个月就被调出去参加解决通渭、清水问题的省委工作组。在“反右办”的短短时间里，我们接到了下面的许多报告、检举和情况反映。有这样一件荒诞的故事：一个工厂车间的支部书记和同车间一个干部过去关系好，常开玩笑，陕甘籍的干部通常有一句熟人之间开玩笑的口头语“你□怎么样、怎么样”，但在反右倾时，有人竟然揭发那个干部说：他居然胆敢辱骂、诬蔑、攻击我们的党支书记为“□”，可见“左”到了何等离奇的地步。这个笑话，使我加深了对“左”派的认识。
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那个年代，甘肃的“左”倾思潮名列全国前茅。农村的高指标、高征购给农村带来巨大的灾难，粮食被挖空了，农民穷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饿死人的现象屡见不鲜。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可省委同时派出两个工作组解决通渭、陇西问题。我被派到省委通渭工作组，发动群众揭盖子。省上把问题归结到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的头上，认定他们是残害人命的“反革命集团”，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一次就逮捕了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同志为首的19名领导干部。宣布散会后，人们都惊色未褪地纷纷离开会场，只有姓王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兼组织部长还坐在那里，有人喊他：“你还不走等什么？”他才猛醒过来撒腿跑了出去，原来他是被突如其来的大逮捕吓呆了。
通渭工作收尾时，省委又抽我参加解决清水问题的工作组，时任农业厅长的王世杰同志带队。清水与通渭的情况大同小异，明明是“左”的错误造成的，而反右的调子却始终不变，美其名曰“形左实右”。自己当时也感到名不副实，但岂敢同省委唱反调。在批判县委第一书记白献国同志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有的干部滥用人身攻击之词，指责白献国同志“高征购，不顾农民死活”，是企图把我们的国家“白白地献给国民党”，所以“你才名叫白献国”。真是幼稚可笑到了极点。在解决清水问题中，马世俊同志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赵世杰同志的书记处书记自然也当不成了，只是他们没有像通渭那样遭到法律制裁的厄运。
我参加通渭、清水工作组时，虽然只是个副处长，很嫩，且不当权，但不能说没有责任，其教训是深刻的，我对当时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所受到的伤害痛心不已，多年来一直铭记在心，终生引以为戒。
在财贸部工作期间，还有一个插曲。1959年以省供销社副主任韩化一同志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组队下到礼县调查基层财贸工作情况。韩主任以个人名义写了几篇有关农村缺粮、农民生活贫困、干部浮夸为题材的报告，我也写了大炼钢铁中农村收购废铁时强迫命令，连农民的铁门栓子也收走了的情况。他直接写给主管财贸的省委二把手霍维德同志。这糟了，霍受批判时株连了他，被批得不亦乐乎；我是写给部里的，幸免。在批判化一同志时，我还曾提出，如果批他，也应有我的份，我们是一道搞调查的，但对我无人问津，看来，他是上边有人点了名的。
群英会
我于1959年赴京参加了著名的全国“群英会”，即工交、财贸战线先进工作者代表会。甘肃出席代表200多名。我不是先进工作者，而是以财贸战线干部工作者的角度被任命为甘肃代表团副团长出席的。代表团团长是省工会主席任子和同志，副团长还有省委工交部干部处长李安之同志、省工会秘书长和省委行政处长。这次群英会规模大（5000多人），规格高（周总理亲临），盛况空前。会议给各代表团配有专车，住高级宾馆，天天饭菜丰盛。代表披红戴花，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进商店、逛街，也迎来掌声连片。差不多每晚安排看戏。不过，我却比较辛苦，白天的任务是接待国内外媒体采访，苏联东欧等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汉语、外语翻来倒去，相当费劲。代表团的文字工作包括向省委的报告、向各界的传达提纲全归我干。这样我就错过了许多看戏、参观、游览的良机。为此，我曾孩子般地对性情特别温和的团长任子和同志发牢骚。甘肃代表团的陇剧名角苏琴兰同志，当时只有18岁，很单纯、开朗，我们常常请她清唱，让她练习宣读返回甘肃后的传达报告，她是西安市人，秦人的腔调常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里还要特别提及李安之同志。他是1937年入伍的老同志，性格直爽，心地坦荡，对党忠心，对人宽厚。在“群英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同志召集全国各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开了个座谈会，当时党和国家已经觉察到大跃进中的“左”的思潮，人们头脑发热，给经济建设带来诸多问题，因此他讲了一席话，公开道明“我为大家泼泼凉水”。薄老通过大量实例说明违反客观规律的有害后果，反复提醒同志们必须防止和纠正工作中的急躁情绪和蛮干做法，大家听后感到切中时弊，合情合理，很受启发。返回甘肃后，正遇刚刚开始就火药味挺浓的反右倾斗争，安之同志没有顾及当时的“气候”，坦率地无所保留地把薄老讲话的观点，通过开会发言和个别交谈的形式基本上和盘托出，这就授人以柄，受到了严厉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下放到庆阳。后来平反纠正，先后担任正宁县委书记、庆阳师专党委书记。他于1988年早逝，使我感到惋惜和伤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