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晚上道士来访。道士孤独无援，起初强硬提出，300两少1钱都不行，最后还是以50两成交。（在这天日记的上栏小标题上记有”又购入唐经200件“。但是估计这天的交易是指2月2日交涉过的200件经卷的价格。）[译校者注：2月2日应为2月3日。]
2月6日，下午2时，离开敦煌。
（《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李丁陇（1905—1999）
原名玉声，出生于河南新蔡，祖籍甘肃陇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八法草堂总堂理事长。1937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被刘海粟誉为”第二‘八大山人’“。先后任《艺阵》月刊社社长兼主编、伉俪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教授等职。1937年秋，来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历时8个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宏大浩繁的《极乐世界图》临摹草稿和一百多张单幅画，以及许多飞天、藻井、佛手图案和大量草图。《在敦煌八月》诗中写道：“纷纷大雪路茫茫，零下二十到敦煌。水土失常病侵体，火种须续夜焚香。莫高不畏君子顾，洞矮最怕狈狼狂。树干暂当攀天梯，干草施作铺地床。青稞苦涩肠不适，红柳烧饭泪成行。”；“骨瘦如柴人颜老，发乱似麻可尽量”；“半载不务粟瓜菜，长天口福饼牛羊。衣服多洞雪来补，棉袄作裳我平常。”1939年6月，完成了临摹计划，离开敦煌。12月在西安举办“敦煌石窟艺术展览”，其中高2米、长15米的《极乐世界图》和长30米的《千乘千骑图》巨幅长卷使人们大开眼界，画展在西安引起轰动。1941年，又在成都和重庆展览。在多次展出的同时，李丁陇极力呼吁保护敦煌文物。经过多方不懈努力，1943年终于正式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1944年，李丁陇再次赴敦煌，对第一次所临摹的画进行复核和编号，同时，还临摹了一批新作品。1946年、1948年，李丁陇先后在兰州、南京、上海等地再次举办临摹壁画展，对倡导和推动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起了良好作用。敦煌艺术对他的画风影响很大，巨幅长卷《成吉思汗远征图》、《白骏图》、《黄泛写生图》、《开国大典》以及临终前才完成的200米长的《和平世界图》等，无不融有敦煌画风的精神和技法，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他出版的著作有《丁陇画纲》、《画马技法》、《统计制图学》、《八法大纲》、《李丁陇书法气功》等。
张大千（1899—1983）
四川内江人。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又名季爰，别号大千居士。九岁始习画。1916年赴日本，入京都公平学校习绘画及印染工艺。1919年回上海，从李瑞清与曾熙习诗文书画。后一度出家为僧，法号大千，未几还俗，以法名行。1933年任中央大学国画教授。1934年辞职，游日本。1935年重任中央大学教授。1941年访敦煌，临摹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壁画，历时近三年，完成作品百余幅。全部临品与原画大小相同，形象完整，色彩艳丽。这些临品曾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展出。在敦煌期间，还把三处石窟做了统一编号（一般称作“张大千编号”），并详记莫高窟各窟内容，成《莫高窟记》。又购买或挖掘到部分敦煌文书，至五十年代散出。1948年冬移居香港。1949年侨居印度。1952年迁居阿根廷。1953年移居巴西，留十七年。1969年徙居美国旧金山。1978年迁台北。从1924年起，曾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画展。临幕作品辑为《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张大千先生敦煌壁画摹本》、《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等。又有《张大千画集》、《张大千画选》、《张大千九歌卷》、《张大千书画集》等。
1941年春末，张大千携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徐悲鸿的学生孙宗慰从四川出发，取道兰州、张掖、酒泉到达敦煌。张大千为千佛洞中万堵丹青、千座彩塑所倾倒，原定考察三个月，旋即改为半年，遂又改至一年，后来他倾家荡产，一呆就两年多。由于此次敦煌之行全是自付费用，为支付偌大的开销，他除了卖掉自己的大量书画和许多珍藏的古书画之外，还为之举债达黄金5000两之巨，由于人力不足，他曾致函蜀中门人子侄等往敦煌相助。谢稚柳、肖建初、学生刘力上、侄子张化德随即来敦煌参加壁画的临摹工作。同时，他还征得马步芳的同意，从青海聘请昂吉、三知、小乌郎、格郎、杜杰林切等六位藏族画师参与临摹。近三年的时间里，除清查了敦煌地区文物分布情况外；还与工人窦占彪、李复一起完成对莫高窟300余窟的编号工作，并将编号工作延及党河南岸的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北峡口等石窟。临摹各处石窟中的十六国、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西夏时期的壁画精品约300幅，其中大者逾12丈之巨，小者也2尺有余。消耗画材不计其数，单石青、石绿、硃砂等昂贵的矿物质颜料就用去了数百斤。在编号及临摹之余，完成一部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与此同时，他还向当时政府的有关方面多次提出建议，要求把莫高窟收归国有，并迅速建立管理机构，施行保护措施。1941年10月于右任、高一涵在甘肃军政官员陪同下视察河西走廊，来敦煌，至莫高窟，张大千陪同参观并作详细介绍。饭间，张大千对于右任先生说：“我张大千是一个小小百姓，只是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四处奔波，你是政府要员，有责任出来为保护我们祖先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说几句话啊。莫高窟是国宝，给斯坦因、伯西和之流的外国人明目张胆的偷、抢。把我们国家的国宝偷运到英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我作为一个中国百性，怎么不感到羞辱？！”
1943年5月初，张大千告别莫高窟去榆林窟，至6月中旬，榆林窟的临摹工作结束，10月返成都。
（《敦煌学大辞典》）
夏鼐（1910—1985）
浙江温州人。字作铭。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并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1943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44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向达等对敦煌等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获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等。撰有《新获之敦煌汉简》、《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年代》、《敦煌考古漫记》（1—3）、《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等，参与主编《敦煌莫高窟》，与宿白、金维诺等共同主编《中国石窟》；还著有《考古学和科技史》、《中国文明的起源》等；主持编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等。
（《敦煌学大辞典》）
谢稚柳（1910—1997）
江苏常州人。名稚，以字行，号壮暮生。擅长水墨画，山水、花鸟、人物兼善，工笔写意同工；亦专书法、书画鉴定，于经史诗文亦有研究。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并举办个人画展。1942年至1943年在敦煌莫高窟作研究，进行文字记录和临摹北魏至隋唐的壁画；当时张大千已在石窟临摹壁画，他们经常交流切磋。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建国后，历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顾问，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顾问等。著有《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水墨画》、《鉴余杂稿》等。
（《敦煌学大辞典》）
常书鸿（1904-1994）
浙江杭州人。满族。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1932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36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同年起任北平艺术学校教授。擅油画。1943年2月到敦煌，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先后任该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1983年起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对敦煌石窟保护和敦煌艺术的发扬多有贡献。论著有《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中的历代人民生活画》、《敦煌莫高窟艺术》及《敦煌彩塑》等。在莫高窟临摹壁画多幅。1990年11月曾在日本举办常氏父子画展。
常书鸿先生是我国著名画家，敦煌学家，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始人，被誉为“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神”。
1935年秋，常书鸿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滩上看到法国人伯希和写的《敦煌千佛洞》一书，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半年后，他毅然回国。1942年，在有关爱国人士呼吁下，国民党政府责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3年春，常书鸿率辛普德等人历时月余从兰州到达敦煌。1944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常书鸿任第一任所长。他先后从重庆、成都等地聘请了一批专家来敦工作。同年秋，常书鸿接来妻子儿女。1945年春，常书鸿家庭发生变故，其妻陈芝秀抛下他和幼小的儿女离开敦煌。抗战胜利了，常书鸿接到教育部关于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命令。艺术工作者纷纷离去。常书鸿于1946年底，携儿带女前往重庆。路过兰州，他和女儿常沙娜举办了父女画展。在重庆，他接触了向达、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不少要人，见到了刚从延安参观回来的傅斯年（时为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傅斯年遂决定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改隶为中央研究院。1947年，常书鸿再次返回敦煌时，不仅有了经费、设备，还从四川、兰州罗致一批人才，其中包括段文杰、霍熙亮、郭世清、凌春德、钟贻秋。同年，成都四川省立艺专、重庆国立艺专又向敦煌艺术研究所输送了一批年轻师生，其中有孙儒、史苇湘、欧阳琳、李承仙、黄文馥。8月常书鸿与李承仙结为伴侣。
为避免莫高窟文物人为与自然破坏，1943年常书鸿带领研究所的人员花了十个月的时间砌围墙、修路、植树、补甬道、栈桥，整理洞窟，组织调查各个洞窟，给洞窟再次编号、命名。他们将张大千的“之”字形编号顺序翻过来，并将其编号时附于大窟的小窟、耳窟一律独立出来，另行编号，共编465号。编写出一套石窟内容的说明牌。1948年8、9月间，由600余幅临摹的壁画组成的《敦煌艺术》在南京、上海等地展出，引起强烈反响。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1950年，常书鸿接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指示：带历年完成的全部壁画摹本前往北京展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4月6日，敦煌文物展览会在故宫午门城楼上展出。1951年10月到次年1月，应印度、缅甸两国政府邀请，常书鸿随文化代表团访问两国，并作学术报告。1951年起，敦煌文物研究所成为文化部文物局的直属机构，研究所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思想指导方面均得以加强。1952年，常书鸿组织有多年临摹经验的6名工作者开始整窟原大原色的临摹工作。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一幅5×12米见方的第285窟摹本。1956年，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底到1958年初，常书鸿任团长率敦煌艺术展览工作团一行4人访问日本，先后组织在东京和京都进行艺术展出。
1951年起，莫高窟保护工作的重点从防止人为破坏转到防自然的毁损防治方面来。采取治本与治表相结合，临时与永久相结合，由窟外到窟内逐步进行抢修和加固。1959年常书鸿提出的加强保护石窟群的壁画和彩塑、防止石窟崖层上鸣沙山向前移动危害石窟寿命的建议得到文化部重视，莫高窟进入全面抢修时期。1963年，国务院宣布莫高窟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同年，抢修工程启动，1966年，这次史无前例的全面加固工程结束。与此同时，在常书鸿的主持下，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也卓有成效。组织完成《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等书的搜集、整理、编辑工作。出版了《敦煌壁画艺术》、《敦煌彩塑》。
敦煌研究所在以前发展的基上进一步拓宽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领域。从美术、壁画故事、壁画经变、窟前遗址考古、石窟时代断年、所藏文书整理等方面均开展了探讨。配合研究，还连续组织举办了30多次学术讲座。“敦煌文物研究所学术气氛之浓，于兹为盛。”
“文化大革命”期间，常书鸿本人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都受到冲击，大家艰难地捍卫着莫高窟。1971年恢复所长职务。1973年，常书鸿在兰州写诗一首以言当时之志：
危岩千窟对流沙，卅载敦煌万里家。
金城长夜风吹雨，铁马丁当入梦涯。（注：兰州一名金城）
1981年8月，邓小平在王任重陪同下视察莫高窟。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为敦煌艺术奋斗了近40个春秋的常书鸿举家迁往北京。1994年7月，常书鸿逝世。
（《敦煌学大辞典》）
史苇湘（1924—2000）
四川绵阳人，1948年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到敦煌莫高窟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历史、敦煌艺术理论、敦煌佛教艺术史的研究。历任敦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资料中心主任。临摹敦煌壁画三百多幅，出版各类画册、专著资料辑录等十余种，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其中“敦煌历史年表”、“石窟内容总目”等成为敦煌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他提出了敦煌本土文化论、石窟皆史等一系列理论，成功地运用艺术社会学研究敦煌石窟，参与多部有关敦煌图书图版说明的撰写，为敦煌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