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子
王国华
三个朋友，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一个胆子特别大，喜欢和老虎、狮子混在一起；一个身体柔软，可以在绳子上走来走去。另外一个什么都不会。大家都夸前两个孩子，认为后者无一技之长，不会有出息。后来，其中一个成了驯兽师，进了马戏团；一个成了杂技演员，也进了马戏团。什么都不会的那个人，则成了马戏团的团长。
越专业的越得不到提拔的机会，半瓶子醋反而左右逢源。在理性社会里，其实这是合理的，真正的专业人才，并不愿意去做官，他们通过自己的技艺就可以赢得应该得到的掌声跟物质利益。恰恰在官本位盛行的社会中，人们才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因为他们失去了官位，就失去了所有利益，即便你的业务再精通，也要听任外行的人指手画脚，并不得不服从。
有位领导，据说是个画家，我也看过他的画，没看出什么门道来。问那些业内人士，都撇嘴。他们的态度里，或许有嫉妒的成分，但也不能全部怀有嫉妒心理吧？后来有人给我分析，这个人的升迁之道恰在于此。在高官眼中，他是个文人，放心让他来做文化人的头儿；在文人眼中，他是个政客，安于听从他的管理。如果文人们把他当作文化人，反而不好相处了。同是文人，谁服谁啊？
这些人凭什么青云直上，一路混上来的？很简单，厚黑而已。曾经有位同事，搞摄影的，五十来岁了，有点为老不尊，失掉了工作。知道我在目前的单位当个小头目，且跟我有过点头之交，便向我求助。其时，我跟他几年没联系了。接到他一个又一个电话，动了恻隐之心，跑到领导那里为他说好话。领导说，那就来试试吧。于是，该人到我们单位重新就业。大概三个月后，整个单位的人都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该人是特殊人才，我们单位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亲自把他请来的。我暗笑，却也没有揭穿他，寻思他不过混口饭吃，这么大岁数了，给他留点面子吧。此后，我眼看着此人越吹越玄，每天以大师的身份教训这个教训那个，跟周围的同事几乎天天吵架，才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后来，他终于呆不下去，灰溜溜地走路了。据说，现在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混个小官当。
还有另外一种人，整天跟这个明星熟悉，跟那个大腕儿喝酒，把自己打扮成呼风唤雨的土地神。明眼人都知道他的底细，但又无意跟他计较，或者完全不屑于那种方式。厚黑学家们恰恰利用了人们的最后一点底线，明目张胆地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在圈内人那里，以神通广大自居；在官僚那里，以精通专业自居。即使圈内人了解他，鄙视他，也没什么关系，只要唬住少数几个决策者，他就会官运亨通。
人们见面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混得怎么样？”这是一句十分贴心的话。要想混得好，必须依赖外物，寻机会找路子，见缝插针，闻味而上，善于借力打力，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随时能拉下脸来，一边扮红脸一边扮白脸。
一个人本来不会什么，但当官以后，就要赶紧蜻蜓点水地学点东西，以便显得万事皆通，指点江山，对什么事都去发表意见。这才是混子的最大危害。混子们逼得专业人士不得不跟他们虚与委蛇，以“混”自保。
原载《羊城晚报》2008年4月9日
有尊严地告别人生
徐迅雷
生者与死者，中间隔着一层薄薄的什么呢？
这是一个让人无比唏嘘的案件：在北京通州，身体羸弱、年届74岁的胡老汉，因杀妻而出庭受审。
妻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因脑溢血又半身不遂，加上肾衰竭导致大小便失禁……为了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伴，胡老汉“三年了，我没睡过一个好觉，非常疲惫”；终于在一天夜里他情绪失控，拿菜刀杀死了老伴，“帮她解脱”。那血腥的“杀妻”，使我立刻想起李昂的著名小说《杀夫》，尽管都很极端，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本质区别是多么不同！胡老汉杀老伴事件，让我感到分外辛酸的是，俩老夫妻从小青梅竹马，恩爱了数十载，感情一直很好；不仅邻居、居委会证实，而且检察院也这样认定。若不是万般无奈，怎会下这样的手？
对于个人来说，在生老病死面前，是不能狭义理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生，需要外力的帮助；老，需要外力的帮助；病，需要外力的帮助；死，需要外力的帮助。这外力就是社会之力。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胡老汉三年时光照顾瘫痪卧床的老伴，这多么不容易，但只靠“自我帮助”是有严重缺陷的。人类能结成社会，那么，“社会”的价值是什么？最重要的，不就是和谐相处、同舟共济、一起战胜困难吗？
一个人的临终，正是最艰难的时候。著名作家夏衍临终前，感到十分难受，秘书说：“我去叫大夫。”他开门欲出时，夏衍突然睁开眼睛，艰难地说：“不是叫，是请。”随后就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不是叫，是请”，这成了老人临终的最后一句话。夏老的涵养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细节也看出，病人临终多么苦痛，外来帮助多么紧要；而一个社会机构能对得起一个“请”字，这多么重要。
如今无比后悔的胡老汉说：“我做蠢了，她解脱了，我和孩子也解脱了，但人没了！”人没了，那还有什么？然而，他当初想的是：“死了比活受罪好！”这句话我想起了网络评选的2006中国十大真话中的第一句：“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说这话的7岁男孩刘辉，住在苏州庙港渔船上，一天他5岁的妹妹不小心掉进河里，他没有去救；事后，人们问他为什么不救和不呼救，刘辉平静地说出了这句话。随打工之家自山东而来的刘辉，母改嫁、父劳教，兄妹只靠年迈的祖父母一点可怜收入维持生存，妹妹有时还得上街捡东西填肚子，刘辉小小年纪就感受到了世间冷暖，他看到了“死”是一种解脱。胡老汉与小刘辉，一老一少，人生最集中、最深刻、最无奈的感受，竟然如此相同、这般一样。什么叫“幸福感”？那属于“都是相似的幸福家庭”的感受。
如何才能让我们的老人在抵达人生终点时，有尊严地告别人生？看来仅有“临终关怀”是不够的。“临终关怀”这一始于中世纪的名词，原本是指朝圣者或旅客中途休息的驿站，现在是指对生存时间少于6个月或更少的患者，进行医疗及护理，以使患者在余下的时间里获得尽可能好的生活质量。与狭义的“临终关怀”相比，广义的“准临终关怀”时间更漫长，对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考验更严峻。在许多发达国家，“养老——后养老——准临终关怀——临终关怀”的服务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一条龙”服务，有的让宠物狗都派上了用场，为老人带来许多温暖与快乐。
如何才能有尊严地告别人生？这不是一个医疗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思考并践行。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2月1日
我们喜欢“彩排”
陈学勇
不知古代演戏的情形如何，现代戏剧公演之前要彩排的。每年的春节电视晚会，彩排何止一次两次，已家喻户晓。彩排是艺人敬业的表现，对观众，也是对事业的认真负责。戏剧外的社会活动，凡大型一点的，重要一点的，特别一点的，为认真起见，往往仿效艺人先来彩排一下。
听说，抗战时期有人拍马，发动向蒋介石献九鼎活动。那是个大场面，又事关委员长，于是事先彩排。某人代替委员长，众人按拟定的程序，走台，行礼，诵词，鼓掌。国运尚未现出曙光，此举颇引起上下内外的不满，本来默许献鼎的蒋介石突然变脸，叫来正在彩排的主持人斥责一顿，彩排中途收场，遗下一个历史笑柄。不过嘲笑的是蒋介石狡诈和下属拍马，并非办事人的认真。
我们是认真的民族，自然也是喜欢彩排的民族。虽然从民国到共和国时代大变，但喜欢彩排的传统未变。我们更加认真，也就更加喜欢彩排了。何况我们的活动多而又多，欢迎贵宾，接受评估，揭幕展览，庆贺工程的奠基、竣工、挂牌、获奖，于是彩排不绝。所谓的预展、初评云云，乃彩排的变体。
日前科学家黄昆逝世，读悼念他的文章才知道，这位物理学界泰斗竟也参加过彩排，时在2002年，他得了500万元大奖那次。国家领导人将亲临颁奖大会，当天中央电视台直播实况，这事非同小可，更得彩排一番。颁奖前一天还是两天，不详，反正是北方的寒冬，黄昆患上帕金森病不久，连扣衣服扣子都有点困难。他的“比中国的贤妻良母还贤妻良母”的洋太太不放心，陪着从中关村同往数十里远的人民大会堂，两位老人“穿着厚厚长长的羽绒服，帽子下露出几缕白发”。我对黄昆夫妇起敬之余，不免生出问号。这样的彩排必须召黄昆而来么？（当然是“请”的，但我仍固执用这“召”字，他别无选择。）黄昆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据说，“除了诺贝尔奖，几乎得到了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这些荣誉来自于他智慧、进取和时间的付出，这里只说他何其珍贵的时间，我们把黄昆的时间慷慨地虚掷在彩排上，却并未意识到虚掷掉的是多大价值。何况他年老，何况他有病，我们也忽略了起码的关怀。或问，主角不到场怎么彩排？答曰，非彩排不可么？百姓看的是颁奖新闻，决非演出。到时候该授奖时授奖，该致辞时致辞，该握手时握手。即使奖牌举得稍微歪了，致辞乡音稍微重了，握手稍微慢了，又何伤大雅，丝毫无损开会目的，说不定反添新闻花絮。若大家知道事先经过彩排，或许真有看戏的错觉，看黄昆走台步，看黄昆“作秀”，岂不亵渎了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亵渎了庄严隆重的颁奖大会。
我们每年有多少彩排？我们的彩排是否都必不可少？仿一句灾害报道的新闻用语，我们为彩排耗去的直接经济代价达多少个亿？如果彩排之风愈演愈烈，其滋长形式主义的危害则不是数字能表达的了。喜欢彩排固然表明我们认真，我们是否很可再认真地反思一下“彩排”现象？
原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8年第3期
怎还拾荒养母
闵良臣
所谓拾荒，即捡垃圾，虽实在算不上一个行当，可即使在人类社会出现了“政府”这样的统治机构之后，不论小国大国还是穷国富国，也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社会，都不乏这种现象。
这几天虽也看了不少新闻报道，可不知是大脑麻木还是别的什么缘故，总提不起加以评说的兴致，直至日前在互联网上读到《重庆晚报》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位82岁老太夏淑清依靠在城市里捡垃圾赡养百余岁老母，尤其是读了其中的辛酸，比如她们月收入不足百元，10年没有真正炒过菜——终于忍不住要说几句。
尚未开口就已想到有人可能会说，此乃个别现象，实在难免。我当然能理解。但如果到处都是这种现象，不说我们的社会不成其为社会，至少可以说：那还像个什么话。
我不知道这母女俩是否也为我们的社会做过贡献——想来应该有吧。既然承认人的能力有大小，当然也应该允许人的贡献有大小。从报道中我们看到夏淑清上世纪60年代初就来到她们现在生活的城市，先是做保姆，后来在餐馆干活。可见她年轻时也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客观上为我们的社会为改革开放做过贡献。
是的，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也的确还算不上富裕。再说，这么大一个国家，又有十几亿人口，要花钱的地方多得很。可我也还知道，我们过去一年的财政收入已经有了5万亿。5万亿是个多大的数目，对我们这个国家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有些百姓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政府不会不明白。难怪不久前还有位有头有脸的人曾向政府提建议，说是为了真正让国民普遍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好给每位国民发一笔钱。
这当然如同玩笑，也不知在世界上是否已有先例，可无论如何，有了一年5万亿财政收入的政府不能不去养活一位82岁的老太太以及她那在有些国家大概要当作“宝贝”的百余岁老母。换而言之，如果一个国家有了这么一大笔近乎天文数字的财政年收入，却不能格外照顾它那年老体迈的国民“安享晚年”，那么就让人不知道还应该说什么好了。
当然，就算政府实在有困难，也还应该有社会。我们这个社会中已有成千上万的大富翁。如果这些大富翁能发一点点慈悲，各自拔下他们的“九牛一毛”，政府再将这“九牛一毛”集中一起，设立慈善机构，办好慈善事业，也不至于让无数网民在上面提到的报道后面跟帖唏嘘感叹。
现在看来，不论我们的政府还是我们这个社会，好像都不是缺钱，也更不是养不起这位82岁的老太太和她那百余岁的老母，而是社会机制、社会道德以及“人心”出了问题。特别是如果社会机制不能起作用，别说一年财政收入5万亿，就是10万亿，也未必不会发生这种令社会耻辱之事。
原载《长江日报》2008年4月17日
一位乡镇中心校长的记账单
扬 健
这是一位普通的乡中心校长在2004～2005学年度的个人收入的记账单的摘要：
一、2004年8月22日：各个学校的领导班子成员陆续来看我，每个学校都是300元礼金，全乡15个小学共进献来4500元。个人想调动工作的教师一部分开窍的拿的是现金，一般每人次200元，共计收入4000余元；另一部分仍然拿的是烟酒，没法统计价值。还有个别是通过上面的领导写条子的，不得不办，也就分文不进。
二、8月26日：熟人来推销教师节物品皮鞋。每个教师发一双算，共计可以发放355双。每双回扣15元，此项收入是5325元。
三、9月2日，熟人来推销月饼。给各个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每人4斤，共计得回扣1000元。
四、9月5日，教育局配发的学校教辅资料、学习用品和办公用品到位，总计价值7万余元。按百分之十回扣率，共计得7000元。
五、9月8日：新华书店为感谢配合他们推销了两种教辅资料，按事先说好的百分之十五的回扣率，毛经理送来8000元现金。
六、9月11日。每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工作马上开始，共有5个学校校长找来寻求帮助，每人送来2000元活动经费。这些钱需要拿出一半来做打点的，因此只能总计收入了5000元。另有4个教师找到我帮助购买指标，每人送来礼金1000元，总计4000元。
七、9月18日：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动工，包工头托熟人送来现金两万元支票，要求帮助中标。事情办好之后，遂将现金取出转存在妻子的账户上。
八、9月25日：为三所学校添购课桌凳100套，得回扣1000元。
九、9月30日：与市旅行社达成协议，组织校长北京旅游。得到回扣共计5000元。
十、10月10日：响应县工会号召，组织师生为下岗工人捐款，教师每人×××元，学生每人一元。按百分之八十的上缴，共计得零头3350元。给会计1350元，我得2000元整。
十一、10月20日：参加教育局组织的赴沿海开放地区考察团。每人按照标准需报销5000元，我实际开销2850元，此项又收入2150元。
十二、11月15日：期中考试，县里统一印刷试卷，我乡购买总价值为6200元，回扣为百分之二十五，共计得款15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