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愉】
去年10月中旬，我到北京开会，专程去看望袁涌进先生。袁老时年88岁，仍然思维敏捷。他告诉我：“北京图书馆新馆建成开馆了，规模很大，你一定要去看一看。”他还说，他应邀参加了开馆那一盛会。没想到事隔三个月，我接到北京发来的讣告，先生竟匆匆地走了。
认识袁先生是1973年初，我那时在湖北省均县文化馆图书室（现丹江口市图书馆）工作。当时文化部在均县有一所“五七”干校，此乃藏龙卧虎之地。这里聚集着我国一大批老一辈文化艺术界名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先生是我国图书馆界的老前辈。他1931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就职于北京图书馆。在先生去干校之前，任北京图书馆编目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
一天下午，先生挎着文化部干校特有的草绿色帆布书包来图书室浏览。他问我图书室藏书有多少，使用的是哪一种分类法，以及读者的对象、借阅方式和开馆时间等。言谈中不失和蔼慈祥的态度并透出严谨的学者风度。那时我还年轻，好学上进，酷爱图书馆工作。在“文革”中沉寂了多年的图书馆工作使我学无去处，现在竟然遇上了这么好的老师。当时我很高兴，便请先生到借书处坐下，将工作情况一一向先生作了介绍，并热切地希望先生赐教。先生抱着对图书馆工作热爱的态度，破例收我为他的学生，并约定每周四的下午去他那里上课。在馆里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我跟先生学习了两年。这两年不仅仅是我，几乎全馆的同志们都与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我，结下了忘年之交。
两年里，我从先生那里系统地学习了图书馆工作的知识，做了大量的笔记。先生常告诫我：基层图书馆麻雀虽小，可肝胆俱全。要想做好这项工作，一要弄懂弄通几种图书的分类法；二要熟悉读者、熟悉图书，就是说要博览群书，与读者交朋友。他还建议要阅览室开辟“读者园地”和“剪报专辑”。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一手办起了不定期油印刊物《读者园地》，每期我都要写稿一篇。那时，我白天上班，晚上修改读者来稿，专题性的“剪报专辑”也应运而生，与大量的读者交上了读书朋友。我还按照先生的教导，对图书进行了分类编目，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
我从先生那里不仅学习到业务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到先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怎样做人的道理。先生在干校的任务是养猪。这对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大材小用，勉为其难了。先生从当地书店自费买了许多有关养猪方面的书，按照科学的方法喂养。我多次看到先生用大铁桶放在煤炉上煮饲料，并按时往沸桶里添加饲料，做得十分认真。
先生是个守时间、守信用的人。有几次我去上课，他的宿舍门上贴着留言条，诸如：“永愉，我将煮好的饲料送到猪棚，十分钟即回。”当他回来后看我还没到来时，便又留言“我去取报纸，即回”，类似的便条很多。为此，我很感动。一个长者，这样爱护年轻人，这样认真对待生活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
1974年元旦，我举行婚礼。事前我和丈夫去干校向先生报告了这一喜讯。我们并说定，在元旦的晚上一定来接先生去参加婚礼。先生听后很高兴地说：“夫人从北京寄来一件缎面新袄，现在就不穿了，参加你们的婚礼时再穿。”元旦的黄昏，客人陆续都来了，大都是我馆的领导和同志以及我的读者朋友。这时，我突然想起一月前我和丈夫曾说过要接先生来参加婚礼的事。“五七”干校在文字605厂的后面，距我馆有很长一段路，又很偏僻，且无车无灯，先生自然不能单独行动，我们夫妇俩急忙跑向干校。远远的，我们看见先生的门敞开着，先生身着崭新的缎面棉袄，坐在那里静候我们的到来。直到现在，每当我想到此事，就非常内疚。这件事告诉我，生活中决不能信口开河，说出的话，一定要做到。
1974年底，干校撤销，先生要回到北京，我馆的领导和同志与先生合影留别。临行前他请我们吃饭，记得当时是在食堂里搞的。先生将他家乡带来的绍兴酒、绍兴豆之类的特产都拿出来招待我们。先生不愿离开这里，直到他女儿多次来信催他回北京，这才不得不离开均县。
今天，我的案头仍放着1974年先生在均县文化馆图书室书架旁对我进行业务辅导时拍的照片，二十多年前那段往事和这幅照片一样，永远珍藏在我的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