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湖北的第一个国庆节，我们还借住在省农科所金水分所，上学也在子弟小学里，老师布置要写庆祝“十一”的作文，我靠了一本各省成立革委会的喜报汇编，抄出一篇本班的力作，还作为子弟小学的代表作，上了农科所的“国庆园地”。我站在芦席搭成的专栏下，细细看自己名字底下那些“蓝天为纸，大海为墨，写不尽我们的深情”之类放之四海、四海也都在放的句子，黑墨在红纸上写成龙飞凤舞的大字报体，看的时候一长，眼睛都花了，不过心里是挺有成就感的。这个时候大概是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了，反而不大写什么批判稿，当时武汉地区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反革命还是所谓的“五一六”，不记得名字，只记得关于他的儿歌“不怕你耍赖皮，不怕你耍阴谋诡计，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坚决彻底斗臭你！”至于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因何反了革命，一点不知道，竟也没有想知道的欲望。这样的学习生活延续到1976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发现自己这个十年一贯的好学生，除了批判稿之外再不会写任何别的文字。
“十一”一过，所有的东西都捆起来，装车，上路，我们要搬家了。
小学只剩下最后一个学期，再去的学校又是什么样呢？坐在颠簸的卡车上想着。
甘棠公社小学
小学就在甘棠镇的老街尽头，一座坡顶的两层楼，白墙灰瓦，像极了邮票上看见的遵义会议旧址。班主任姓黄，脸色惨白，黑棉袄，黑呢帽，永远紧锁的浓眉，像哪儿疼似的，很有些愤世嫉俗的形象，冬天总袖着手，谁也不理。上课时，用纯粹的咸宁话教我们念书，下课了，就到开饭馆的蒋师傅那儿去。蒋师傅个子矮，头上还有癞痢，也是一身黑色，油晃晃的袖子一挽，十分精明。每说起甘棠，就会在心里浮现这一高一矮两个黑衣人并肩说话的样子。同学们说，黄老师总找蒋师傅，是为了“吃香东西”。蒋师傅的店里蒸米糕揭锅的时候，甜白的蒸汽缓缓地香了一街。修战备公路的日子，我在蒋师傅店里买饭，但是不好意思买菜。因为我的同学吃的甚至不是饭，只是红苕。
上学路上，到处都能听见高音喇叭里在教样板戏，“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些我都会做，但我还不算穷人的孩子。我已经长大了，懂得很多事情。我觉得。
班里同学大小不一，都是两个或者更多的孩子轮流上学。大概识几个字，会算算账，已经不错了。一般人家里都没有现钱，用钱的时候，除非下湖打鱼，或是割草去卖，没有别的办法。我不只一次买过同桌的鱼，因为她家里有病人等钱用，我们是要好的朋友。过年的时候母亲叫我去她家里拜年，而我觉得挎着篮子去做客，极其不好意思，找了很多借口不想去，让母亲说了一顿，说这么大了，怎么一点人情都不懂，必须去。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同桌的母亲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光知道让我吃东西。一大碗酒酿汤圆，湖北的汤圆大，就像北方的元宵，又一大碗荷包蛋，四个鸡蛋，还加了很多糖。走的时候，又在我的篮子里装了好多年货，红苕粉，炒熟的红苕干，糍粑等等。
除了课文里的一两句咸宁话，我不记得在这个学校学会别的功课，好像也没做过作业。倒是这些总吃红苕的同学给了我学校里没有的教育，关于钱和穷，关于人情。
高大的桂树，一些错落的灰瓦的屋顶，笼成一个村庄，一早一晚，会有缓缓的烟低低盘在屋顶上，夹着水牛悠长的叫声，咚咚剁猪菜的声音，小猪吱吱地乱跑，空气里稻草燃烧的香气，显出一种迷离的情绪，深深印在心里。
小学毕业了。
“五七”中学
“五七”中学是一座干打垒的房子，在众多的土坯房中间显得挺高级，这房子就在我家对面，中间隔着“五七大道”和几块长满灯草的水田。教室里只有桌子没有凳子，学生们自己从家扛着、挎着各种可坐的东西，竹椅、竹凳什么都有，坐下来高低不平，地面倒是真平，也是干打垒，就是不能沾一点水，赶上雨季，比冰还滑，几乎每个人都摔过，开始还不好意思，后来也习以为常了。
在“五七”中学的这一个学期里，该开的课都开了，连体育和政治课都开了。政治课老师是东北人，有口音，把“石油输出国”说成“思油酥粗果”，这就成了他的代号，姓什么真忘了。两个教数学的都是女的，劳动时男生老给她们使坏，故意把箩筐里的泥装得满满的，想看老师的“好戏”，不过没看成，女老师挣红了脸，还是把土挑走了。毕竟是在泥里水里干过的人。教英语的戴眼镜，略微有点含胸，好像是电影局还是外国文学出版社的？男生跟他很熟，叫他老汤老汤的，头天晚上看了《打击侵略者》，第二天就让老汤给学学美国兵查哨时说的话，老汤并不着恼，真给学来着，挺像的。
课是全，只是没时间上，总有连队来要人，不是春种，就是秋收，总是在田里的时间多，所以老师教过什么、同学有谁早忘光了，记住的是湖里的生活，育秧、平地、起秧、插秧，还有工棚里的狗什么样，油菜地当厕所，蚂蝗可以在手心里揉成一个栗子，等等，无一不通。
而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个夏天，一个姓孟的男生，中午游泳时淹死了。上午还在一起干活，下午集合的队伍里已经没有他了，听他宿舍的人说，游泳之前他理了发，把所有的脏衣服都洗了，劳动穿的球鞋也刷干净了，没有留下一点让别人操心的事，然后就再没有回来。如果说故事的话，这个男孩是个故事，可惜的是他不能自己来讲这个故事。秋天来了，我们要搬到均县去了。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永远留在那个太阳白花花的夏天里，留在我关于“五七”中学的记忆里。
前进中学
均县，民国以前称均州，早在宋代，在对官员的处理上已经有“安置均州”之说。在这样一个地方设了“文化部安置干部办公室”，可说是极有渊源的。因为修丹江口水库，老城被淹，搬迁到丹江口，因为著名的丹江口水电站而发达，甚至丹江口也成了丹江口市。
我上的均县前进中学（现丹江口市一中），是我在湖北上过的最后一所学校。即便在今天也得算很正规的学校，教室、礼堂、操场，甚至还有乒乓球台，家在外县或农村的老师、学生还有宿舍。
在这儿，学过一点英语的毛主席语录，“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还有“毛主席万岁”和“万万岁”等等，数学老师教我们“右分”（应该是“约分”，用湖北口音读就成了右分，直到回北京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字是约），语文老师特别注意记笔记写作业时的回行问题，譬如一行的末尾处只有两个字的空格，就不能让毛主席三个字拆开，要把“毛主”两字也移到下行的开头，类似的词有“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等，保持这一类关键词的书写完整性。
劳动倒不是很频繁，一般就是掏掏粪，担到学校的菜地里。大规模的劳动只参加了一次，是全校去水库工地勤工俭学，说是扫水泥。具体操作很简单，就是把倒空的水泥袋翻过来，用扫帚把沾在袋子上的水泥扫下来。照干校的生活经验，这么做一般都是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主，得到的水泥与付出的人力比不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不算经济账”。这种做法直到八十年代还在一些模范单位、先进个人的事迹里供人参观学习。不过我们学校可不是为了什么精神，真就是为了水泥。事先安排了嘴甜手快有经验的同学，专门找工地上的妇女，上年纪的人，大娘婶子叫着，叙着家常，手里干着活，大娘婶子们自然乐得歇口气，就全都交给学生了。学生人多，分工明确，活是越干越快，袋里的水泥也越盛越多，半袋，整袋都飞快的传走了，装车了，拉走了，用这些“扫”来的水泥，学校铺了一条贯穿全校的大道，还给每个教室前垒了乒乓球台，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就是混凝土里水泥还是少了一点，沙子就显得多了一点，干燥后，总不断有沙子分离出来，学生们跑在水泥路上，一不小心就滑个跟头。
参加劳动的时候深感不解，这不是偷国家的吗，怎么叫勤工俭学呢？父亲说，这算什么，凡有大工程的地方，都得养点小工程。“四清”的时候，我们队里要修个小水电站，没地方批水泥，也只能找上几个一等的好劳力，趁月黑天，上工地扛去，工分按最高的记。工地上这种情况见得多了，也睁只眼闭只眼的，只当没看见。
那这么做对还是不对呢？
没有什么对不对的，父亲竟然说。
均县这个地名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敢说即使在湖北也是。要说丹江口，一定有人问，就是水利发电站那个丹江口吗？
就是。
报纸上说，南水北调要开工了，南端又是丹江口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