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文学的一种倾向
周新民
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中一股重要的文化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广泛传播，并影响到了文学创作。苏童、叶兆言、余华等作家的先锋艺术试验的冲动逐渐消退，而张承志、张炜、史铁生、贾平凹、陈忠实、刘醒龙等一批作家，均明显地转向文化保守主义。他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来呼吁人文精神的重建，寻求人的终极性价值，抵制现代化的工具理性对人的压制和异化。在这些作家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儒家文化），在本质上不再具有封建意识形态性质，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神圣性、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就像杜维明所概括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种人文主义，是入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但是又不是现实政权势力的一个环节，有着相当深厚的批判精神，即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第298页。）杜维明的思想正是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再认识的一个缩影。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遭到激烈批判、被视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到了90年代，在新儒家那里，其性质已经完全发生了蜕变：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具有浓厚封建意识形态的文化，而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超越了具体历史阶段和历史情景的文化符码。
90年代以来的一些中国作家正是秉承和新儒家一致的思维理路，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的笔下，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毋庸置疑，中国作家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在皈依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有着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中国90年代以来的文学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在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性价值，抵抗现代化的工具理性的同时，在历史观上出现了偏移，表现出对文化史观的皈依。
文化史观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历史观。文化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不过就是文化的历史。
它宣扬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的、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东西，它甚至超越了政治以及经济等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它认为是文化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基本面貌，并且以它的不同类型来区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这种文化史观强调文化的历史传承，而忽视了历史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将中国传统文化当作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终极性价值。
在中国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文化史观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认同，特别是在历史题材的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在一些表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中，对历史人物作抽象的文化理解，过分地褒扬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以现代文化眼光来烛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这在历史小说《曾国藩》中的表现最为显著。
《曾国藩》一书将曾国藩当作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伟人来塑造。作者在对曾国藩形象的刻画上充分地展示主人公的儒家文化人格。但是，作者并没有从历史理性的角度来审视曾国藩的儒家文化人格。在清王朝面临崩溃的历史阶段，曾国藩的确干出了一番事业；但是他绝对谈不上是一位在历史长河中永存的伟大人物，他所极力维护的是代表落后生产力的晚清王朝，他只是一个没落王朝的忠臣良将：在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王朝，无可奈何地以传统文化价值来完满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实，他身上沉淀了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负面因素。
首先，从曾国藩的功名来看，他镇压太平天国、开江南科举，办津案和办洋务等功业，似乎是完成了中国传统文人和士子的终极理想，但是，他所倚重和忠诚的王朝已经不能代表历史发展和前进的方向，他的那些功名和成就有不少恰恰背离了历史的发展。作者在处理曾国藩的儒家文化人格时，显然忽视了这一基本的价值批判尺度，因而对曾国藩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发展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展开不够。事实上，作者对曾国藩这个悲剧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最终是失败的。其次，小说着重表现了曾国藩的理学原则，强调了他阳儒阴法中儒家原则的一面。但是，在杀李秀成、杀韦俊事件等上，作者在渲染曾国藩的权术时，缺乏以现代个体价值去审视曾国藩的眼光，因而无法表现出震撼人心的美学效果。从总体上看，作者对曾国藩的描写，明显缺乏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来透视，也没有挖掘出在曾国藩身上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张力。由于作者过分同情地、褒扬式地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历史进程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展开。
《曾国藩》显然是要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寻找一位完美的体现者，但是，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时期——清王朝末期——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即将崩溃、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将诞生之时，一个代表了旧的生产方式的文化价值的人物，即使完美地实现了其价值，最终不过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沿着《曾国藩》的思维模式，有些文学作品甚至走得更远，在臧否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进一步抽空了具体的历史环境，用抽象的文化概念代替了历史理性的尺度。如《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小说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勤政爱民的古代帝王形象。小说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这些帝王的“丰功伟绩”，包括抵御外敌、革新吏治、经济改革等大手笔。同时，也插入了一些帝王像普通人一样的爱恨情仇。客观地讲，这种描写只是把帝王放在一般性的历史人物高度，塑造了血肉丰满的普通人物形象，而忽视了帝王在历史发展中特有的责任。帝王的社会角色决定了评价帝王的价值尺度，那就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是大非上，看他们是否能在历史发展的方向上，推动历史的前进，而绝非仅仅以一个普通人的价值尺度审视他们。《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小说在津津乐道地展示了各位帝王的文治武功时，显然忽略了这样的重要历史背景：在上述帝王生活的历史时期，正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时期，西方社会已经全面地进入到现代化历史阶段，人的价值得到了确立，现代社会制度形成，法制思想也逐渐普遍地深入。可是，同一时期的各位中国封建君主却还沉浸在农业文明之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外来先进文明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中国自17世纪以来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归溯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的上述政策的钳制。但是，我们很遗憾地发现，小说对这些问题明显地缺乏历史理性的关注。这些文艺作品对帝王有失偏颇的评价，其历史观明显地偏移向文化史观。所造成的恶果，就是无法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人物、事件，对历史缺乏应有的价值评判。
在90年代以来，文化史观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一些文学作品在反思中国现代革命史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参照，来重新叙述中国现代革命历史。在90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叙述中国革命史，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上来叙述和展开的，以《红旗谱》为代表的“红色典型”，建立起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叙述的基本模式。但是，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这种中国革命历史的叙述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新的叙述模式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