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盲人口数量依然很大，成为国家发展的沉重包袱。2000年，全国15岁及以上的文盲人口为8700万人，超过德国的总人口。从地区分布看，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超过15％的省、自治区有6个，其中西藏、青海、贵州、甘肃的文盲率超过或接近20％，即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文盲。
（2）国民素质竞争力过低。
中国现有国民素质处于世界上较低的水平。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IMD）的2002年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分析指出，中国国民素质竞争力基本结构中的“金融教育充分性”、“工程师适应性”、“信息技术技工适应性”三项，在列入统计分析的49个国家和地区中均处于倒数第一位。
公众科学素养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公众科学素养主要指公众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影响的基本了解程度。《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众中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1．4％。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共体国家的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比例就已达到5％，美国达到12％。因此，我国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我国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不同地区的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东西部公众的基本科学素养的平均差距大于文化程度的平均差距，西部公众对于与现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医学和环境科学相关的基本科学知识的素养水平明显低于东部。从不同职业看，农林牧副渔业劳动者、工交企业工人中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很低，不适应农业、工业技术升级的需要。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具有科学素养的比例也明显偏低，难以满足现代化政府效率以及公共管理效率提高的要求。
（3）教育的总体供给能力不足
教育的总体供给能力不足，集中反映在人力资源开发能力不强与教育发展能力严重滞后两个方面。
义务教育发展基础仍相当薄弱，巩固提高的任务十分艰巨。截止到2001年，我国尚有522个县未实现“普九”，覆盖了占全国总人口10％左右的地区。部分西部地区小学适龄儿童净入学率在96％以下，小学五年保留率最低的省份只有64％。若以2001年75％左右的9年义务教育按时毕业率估算，我国每年将有约500万初中生不能按时毕业，相当于小学新生入学人数的1/4。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平均按时毕业率分别为83．0％、78．2％和62．0％，西部比东部整整落后21个百分点，低于50％的省、自治区有3个，即宁夏、贵州和西藏。
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滞后，半数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受人口波动影响，近年来初中毕业生大量增加，而高中阶段教育发展速度却滞后于义务教育的全面推进。按照“五普”的实际学龄人口计算，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仅为41．3％，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云南、广西、海南、贵州和西藏5个省、自治区的毛入学率低于30％，最低的仅为13．6％。
2001年全国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为53．2％（低于高中阶段毕业生升学率12．3个百分点），表明有近一半的初中毕业生不能进入高中阶段教育，且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全国还有15个地区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最低的省仅为37．4％，比平均水平低15．8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人口大省。
未来5年高中阶段教育适龄人口将进入高峰期，从2002年起，我国初中毕业生将超过2000万。2005年15-17岁人口将达到7700多万人，给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带来新的人口压力。目前高中阶段教育容量不足，已成为制约劳动人口文化水平提高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时也使我国教育结构出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格局，产生了教育发展的结构性失衡。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与就业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我国教育偏重于系统的书本知识传授，人才培养规格过分强调学术性、研究性和规范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相对不足。这既造成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的脱节，更不利于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看，我国研究生教育比重太小，仍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群众的需求。2001年在校研究生仅占高校在校生总数的3．2％。71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在校研究生与本专科学生的比例仅为1∶4．84。而国际上一些著名高校研究生与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一般为1∶1或1∶2，与之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还存在巨大缺口。
高校学科专业比例失调。2001年工科类招生与上年相比，增长幅度仅为7．6％，远低于23．3％的平均招生增幅；第三产业发展急需的金融、外贸、会计专业在校生比例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下降了0．52、0．33、0．15个百分点，明显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第二、第三产业知识含量的发展要求。优质教育资源严重匮乏，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受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及教育总供给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教育总资源存在短缺，优质教育资源严重匮乏，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教育的需求。一些沿海发达城市，择校矛盾突出、乱收费屡禁不止，并带来教育腐败和办学非均衡化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甚至引发了教育违纪、违规事件，种种失范行为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5至25岁转移到城镇的农村人口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目前我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为15-25岁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非正规就业，他们或因家庭困难初中辍学，或因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或因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为了生存而进入城镇就业。他们本来属于高中阶段及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在转移中难以得到正规教育，也不易得到各种非正规、非正式的高中阶段教育或高等教育。
据对未来产业结构调整趋势预测，到2020年，将有近2亿农村人口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这一数量大约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1．7倍，如此大规模人口的教育水平得不到提高，意味着新增城镇人口和非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的面貌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善，这既影响到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和收入水平，也对城市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不利影响，并将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整体国民素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4）办学条件差，影响了学校的办学质量。
我国教育的供给能力不足还表现在，教育内部各种支持系统的能力不足，特别是受教育投入等因素制约，在办学条件改善上依然存在着诸多困难，致使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总体上还不能满足数亿人口接受教育的要求。
中小学校舍危房问题依然严重，初中超大班额比例上升。危房问题十分突出。2001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5917．1万平方米，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9％和6．7％。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8．1％和6．0％。受办学条件影响，2001年全国初中超大班额比例比上年增长了5．3个百分点。超过66人的超大班共有24．5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3％；在读学生约1619．0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5）教学基础设施落后，教育技术现代化程度较低。
学校教学设施中网络化、信息化程度非常低。2001年，全国小学和初中已建立校园网的分别为7266所和3714所，仅占小学校数和初中校数的1．5％和5．7％；全国中、小学生平均51人拥有一台计算机。在我国部分高校，人均计算机拥有量有限，尚有30％未开通校园网。而一些边远地区和山区学校尚未通电，根本谈不上计算机的使用。
国外一些国家的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程度相当高。1998年，美国小学连接因特网的比例超过了80％，中学比例超过90％，小学平均8人拥有一台计算机，中学平均6-7人拥有一台计算机。2000年，韩国所有中学都建立了校园网，5年内免除上网费，所有教室和教师都配置了一台PC机，普及了教育用计算机。此外，还向50万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了全额计算机上网费，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了5万台PC机，并免除5年上网费日。
高中与普通高校师资缺口达120多万人。在各级各类教育中，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师资总量不足，成为我国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2001年，我国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普通高校的生师比分别为21∶1、19．2∶1、16．7∶1、18．2∶1，部分高校甚至超过35∶1，明显高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
按照“十五”计划，高中阶段教育要达到60％的毛入学率，即使按照生师比18∶1测算，2005年教师队伍的缺口仍将达到116万，普通高校生师比按照15∶1的比例计算，教师队伍的缺口也将达11万。此外，教师队伍总体的学历程度偏低，文化素质不高与师资队伍数量不足，也是影响和制约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6）政府与全社会的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不够。
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各级各类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和社会教育经费的支持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投入的差距首先表现为政府投入不足。据IMD2002年世界竞争力年鉴评价，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额很低，在49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处于第47位。
据教育部及OECD、UNDP等机构的相关教育财政统计数据分析表明，2001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例只有4．83％，而OECD国家在1998年就达到了5．8％的平均水平，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6％、甚至达到7％；我国2001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3．19％，低于美国1997年2．2个百分点。由于中国GDP的总量与美国差距悬殊、人口又是美国的近5倍，所以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就更为明显。即使与1998年巴西、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4．63％、4．49％、4．27％的财政投入相比，我国2001年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也存在巨大差距。
2001年，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教育投入367元。其中，北京最高，为2844元，贵州最低，为177元，两者相差15倍。四川、广西、江西、安徽、河南、贵州不足250元，不平衡性非常严重。教育经费地区差距过大已成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义务教育经费中政府承担比例偏小。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应该发挥主体作用，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受种种条件影响，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2001年，我国义务教育总投入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只占63．2％；初中教育经费中，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小于60％，小学小于70％。而在1998年，OECD国家初等、中等及中学后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平均比例已达到了90．9％。1995-1996年美国初等、中等教育经费的97．6％来自政府投入。
教育投入的不足，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也影响了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直接带来的是大批低素质人口的积淀，使大量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进城转移青壮年丧失了再学习的机会，加剧了处境不利人群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现象。
3．3．2教育结构失衡
（1）劳动力人口文化素质过低，高层次人才极为紧缺。
200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80％以上仅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0．97％为未上过学或扫盲班文化程度，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者占11．95％，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比重仅占3．81％。
我国25-64岁劳动力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为82％，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0％，与1999年OECD国家同一指标的平均值69％相比，相差近3倍，与美国同一指标90％相比相差4倍。
我国7亿多庞大的从业人员中，高层次人才稀缺。2000年，25-64岁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仅为5．2％，1999年OECD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24％，超过我国4倍；我国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人才比重仅占1．38％，总人数尚不足1000万人。
（2）三次产业人员教育水平总体偏低，文化程度结构极不合理。
2000年，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79年，仅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半数以上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全国文盲、半文盲的90％以上集中在农村。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相当于初中毕业和高中一年级入学的水平。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1．6％，大专及以上人员文化程度的人员比例仅为5．9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79年，平均为高中二年级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9．6％，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仅为5．78％，研究生学历的比例只占0．41％。目前中国第三产业的人力结构只适应传统服务性行业的需要，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难以获得重大突破。
（3）各行业、职业人口学历层次较低，竞争能力不强。
我国各类行业及职业从业人员、管理人员、专业技术队伍整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在部分行业人员素质的国际比较中，我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与日本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日本农林牧渔业是中国的58倍，建筑业为5倍，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为1．5倍，社会服务业为6倍（表3．10）。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中国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呈现全面落后的态势。
2000年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2．24年，虽比1999年前提高了1．3年，但与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12．15年几乎一样；2000年，我国各级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各占1/3。这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对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的目标要求相差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