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人们都才四五十岁，正值事业蒸蒸日上的盛年，然而都被迫离开北京，离开单位，被迫放下手中的专业，被下放到丹江这个远离首都的地方，天天开会种菜，无所事事。岁月在流逝，专业在荒废，国家在动荡，亲人在分离。何时能回北京？何时能回单位？何时能重操专业？何时“文革”会有个结果？一切都遥遥无期。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里消耗生命，更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里结束生命，客死他乡。谁都盼着能够早日回北京，但谁都不能说出来。就连我们这些孩子都十分清楚回北京是一个绝对禁忌的话题。
金家的偷盗案最后破了。破案的情节十分戏剧性。一天，在一个与分校毫不相干的默默无闻的小山村里，一位默默无闻的下放知青手里拿着一本小巧精致的《毛主席语录》参加一次通常的政治学习。这位知青很露了一次脸，因为所有参加学习的人都十二分地羡慕他有一本精巧珍贵的《毛主席语录》。他很得意。然而当晚，几名精干的警察就将他及箱子里的有关物品请到县公安局，连夜突审。在强大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治攻势和确凿的证据面前，那位知青全部交待了那些让人无比羡慕的物品的出处：文化部丹江分校。
真相大白，原来那位知青有一次偶尔路过分校，发现这里的人与其他人不一样，而且大多是老人，生活很有规律，而且大多不锁门。再一打听，说是北京下放来的“劳改犯”，很多人是名人，好像很有钱。于是，贼心陡起，在一个谁都没有注意的时刻，摸进了金家，卷走了所有能够带走的物品。深藏了一段时间以后，自以为风声已过，终于按捺不住虚荣心，拿出盗来的红宝书在政治学习会上炫耀。没想到，刚刚拿出来不到一天，就落入了人民警察所布下的天罗地网。
原来金家被盗属于当时均县的大案要案，虽然侦查暂时无果，但在排除内部可能性之后，遂将范围扩大到整个可能的地区，并下发秘密通知，凡发现持有精致红宝书等物品的人立即上报。因为在金家被盗物品中就有北京的时代艺术家们精心制作的玲珑小巧珍贵至极的红宝书，而当时不要说整个均县，就是北京同来的相当有分量的名人中也没几个有。所以当这小子在政治学习大会上亮出那本《毛主席语录》时，等于当众告诉大家：我就是贼。
这件事我是在四十年后，在北京见到查询当年文化部丹江分校有关线索的领导时无意中想起的，后来询问父亲，才知道了大致的来龙去脉。今天写在这里，也算是对浩淼如烟的往事进行的一次小小的钩沉吧。
Δ照顾父亲
1971年的秋末，母亲病重。分校领导们讨论决定同意母亲回北京看病。母亲带着二哥和妹妹回北京治病。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有严重的肠胃病，右胳膊还骨折过，行动不灵活。母亲担心父亲，所以决定让我留下来照顾父亲。在丹江火车站送母亲上火车，母亲在车上的窗口里探出身子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贪玩儿，好好照顾父亲；要我注意卫生；要我和小朋友们好好相处，不要打架；要我好好学习，不要拉了功课；要我喂好鸡，晚上关好鸡窝的门，不要让人偷了去；要我把家里的鸡蛋送给邻居；要我注意采摘家门口架子上的豆角、丝瓜送给邻居家的大妈和阿姨；要我按时打饭，不要给父亲吃凉饭凉菜；按时告诉父亲吃药，给父亲准备开水；冬天管好炉子，不要中煤气；要我每周给父亲洗衣服，每个月洗床单，每两个月洗被子；要我注意父亲的衣服扣子，要是掉了，赶紧缝上；一直说到火车发车，我都低着头，不敢抬头看母亲，生怕抬头看母亲会忍不住哭出来。火车开动了，我一直看着火车渐渐远去，一个人暗自伤心。
母亲回北京以后，我按照母亲的吩咐照顾父亲。别看我那时才十二岁，生炉子、蒸饭、蒸馒头、烙饼、炒菜、洗衣服、缝扣子、打扫卫生、养鸡、收菜样样在行。两个月过去了，我按照母亲的吩咐洗我和父亲的被子。那时已经是冬天，天气很冷，水也很冷，我人小洗不动被子，父亲就带着我脱了鞋和袜子，在冰凉的水里，光着双脚在被子上踩来踩去。开始很冷，但慢慢地脚开始发热，我快速地用双脚来回踩着被子，通过浑身的快速活动取暖。很快，与父亲一起，把被子洗干净了。被子洗净晾干之后，问题来了，我不会缝被子。看着晒干的被面被里子，我脑仁儿痛。可是不能让父亲盖棉花套呀。于是我照着母亲缝被子的样子先把被里子铺在床上，把棉花套铺在被里子上，再把被面铺在棉花套上，折好被角，用母亲缝被子的针穿上线，然后一针一线地缝起被子来。开始的时候手脚很笨拙，速度很慢，还扎了几次手指头，但慢慢地熟练了一些，速度也逐渐快了起来。两个钟头以后，被子缝好了，我高兴得不得了，跳下床来大呼黄晓捷万岁！可是，当我要把缝好的被子叠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怎么床单和被子一起拽来了？定睛一看，原来被子和床单缝在一起了。我这叫一个丧气，两个多小时，我一刻没有休息，撅着屁股，弯着腰，满手指头的针眼儿，手腕差一点儿累断了，腰也差点儿累折了，全都白费。没办法，我只好拆了线重新缝。这次熟练多了，一个多小时全部完工。我举着缝好的被子，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我又长本事啦！正当我开心欣赏的时候，几位阿姨进了我家门。我说我爸不在家，请阿姨们去办公室找我父亲去吧。可阿姨们说是来帮助老黄同志缝被子的。给我爸缝被子？学雷锋做好事？哈哈，没机会了。我得意地抱出我给父亲逢好的被子给阿姨们看，瞧瞧，我都缝好了。阿姨们很惊奇。根本不相信，晓捷你会缝被子？开玩笑吧？阿姨们说着便将信将疑地抖开我缝的被子查看，她们查看了四个角四个边儿，惊讶之后哈哈大笑，晓捷你可太能干了。你爸可真有福气，养了你这么个好儿子。于是黄焰强养了一个会缝被子的好儿子的话很快传遍了整个丹江分校。
Δ回北京
“五七”干校是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下大规模展开的国家行动，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的工作人员集体下放到全国各地的干校基地。从此这些国家的精英们不再运作国家，不再操持自己的专业，而是去盖房子开荒养猪养鸡种庄稼。大人们虽然表面上都在坚决执行，坚决照办，但心里都有深深的疑问：此事何时了？
在咸宁干校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一些叔叔阿姨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事情。丹江分校有一位阿姨也是因为感到前途绝望、再也没可能做自己的专业、再也没可能回到北京，因此数次自杀未遂。我母亲也是被这种沉重的政治压力压垮的，虽然没有丢掉性命，但却留下了祸害后半生的病根。
回北京，回单位，做自己的专业和工作，与家人团聚，过正常的生活，是每一个下放干部和职工的共同心声和愿望，但没有一个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中谈论这件事。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严重的政治后果谁都承担不起。就连我们这些孩子也知道这是一个禁忌的政治话题，公开场合绝不能讨论。
但我们毕竟是孩子，憋得了一时，憋不了长久。放学后、寒暑假、周日休息，空闲时间多得很。终于有一天，不知是哪一天，我至今都还在联系的丹江口小友们——我、元元、陈小川、小不点儿、张浩、尤国丰、董滨滨、我的妹妹黄琦、陈高的妹妹陈扬，终于忍不住，终于打破了禁忌，开始秘密讨论回北京的事。我们多少次在远离校区的小河边，草垛旁，多少次站在分校北边的山岗和南边的金岗山上，在落日的余晖里，目光越过山谷里分校低矮的红砖平房，眺望北方遥远的天际，憧憬着回北京的美好时刻。这个话题像上瘾的吗啡毒药，越憋越难受，越憋越想要，终于我们上了瘾。
大约是在强大的内部压力下，一些病重的人在特许之下以病重的名义开始陆续回北京。冰山终于松动了。1971年的夏末秋初，母亲病重，经常会突然晕厥过去不省人事。在分校领导们集体开会讨论作出决定后，母亲带着二哥与妹妹回北京治病。我留下来照顾父亲。
我们像是机敏的小狼，在扑捉着每一个大人的细节，根据细节判断时局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在扑捉着我父亲的每一个细节。因为我父亲是分校的校长，或者叫留守处主任，一切变化的蛛丝马迹首先会在我父亲的言谈话语、笔记和公文包的文件中体现出来。因此我无形中成了大家派在我父亲身边的卧底。
我开始十分留意父亲与到我家来的大人们的谈话。我假装殷勤地为到我家来的大人们倒水，然后主动把门关上，到另一间小屋假装做作业看书，偷听大人们的谈话。开始，来的人大多谈的都是病重回京治疗的事。首先是我母亲和陈高的母亲回北京治病，其后，凡是以病重为名义并能够提交足够医生证明的，统统放行。本来都是老弱病残，开个重病证明不是太难的事。每次谈话一结束，就会有小朋友到我家里玩儿。消息很快就会秘密地在分校传开。但很遗憾，时间一天天过去，却一直没有令我们这些健康人高兴的消息。
终于，启明星升起了！一个惊天的机密被我刺探出来。
父亲胃病又犯了，身体极度虚弱，不能坚持工作，在家休息，于是有一天，几位叔叔阿姨到我家看望父亲，同时开会。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干革命，但孩子们不能再被耽误了，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好好上学了。再这样下去，孩子们就废了，孩子们的户口就麻烦了。于是各位领导一致决定，等我父亲病好后，立即去咸宁干校总部向上级领导反映孩子们的教育及未来发展的问题。
我高兴得差点儿疯了。这一天终于等到了。我在第一时间就迫不急待地将这个消息秘密地告诉了我的小友们，并神情严肃地请他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不过我敢保证，一个小时之内，丹江分校的大人小孩儿全都知道了此事。幸好，父亲卧病在床，没发觉我泄露机密。
我盼着父亲的病快好。所有的人都盼着我父亲的病快好。因为打饭时所有的人，包括从来没有搭理过我的人都在问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好些了吗？真心真意也好，虚情假意也罢，总之关心我父亲就让我高兴。不知是我照顾得好，还是药到病除，或是父亲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不顾重病在身，总之父亲很快就动身去咸宁干校总部了。
那次父亲去咸宁开会，我觉得时间特别长。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多少天以后，我放学回家，突然看到许多人在我家门口站着聊天说话。有人看到我说，喂，你爸爸回来了。和我一起放学回家的小友们立刻欢呼：晓捷的爸爸回来啦！晓捷的爸爸回来啦！可以回北京啦！可以回北京拉！乌拉！
当天下午开大会，宣布总部通知：凡是有上小学、中学的孩子的，有条件的立即办理回北京的手续，没有条件的尽快创造条件让孩子回北京，立即执行。那几天丹江分校充满了欢乐。希望终于回来了。
1972年的晚秋，我终于回到了北京。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北京。尽管我籍贯江苏，生在唐山，尽管我是1965年夏天才到的北京的，但我早已认定自己是北京人了。北京人，多么骄人的称呼啊。
元元、张浩、尤国丰、滨滨是第一批回北京的。我和陈小川等跟着张大夫第二批回北京。我们从丹江火车站上车，在郑州没走地下通道，直接越过铁轨，跑到对面的站台，上了去北京的车。
终于回到北京了！我十二分兴奋地回到了北京的家，见到久别的母亲、二哥和妹妹。但母亲高兴之余淡淡的一句话，却让我一直纠结于心。母亲淡淡地问了一句，你回来了，谁照顾爸爸呢？我当时就愣住了。是啊，谁照顾爸爸呢？谁给他买饭？谁给他烧开水？谁给他洗衣服？要是病了，谁给他买药、煎药？谁给他煮稀饭？谁给他钉扣子？谁给他洗被子、缝被子呢？离开父亲的时候，离开丹江的时候，我只顾自己高兴了，可爸爸谁管呢？以后，每当我想到这里，心里总是很纠结，我怎么只想着自己呢？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正在补偿着那时的疏忽，与87岁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每天照顾他老人家的生活起居。
在丹江口生活的日子里，我知道了丹江口有两个举世闻名的所在，一个是武当山，一个是丹江口大坝。但遗憾的很，当时我既没有上过丹江口大坝，也没有上过武当山。
我只是夏天在汉江里游泳的时候，远远地看着雄伟壮阔的丹江口大坝，久久地凝望着大坝泄洪口势若奔雷、喷涌而出的库水。轰鸣的水声、漫天飞舞的水花、壮丽的彩虹，让我无限震撼。
武当山，我只是在一次上分校东面的山头上给地瓜地浇水的时候，跟着几位大人站在山崖上，向遥远的江边遥望的时候，有一位大人说起才知道的。那位叔叔说什么时候跟校领导说说，派一辆车，送大家到武当山去看看。几个孩子问武当山好玩儿吗？那位大人说，那可不只是好玩儿的事，那可是天下道家的圣地。能去那里一游，此生无憾。孩子们一听立刻鼓捣我向我父亲建议，看着几位叔叔期望的目光，我点了点头。晚上回家后，将几位叔叔的建议与父母说了。母亲说正巧来到这里，可以考虑安排身体好的同志们去看看。父亲沉吟了良久说，要是有人检举说丹江分校的人不好好劳动锻炼，成天到处游山玩水，怎么办？这个罪过怕是你我担待不起的。我很悲哀地将这个情况与几位叔叔说了，他们摸着我的头说，你父亲这么想就对了。没关系，以后终究会有机会去的。2010年9月，时隔四十年后，我与夫人登上了向往已久、闻名天下的武当山，千山万壑，雄峻险奇，云雾缭绕，气象万千，皇家气概，名不虚传。
四十年后的回访与登临，让我领悟到道家所谓的“三世缘份”。四十年间，沧海桑田，恍若隔世，但不可磨灭的记忆还清晰如昨。是为散忆。
2011年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