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农业相对收入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我们计算了三类地区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改革以来，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也经历了一个先上升，随后下降的过程。这个轨迹与城乡收入差距乃至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是一致的。这种情况表明，第一，随着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没有相应下降，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第二，在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这种结构不对称现象存在差异，因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东部最高，西部最低。第三，由于农村内部的差距是目前三类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上述差异也导致三类地区之间的总体差距。
8．3城乡就业冲突与劳动力市场转型
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户口制度构成城乡分割和保护城市就业的重要屏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职工职业的向上移动，形成大量的职位空缺，同时，经济成分日趋多元化，在非国有单位之外，形成越来越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些都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户口屏障的作用，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业选择是有限的，他们主要进入那些处于职业队列末端、城市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行业，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补充力量，由此也形成明显的职业分层。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以及国营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相当规模的城市劳动力从国有部门剥离出来，在非国有部门与自我就业市场上与外来劳动力形成直接的竞争，城市就业冲突现象不断凸显出来，本地劳动力往往把就业压力的增加，简单地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增加，以此形成越来越强的、不利于外来劳动力的社会压力。大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排斥现象日益突出，其突出表现，就是不少地区、特别是不少大城市纷纷出台各种地方性法规，限制没有本地户口的所谓“外来劳动力”进入本地劳动力市场。这是城乡劳动力就业冲突的一个强烈信号，它提出了很多法理上和经济上的深层问题，值得特别的关注。
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流动是调节区域以及行业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形式。一般来看，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人口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过程、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结构性剩余或短缺。人口增长过快或过缓，将改变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如果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能随之改变，将导致劳动力供求失衡，在市场信号中将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或下降，从而打破地区间或行业间劳动力价格的相对均势，导致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即流动。正是劳动力的不断流动，使劳动力市场趋于均衡。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排斥劳动力流动的一般规律，相关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建设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意义，在于通过市场的机制，实现劳动力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就业，实现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合理定价，而合理的人力资本定价又刺激良性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的形成，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转型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对转型劳动力市场的认识，都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极大地推进，但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程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也落后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其中，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户口制度至今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它是构成封闭城市和保护城市就业的重要屏障，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重要制度性因素，由于劳动力市场不能实现自由的流动，导致劳动力利用的效率低下，不能实现优化配置，影响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不能满足我国增加就业的政策目标和建立人力资本良性投资的机制。
10．4人口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人口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它包括：一是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二是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三是劳动力供给的质量。中国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在总量上呈持续增加的趋势，这意味着潜在劳动力供给数量不断上升。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创造出与之匹配的新增就业岗位，那么，就有可能加剧目前严峻的失业形势。在经济结构转型和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劳动力供给质量改善做不到与数量增长相一致，结构性就业和失业矛盾就更加突出。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乡劳动力市场在不断融合过程中也会出现摩擦和冲突，这进一步需要加快城市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步伐，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创造积极条件。
10．4．1人口转变与劳动力供给
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口计划生育控制，使得中国人口再生产用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类型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低于l0‰。然而，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其低速增长仍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就业压力。大量预测表明，未来20年是中国人口数量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16—59岁年龄组）由1990—1996年期间的6l一62%上升到1999年的63．2%。这种趋势将会持续到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直到老年化进程抵消了数量增长效应，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才会趋于下降。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由2000年的8．61亿上升到10．04亿，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715万人。据劳动部测算，“十五”期间，每年解决城乡新增劳动力和现有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城镇大约需要安排就业达到2200至2300万人，而每年新增就业岗位700至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1400万到1500万个，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人口结构转型也预示着未来二十年是中国开发和利用丰富劳动力资源的黄金时期。随着人口年龄化结构加速发展，到2050年逐步过渡成典型的老龄化社会。
为了做好老龄化社会的充分准备，迫切需要解决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否则，就会把失业所造成的养老等社会问题带入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到205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异。人口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既然城乡之间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反映在人口结构变化的特征上。从表10—1可以看到，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呈现少儿年龄人口比重减小和老年化加快的趋势。但是，城市和农村在上述两个主要人口结构变动上的进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城市与农村相比，更具有未来的人口结构特征；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略有提高的同时，城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已有下降趋势；城市老年化进程快于农村。
8．4．2人力资本差距与就业
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在城乡之问存在着较大差距。1985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6年，仅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4年，相当于高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到2000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7．7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而同期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2年，相当于高中毕业生的文化程度。
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巨大差距，既是历史遗留的产物，也是长期以来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以及资源投入在城乡之间的不均等所造成的。中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长期徘徊在2．0—2．5%之间，低于世界3．6%的平均水平，更低于中等收人国家4．4%和高收入国家5．7%的平均水平。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城市优先政策造成了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分配。1998年，全国农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有1．23亿人，占当年全国该类学生数的65%。但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占全国基础教育投入的比重却小于这个比例，仅为56%，占全国整个教育投入的比重也仅为27．5%。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生均预算内经费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决定了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才能满足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表10—2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在向乡内、县内乡外、省内县外流动和转移就业过程中，初中文化程度占转移劳动力的60%左右，构成农业转移劳动力的主体部分。由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能够较容易在本地就业，这些农村劳动力占转移劳动力的比例并不高。
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差别，对其就业的稳定性和劳动报酬高低有较大的影响。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比较容易获得较好报酬的职位，失业的风险相对较小；拥有较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获得劳动报酬相对较低，在经济结构调整往往处于不利于的就业地位，失业的概率较高。
从1999年城镇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看，不识字比例为0．6%，小学为7．7%，初中为53．1%，高中为33．9%，大专以上只有4．7%。农村劳动力流动统计数据和城镇就业数据也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获得劳动报酬也相对较高。如1998年农村转移劳动力按受教育程度分组依次获得的人均收入分别为：大专以上6823元、中专5771元、高中6260元、初中5784元、小学5578元、文盲4756元。
8．5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未来二十年内将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按照联合国人口署的数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53．4%，到2030年为59．5%。这个预测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城市化速度，因为它所预测的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2%，低于36．2%的实际水平。按照“十六”大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扣除人口增长因素，届时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左右。按照常态经济发展的城市化水平测算，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大致接近60%。这样，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4．6亿上升到8．3亿，增加3．7亿。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聚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地点和职业角色随之发生变换。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乡劳动力就业磨擦问题开始出现。面对着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以及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对城市就业造成的压力，政府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提出“打破城乡分割体制”的就业原则，但是在处理城乡就业问题上面，地方政府大多采取城乡分开，分而治理的办法。在城市，政府限制农民进城。尤其是在大城市，政府通过行业限制、限期清理等政策压缩农民工。同时，对下岗和失业的城市职工提供失业保险和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在农村，政府通过扩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扶持产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鼓励农民就地转移和回乡创业。
短期内，城乡分开处理就业办法对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就业压力有一定作用，但这无助于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培育和建立。实际上，城乡就业问题与城乡经济失衡直接相关。城市失业问题加重关键是城市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没有市场销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领域，造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不前，抑制了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增长，无法为城市工业品提供市场。城乡经济缺乏良性互动，农村消费市场增长缓慢，相对萎缩，城市工业品销售困难，失业增加，进一步排挤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导致了城乡经济进一步失衡的恶性循环。
城市劳动力市场开放缓慢，也具有在城市利益保护背景下的社会舆论基础。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曾被视为“麻烦制造者”和城市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固然，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确实对城市道路交通、供电、供水带来了一定压力，加大了城市社会的治理工作。但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一方面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城市就业体制改革和就业机制转换。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市场力量在配置劳动力资源，并已形成不可逆转的态势。它实际上是对两种户口、身份制度的冲击，蕴含着对平等就业权利和发展机会的追求，客观上要求实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对与户籍相联系的一系列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取消限制和排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诸多不合理政策和规章，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
解决城乡就业问题，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从供给角度看，政府在数量上短期内无法调节，但可以在劳动力素质上进行调节，即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进行开发和利用。从需求角度看，政府可以采取就业创造战略来促进就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一方面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矫正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和分割，如实行城乡劳动力市场通开、消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采取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政策等等，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从二元分割走向一体化。
8．5．1户籍制度改革与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