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艰苦奋斗勤奋工作的政绩观。毛泽东一贯教育共产党人和干部要不图虚名、踏实工作、艰苦奋斗、为民奉献。他在《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中批评了一些人的不良习气：“不少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麻木不仁。”他要求人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这是对那些只图虚名，不求进取，作风浮夸者的一记耳光。后来毛泽东倡导党员干部要用“愚公移山”精神对待革命和工作，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搞好一切事业。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一谆谆教导。对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绩观有许多新见解新发展。
一是求实创新。他针对“左”倾思潮横行时期，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不正之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并且经常告诫全党，对一切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干部是好干部，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好作风。他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更名为《求是》。与此同时，他把解放思想、反对僵化、锐意创新作为衡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导方针。他指出，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那是非常危险的。他号召干部“胆子更大一些，思想更解放一些”，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要等待现成的经验。在邓小平这一政绩观的引导下，党和国家干部中确实出现了一批求实创新的优秀人才，他们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是全面发展。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要求从能否促进发展的角度看待干部、选用干部。他针对一些人纠缠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提出了“不争论”的口号，并且提出了衡量是非的标准，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教诲干部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也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邓小平的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国防等多个方面。他倡导“两手抓”，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既抓经济发展，又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三是强国富民。邓小平尖锐批判“穷社会主义”理论，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主张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人民群众要“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动后富的，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他的主持下，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富民政策，使我国两亿多赤贫人口脱离贫困或实现了小康生活。他力主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走繁荣昌盛之路。他为国家强盛制定了发展战略，诸如科教兴国战略、改革开放战略、精兵之路战略。他对干部的要求就是为强国富民作贡献，成为社会强盛、人民富裕的带头人和领路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邓小平对干部强国富民的告诫，又进一步强调，党员和干部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
四是爱国爱社。他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社会主义旗帜作为全民族凝聚力的集中表现。他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他经常教诲干部和青年要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思想。他称自己是祖国的儿子，人民的儿子，一生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他要求干部必须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理论，尽管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必须看到这些地区也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只能在“一国”的前提下谈两制。我们的党员和国家干部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不管怎样创政绩，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能丢，否则就谈不上是好党员、好干部。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如上四个方面的政绩观，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新一代领导集体忠诚地坚持并贯彻落实了，在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的改革条例中，在廉政建设要求中，在党章的修改中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提出的政绩观。
同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新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对邓小平理论中体现的政绩观还有重大的发展。
一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它作为衡量党绩、政绩的根本指导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不仅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也是新时代干部必须遵循的根本政绩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共产党员首先必须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绩观，国家所有的公务人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来议政绩、创政绩，要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要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一切离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只创个人政绩的行径，只能给人民利益带来损失。
二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使干部创政绩的行为更具科学性和全面性。针对在发展问题上一度出现的片面认识和单一追求增长速度的偏向，新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各级干部要讲政绩，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离开了科学发展观，急功近利地去创政绩，这种政绩可能对协调发展带来有害后果，甚至可能成为败绩。
三是提出了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它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导思想。针对一些干部好大喜功、追求形式、贪图虚名和一些地方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要在全体干部中培育和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伊始，就提出了在全党和全体干部中开展“两个务必”的教育。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庆祝建党八十二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尖锐批判一些地方的不良作风。他指出：“现在有些党员干部思想空虚，意志衰退，抵御不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诱惑；有些地方和部门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以及各种消极腐败现象。”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第三次会议上深刻阐述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作风的重要性，要求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把求真务实的作风体现在各项工作中。
党的新的领导集体看出了干部和党员中存在作风问题的症结，及时提出了要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这对纠正一些干部的片面认识和不良作风、对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三、政绩观的误区及社会危害
千百万干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奔小康，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领导干部又获得了政绩，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可见，干部创政绩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目前少数干部在创政绩上出现了偏差，陷入政绩误区，带来了严重后果。这是必须加以警惕和纠正的。
目前一些领导干部在创政绩方面出现了四种值得研究的错误倾向。
一是政绩目标短期化。一些人急功近利，只抓短期指标，往往凭上级的好恶和自己眼前的需要制定政绩的评价指标和方法。有些地方用“小康达标”的办法评价干部的政绩，用“小康水平”已达百分之多少，来衡量综合政绩，诱导一部分干部用项目的数量来作政绩评价的基准，引进的项目多，吸收的外资多，创办的企业多，就算政绩多。许多地方为鼓励某一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制定“一票否决”的制度，除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外，还有五花八门的一票否决制，诱使一些人只考虑自己在任时的业绩，而不顾长远发展，主观地设计一系列“短、平、快”的项目或任务，放弃本地区本部门发展的长远规划。他们只讲今天，不顾明天，大量布建污染工业，破坏生态环境，大建楼堂馆所，盲目建立开发区、项目区、工业园，农田遭劫而收益甚少。他们的哲学是：为官一任，政绩最重；有了政绩，就会提升。
二是政绩评价指标的随意化。不少地方缺乏评价干部政绩的章法，更无什么科学的评绩标准。用一时一事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从而诱使一些干部把精力用在某一件创政绩的事情上，而不顾其他事关人民利益的大事。实用主义思想在政绩评价中占主导。为了某个政治口号和眼前的利益，往往把这类任务抬到中心地位，并且制定一些指标，要求干部去“达标”。一旦对上级的检查应付过去了，这些指标也就不提了。这时，领导又谋划新的政绩指标了。
三是创政绩行为的私利化。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为了在任期内干几件上级领导容易夸赞、群众容易看见的“实事”，竟然不顾急需要发展的项目，不顾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擅自将自己“领地”上的人力、财力、物力用来大搞某个形象工程，最显眼的就是建公园、拓政绩大道，甚至还有集中全县、全区财力修庙、修纪念馆、修展览馆的蠢举，美其名曰文化建设。这些人真正丢掉“权为民所用”的宗旨。
四是政绩监督紊乱化。创造什么政绩？创造了多少政绩？这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考核机制来鉴别和验证。目前，政绩的监督检查机构虽然很多，但是，能正确评价政绩的机构却很少。有些机构专门检查对上级会议的落实情况，一些单位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不得不推动文山会海来标榜自己的政绩。还有什么“经济成就检查”、“财务检查”和“学习检查”，多如牛毛，弄得下面喘不过气来。同时，也逼得下面编数字、编政绩。政绩监督行为的紊乱就诱导了一些虚假政绩的出现，而忽视了货真价实的政绩。这样的监督考核办法有百害而无一益。
由于上述错误的“政绩倾向”，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政绩误区，最常见的政绩误区有如下表现。
一曰GDP政绩观。由于多年来混淆发展与增长的界限，把GDP的增长速度和增长量作为考核一个地区发展的核心指标。从而促使一些干部把提高GDP作为创政绩的重要手段，一度出现今天拆房子，明天建房子，今天圈占农田，明天大挖矿山的行为。这一切都是为了GDP的增长，不管生态的破坏和对农民利益的侵犯。一些上级主管部门非常青睐能迅速“创造”GDP的干部，从而出现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怪现象。
二曰形象工程政绩观。这几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城市确实出现了一些档次高、质量好的标志性建设工程，如会展中心、大型立交桥、大江大河的公路桥、大型体育设施和游乐场。但是，后来许多标志性工程和基础设施工程都变味了，成了一些人创政绩的形象工程。一些地方和长官竞相建立开发区、工业园，修建体育中心、文化中心，少则耗资数千万，多则几亿甚至几十亿。有些地方甚至把星级宾馆和刚刚建成的体育设施一推而倒，重新修建形象工程。不少形象工程竣工后长期闲置，缺乏服务对象，实则劳民伤财。而搞形象工程的人对偏僻落后的山村从不问津，对那些大量失业和待业人员的痛痒从不过问。这样的形象工程虽然给一些领导在创政绩上立了汗马功劳，但对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却微乎其微。
三曰引资规模政绩观。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这是对的，可是，一些人为了创政绩却把招商引资引上了邪路。他们圈占大面积良田，制订出土地不要任何代价等所谓优惠政策，不作科学论证，不断引进高污染、低技术，且市场过剩的项目。这样的外资企业兴办之日，就是新亏损企业增加之时，是不良资产形成之时。一些人为了凑够招商引资的规模，竟把内资和本地私人投资挂上外资的牌子，建立了不少假三资企业。目前，一些地方的三资企业开工率不足50％，亏损率则超过了50％，正是这种政绩观导演的结果。
四曰文山会海政绩观。一些地方把文山会海作为推动工作的惟一方式。个别人为了创政绩就不断地设计五花八门的会议，制造千奇百怪的经验和典型，以此来为上级展示政绩。一些上级主管部门也公然把文山海的多少，作为考核政绩的指标，开的会越多，汇报写得越好，评价就越高，政绩就越大。群众对这种现象评价为：“会海滔滔、文山峻峭，领导的官运来到。”
五曰游山玩水政绩观。一些部门和单位在每年的工作安排中，总把出访、考察和学习作为工作的主要任务。他们携带公款，走遍祖国的万水千山；手持外汇，游遍国外的名胜古迹。回来后大谈学习体会，大做考察文章，而且与外地和国外进行生活享受方面的攀比，增置办公设施，大修楼堂馆所，模仿国外和外地的豪华气派。但真正学到的经验微乎其微，真是歪嘴和尚念邪了经。领导考察越多、气派越大，而群众的日子却越来越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