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都面临各地区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异，给整体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发展理论，一种是平衡发展理论，一种是不平衡发展理论。改革开放前，我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基本推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发展方式，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规划、统一的分配制度下，几乎在发展水平上呈现一种平均主义的均衡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不平衡理论占了上风，我国一度采取了从东到中到西的梯度推进模式，主张地区发展的战略重点逐步由东到西梯度推进。虽然，梯度推进战略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在实施梯度推进战略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进一步扩大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东西部差距的扩大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利的影响，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会产生消极后果。因此，适时调整地区发展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实现地区和谐的重大举措。
一、不平衡理论与梯度推进战略
1．地区发展的平衡理论与不平衡理论
平衡发展主要指在产业发展方面、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各地区间基本保持同步与平衡的发展。产业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的关联互补作用，主张在区域间或区域内平衡部署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即在区域间及其内部对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使工农业，轻重工业，一、二、三产业及原料、加工工业等各部门基本得到协调平衡的发展。
这种发展理论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对一般区域，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来说，不可能拥有推动所有产业和地区平衡发展的雄厚资金，且少量资金的投入也不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这一战略理论只能在区域经济成长到达一定的阶段和发展水平时或在一些面积较小的国度里，或在某一个地区方能采用，否则会分散财力、物力，降低投资效果，达不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不平衡发展理论主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针对平衡发展存在的问题，强调不发达地区不具备产业和地域全面增长的资金和其他资源（人才、技术、原材料等），因而理论上的平衡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根据不平衡发展规律，有重点、有差异、有特点地发展，而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进行发展，并认为在不平衡系统中总是存在着支配性的因素，它代表整体的行为。因此，在不同时期要选择支配全局的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发展经济，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区位条件优越的增长极地区进行，其他地区则可通过区域增长极的扩散效应而扩展。这种理论以赫希曼等为代表。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顺应了区域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在生产力布局的决策上对少数发展条件较好的点、地区或地带实行重点开发，逐步实现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转变。与分散投资而难以形成聚集效益的情况相比，这种方式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战略不急于追求地区间的经济平衡，而是将有限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按照回报率的高低投向对国民经济有决定意义和有最优经济效益的地区，从而带动全局。
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对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变有一定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的“区域成长”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成长的差异将会扩大，倾向不平衡成长，即区域发展差异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区域间不平衡的程度将趋于稳定，当达到发展成熟阶段，区域间经济水平发展的差异逐渐趋于缩小，倾向平衡成长，此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又构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是一种有时间变量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即所谓的倒“U”字型理论。区域经济成长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演变过程是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结果。在区域成长的初期，极化效应较扩散效应显著，区域经济差距呈拉大趋势，这种不平衡表现在生产要素首先集中在少数点或地区（增长极）上，使这些点或地区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益和发展。而在区域成长后期，扩散效应变得更为重要，聚集经济向周围扩散渗透，并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进一步缩小。
2．改革前期我国选择梯度推进战略
梯度推进战略是不平衡发展理论中较有影响的模式之一，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区域经济的发展盛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及转移，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各经济部门，特别是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由于较发达地区主要处于技术创新和经济繁荣的阶段，无论在经济或技术上均属高梯度地区。因而，新兴产业和高技术生产部门适宜于在较发达地区布局，而传统的产业部门，适宜于在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素质受到限制的欠发达地区或低梯度地区布局。
其次，由科技进步引致创新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思想以及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方法等，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因此，产业结构的更新，促使地区经济向高梯度发展和集中。
再次，产业结构的更新随着经济发展的时间推移和生命周期的衰退，逐步有次序地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多层次转移。首先是按距离远近向外围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的地区局部推进。总体范围推进则按梯度高低顺序，跳跃式地向周围扩展，首先向第二梯度地区推进，随着产业生命的盛衰，再逐步向处在第三、四梯度的地区推进。
第四，梯度推进过程，是在动态上产生的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产生经济向高梯度地区进一步集中，对周围地区起支配和吸引作用；又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也将造成地区间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梯度推进理论被引入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和区域经济研究中。不少学者把我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即从东到西依次递减，从而主张地区发展的战略重点也是逐步由东到西梯度推进。我国在“七五”计划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将我国经济发展区域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重点突出沿海地区的加速发展，这正体现了梯度推进的战略思想。
事实上，早在“文革”结束之后，我国的均衡布局战略同我国僵化经济体制一样受到了严重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均衡战略本身的缺陷。在我国推行的均衡战略，只着眼于人为的均衡，而不考虑各地经济的条件和优势，形成了投资在各地区的遍地开花、随意布点，资金分散使用，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效益的低劣。
二是苏联模式的逐步否定。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受到挑战。这种僵化的低效率模式被一些国家放弃，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提出各种“自治”模式，对市场经济表示了亲近。前苏联自己也开始讲改革，逐步否定由列宁开创、斯大林强化的这种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前苏联学者和政府官员尖锐批判盲目的产业布局和地区布局行径，指出“钢并不一定是优先的产业”，交通运输和日用品的生产应当被高度重视；西伯利亚垦荒的成效甚微，应当高度重视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改造，应当把投资放在大城市和有资源开发优势的地带。这说明前苏联对自己创造的均衡发展模式同计划经济一样开始持否定态度。
三是对我国实行30年经济体制和发展方针的全面反思。建国后，我国按“社会主义等于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加按劳分配”（实际是平均分配）的公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手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抓革命的方式促生产。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民生活改善缓慢，改革前竟有2.5亿人口处在贫困状态下。于是在我国出现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全面改革，开始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开战，先后出现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以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与方针，而且对产业结构也进行了轮番调整。与此同时，均衡布局的地区政策也受到了挑战，不得不反思和改革这一政策，不得不重新调整地区发展重点和产业布局。
四是世界经济主潮流的冲击。20世纪70—8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了两股巨大潮流：一股是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并向其他国家扩散，奉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越来越多；另一股是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全球泛起。超级计算机技术、光导纤维、遗传工程等基本的技术领域有许多新的发明、发现和应用成果。当时已经可以把普通的垃圾烧成灰烬得到热能，从工业废料中提炼汽油，利用天然气作汽车燃料，通过加工粪便建造电能“转化站”等等技术。世界新技术革命取得的越来越多的成就对我国传统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提出了挑战，对我国以人海战术方式实施的地区均衡发展战略也提出了挑战。
在我国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总战略目标的确定过程中，对地区发展选择什么样的战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步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国反思过去追求均衡发展、牺牲经济效率的教训时，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奉行的“梯度推进理论”进入了我们的眼界。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发展水平有多层次差异，投资效益是非均衡的。一般说来发展条件好的高梯度地区投资效益最好，优先发展高梯度地区，加大对这一区域资本、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的引进规模，安排重大开发项目，造成高梯度地带的经济增长极，然后逐步向中梯度区、低梯度区转移和辐射，逐步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
国际上利用梯度推进战略取得成功的例证是不乏的。美国从18世纪开始对西部和南部山区的农业开发就运用了此战略。美国的“西进”运动是建立在大西洋沿岸东北部工业优先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在向西推进中，先开发阿巴拉契亚山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带，后来又扩大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地带，在美国西进史上出现旧西部、新西部、远西部之别，反映了开发重点逐步推移的现实。20世纪30年代美国又把北纬37°以南的南部农业区作为开发的重点，二战后这一地带成为“阳光地带”。美国的梯度推进理论和战略的实践取得了成功。目前，美国经济的地区差异是比较小的，国内的特殊产业都得到了发展，地区间富裕的悬殊程度基本消除。英国的情况是南部富裕，北部贫困，也曾采取逐步推移的办法使南部的工业和技术优势向北部辐射，使北部的现代工业得到了应有的发展。法国也曾存在着东部与西部的经济差异，通过国土整治方式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德国在两德统一前曾确定重点开发地区，把开发地区分为三类：西柏林和东部边境区、落后农业区、一般困难地区。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也取得了明显的收效。澳大利亚、日本及东南亚有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曾采取优先开发高梯度地区，然后辐射和带动其他地区的战略，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国际上的梯度推进战略并不是一种机械的推移，而是一种相对的推移。一般是在开发高梯度区的同时，也注意对低梯度地区的适当发展。有的是在高梯度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是向中梯度区推移，而是优先向最低梯度推移；有的是在落后地区投资过量，发达地区反而出现衰落，而又采取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办法。总的看，梯度推移战略目的在于消除地区的经济发展反差，最终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
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教训和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从改革初开始，在我国事实上实施了梯度推进战略，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是这一战略的倡导者。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须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起来。”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外宾的谈话中继续强调，要坚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并且要求先富起来的地区要带动、帮助落后地区。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谈改革开放问题时，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观点。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是比较完整的地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他既指出了必须优先发展条件优越的地带，同时指出先发展地区要带动后发展地区，而到时机成熟时，又要重点开发次发展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对中国具体来说就是开发内地和西部。
国家为了实施梯度推移战略，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3年国家计委和统计局下发通知把中国经济地带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两大经济带。1985年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计划中，正式将我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家从政策、投资、项目及改革步伐等方面都把东部高梯度地区作为重点。
在建设项目和资金投入上，国家的重心倾向东部，从1987年至1989年，9000多亿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中，东部地区占50％以上；从1990年到1998年，基本建设投资共55692.315亿元，近3万亿投到了东部，西部只有几千亿。中央财政资金的分配和银行贷款优先考虑东部地区的开放城市，同时采取下放东部地区项目审批权，加快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