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古人曾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至理名言，其中有这么一条：
人生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是诚挚的；然而事物的表面与内在是不完全相同的。
读者诸君，由于数学是测量人生问题的惟一公平的尺度，让我们调整我们的话题，使之在数学工具的支持下更加有说服力：２＋２＝４。数字——还有数字之和——支配一切，可以为一切争议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如果是数学家也许会反驳：“哼，不对，年轻的先生们！我是说，人生是所有生命的综合体，它实实在在象征着各种物质的实实在在。那么我们再来考虑这个命题：为什么事物的表面与内在不一致呢？这又作何解释呢？”
可是这是异端邪说，而不是诗。我们追求代数这位甜蜜的仙女，我们将引导你去拜访那位永远是你捉摸不透的未知数领域。
本世纪初，塞普蒂默斯·金索尔文是一个居住在纽约的聪明的家伙，首先发现面包是用面粉制成，而不是用期货交易中的小麦制成的。鉴于面粉产量不足，而证券交易所对生长期中的小麦未见有什么可察觉的影响，金索尔文先生便通过一系列措施成为了面粉市场的垄断者。
结果是这样：当我们无论是谁，在什么时候购买一块五分钱的面包，你必须多付两分钱，这钱就进了金索尔文先生的钱包，然而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第二个结果是，当金索尔文先生洗手不干了的时候，他所赚的钞票也足以让他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生。
当金索尔文先生的面包原料的数学实验正在进行的时候，他所赚的钱正供他的独生子丹在美国哈佛上大学。丹在假期中回家，发现那位老绅士穿着一件红色晨衣，在住宅附近的休闲广场上悠闲地读着小说。他已经可以不用那样忙碌了，他从买面包的人手里多赚的两分钱，如果一个接一个排起来，可以绕地球十五圈，或者可以像雪一样在纽约的天空中不停地飘上几个月。
丹热情地拥抱了年老的父亲，就匆匆赶到格林威治村去会他中学时代的好朋友——表匠肯维兹。丹认为肯维兹是最棒的。肯维兹脸色苍白，头发乱乱的，神态紧张而认真，有数学头脑，而且对朋友很讲义气，慷慨大方，有社会主义思想，是寡头政治的天敌。他曾经也受到过高等教育，现在在他父亲公司里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丹总是面带笑容，快快活活，脾气好，无论对方是谁，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他脸上的微笑永远都不会改变。这两个人性情截然相反，聚会时却很愉快。短暂的聚会后，他们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岗位。
又过了四年，丹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且留学欧洲两年之后，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他到格林沃德他父亲老金索尔文极其气派的墓地上恭恭敬敬地鞠了几个躬，看到了父亲的遗嘱，然后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极为有钱的人，但他认为最好还是来找一下他的朋友吧！
肯维兹卸下嵌在眼睛上的放大境，从一间昏暗的后房里把父亲喊了出来，告诉自己去接待朋友了。他同丹坐在华盛顿广场的一张长凳上。丹和以前一样英俊健壮，带着庄严的神情，但随时随地会转成笑容。肯维兹也比以前更精神，更有哲学思想。
“有些事情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丹最后说，“我是从明显的法律文书中一点一点弄明白的。可怜的老爹遗留给我大量的钱和证券，简直称得上是天文数字。我听说这些钱来得并不是特别的正派。你学过经济学，肯维兹，你知道什么是垄断，什么是老百姓，什么是“章鱼”，什么是劳动人民的权利。对于这些，我实在无从下手。我在大学里从未接触过这种东西。可是我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的劳动人民的血汗钱，我的心里非常不舒服。我真想把钱还给那些花了太多的钱买面包的人们。当然，我的财产也许会一下子少得可怜。可是我很想同他们把账结清。你帮我解决一下吧，你总是很聪明。”
肯维兹的两眼闪闪发亮，他的瘦削睿智的面孔现出嘲讽的神气。他冷冷地抛给丹一句话：
“你办不到！”而后，他又补充道，“对你们获得不义之财的一种惩罚，就是当你们真正忏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丧失了赔偿或补偿的能力。你今天能够这么想，作为朋友，我非常开心，可是一切都无法挽回。那些人被抢走了他们宝贵的钱财，要纠正这种坏事为时已晚。你的那些财富起不了多大作用。”
“当然，”丹点起他的烟斗说，“我们不可能去把钱一分一分地还给每户人家甚至每个居民。买面包的人一向多得不可计数。他们的口味很古怪。我从来不特别留意面包，除了一种带干乳酪味的烤面包片。也许我们可以找到某一些人的住址，把老爹的一部分钱送回到它的来处。假如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会好过些。我可不希望再见到人为面包多花一分钱了。要是烤龙虾或者炸螃蟹什么的涨了价，那倒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想想办法看，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慈善机关多的是。”肯维兹不假思索地说。
“那很容易，”丹说，“也许搞一次公益建设会是个不错的主意，或者向一家医院赠送一块芦笋苗圃。可是，但这似乎并不符合所出比所得的规律。我要弥补的是面包上的短缺。”
肯维兹的细手指飞快地动着。
“你可知道，要拿出多少钱来偿还面粉垄断期间买面包的人的损失？”
“我不知道，”丹说，“但我想我的资产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即使你有一百个一百万，”肯维兹大声说，“你也不能补偿已造成的损失的千分之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根本无法改变。从穷人的干瘪的钱包里抢走的每分钱都能叫他们受的害翻到一千倍。你不理解这个道理。也许你惟一能做的就是祷告，但你无法做一丝一毫的实事。”
“别灰心，哲学家！”丹说，“以大补小，还怕办不到？”
“绝不可能，”肯维兹重复了一句，继续说，“我给你举个例子，看看怎么样。托马斯·博依恩在瓦里克街那边开了家面包铺。他主要将面包卖给贫穷到了极点的人。如果面粉涨价，面包也就必须提高价格。他的主顾穷得买不起，那博依恩的面包铺子只好关门，他赔掉了一千元的资本，那是他的全部财产。”
丹·金索尔文向公园长凳狠狠击了一拳。
“我接受这个例子，”他喊道，“带我到博依恩那里去，我要给他所失去的一切，还要加倍偿还他。”
“开支票吧，”肯维兹一动不动地说，“然后再开几张来弥补一系列后果。第二张支票要开五万元，博依恩破产以后发了疯，他由于发疯而毁坏了许多东西。那笔损失值那么多。可博依恩永远也无法再活过来用这笔钱了。”
“我们就抓住这个例子，”丹说，“我在我的救济名单上没有看到任何保险公司。”
“下一张支票你开十万元。”肯维兹接着说下去，“博依恩的家人只好去偷东西来维持生活，后来被告上了法庭。在经过三年的司法查证之后，上星期他们被宣判无罪释放。为查清这个案子，多少人力、财力被花光了。”
“不要跑题了，谈面包吧！”丹不耐烦地喊道，“政府不必干涉面包这个行业。”
“这个事例的最后一项是——走，我带你去看。”肯维兹说着站起身来。
这位精明的大哲学家越说越起劲。他天生是一个爱捉弄百万富翁的人，他对金钱似乎永远是敌视的。他会一口气告诉你金钱不过是邪恶和腐败，而你的崭新的表需要擦洗并更换新齿轮。
他带领丹走出广场，朝南走进那条破烂穷困的瓦里克街。选择了一个几乎要倒塌的楼房，爬上一道窄楼梯。他敲了敲门，一声清亮的嗓音招呼他们进去。
房子里空空的，一个年轻姑娘坐在那里踏缝纫机。她微微向肯维兹点了点头，看得出来他们很熟。一小道阳光穿过肮脏的窗子照在她浓密的头发上，显出古代铜盾牌的颜色。她仍然看着肯维兹，似乎是在询问他们的来意。
金索尔文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位美丽的女郎，在寂静中他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此后，他们进入了这宗事例的最后一个项目。
“这个周的工作量大吗，玛丽小姐？”肯维兹问。一大堆灰色粗布衬衫堆在地板上。
“将近三十打，”年轻姑娘愉快地说，“我的工资一定会大幅提高的。我有进步，肯维兹先生，我得好好使用这一次的工钱。”她的眼睛转向丹那边，亮晶晶的，很温柔，马上又害羞地转向了一边。
肯维兹格格地笑着，像一只老鸡。
“博依恩小姐，”他说，“让我来介绍金索尔文先生，他的父亲便是面粉的垄断者。他说他愿意做些什么来帮助那些因为那件事而生活困难的人。”
姑娘的笑容僵住了。她站起身，手指指着门。这一次她直视着金索尔文的眼睛，是冰冷的，简直让人心寒。
这两人下楼又走上瓦里克街。肯维兹让他的悲观主义和对“章鱼”的怨恨尽情发泄出来，并不时地添油加醋，对丹更加彻底地发泄。
丹好像在用心听着他的话，然后转过身同肯维兹热烈握手。“我很感激你，肯，老朋友，”他说，“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的朋友！你的精神一定接近崩溃了！”表匠喊道，他的眼镜也在地上摔得粉碎。
两个月以后，肯维兹走进了百老汇一家大面包铺，他带着一副金丝眼镜，那是他替店主修理的。
当肯维兹走过的时候，一位漂亮的夫人在同一个面包销售员对话。“这种面包每个一毛。”店员说。
“我在住宅区买一直是八分一个。”那夫人说，“你给我包好，我必须得离开了。”
声音很耳熟，肯维兹停下脚步。
“肯维兹先生！”那夫人热心地喊道，“见到您真高兴！”
肯维兹正想运用社会主义的和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她的漂亮的皮毛围巾，以及在旁边等候着的马车。
“哦，博依恩小姐！”他说。
“还是叫我金索尔文夫人吧，”她纠正道，“前几天，我和丹结婚了，下个星期，我们要去度蜜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