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囚人的
贾平凹
人活在世上需要房子，人死了也需要房子，乡下的要做棺、拱墓，城里的有骨灰盒。其实，人是从泥土里来的，最后又化为泥土，任何形式的房子，生前死后，装什么呢？
有一个字，囚，是人被四周围住了。房子是囚人的，人寻房子，自己把自己囚起来，这有点投案自首。
过去的地主富农，买房买地，现在一般的农民省吃俭用，第一个建设就是盖房，活着没有盖所房子，好像一个总统没有治理好国家一样，很丢人的。时下的房地产很热，大款们也是广置房产，都要囚，囚了自己，还要给子子孙孙都有囚的地方。
为了房子，人间闹了多少悲剧：因没房女朋友告吹了。三代同室，以帘相隔，夫妻不能早睡，睡下不敢发声，生出性的冷淡和阳痿。单位里，一年盖楼，三年分楼，好同事成了乌眼鸡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与分房不公的领导鱼死网破。
人为什么都要自个儿寻囚呢？没有可以关了门、掩了窗，与相好谈恋爱的房子，那么到树林子去，在山坡上，在洁净鹅卵石的河滩，上有明月，近有清风，水波不兴，野花幽香，这么好的环境只有放肆了爱才不辜负。可是，没有个房子，哪里都是你的，哪里又岂能是你的？雁过长空无痕，春梦醒来没影，这个世界什么都不属于你，就是这房子里的空间归你。砰地推开，砰地关上，可以在里边四脚拉叉地躺着抽烟，可以伏在沙发上喘息；沏一壶茶品品清寂，没有书记和警察，叱斥老婆和孩子。和尚没有家，也还有个庙。
人就是有这么个坏毛病，自由的时候想着囚，囚了又想到自由。现在的官们款们房子有几幢数套，一套里有多厨多厕，却向往没墙没顶的大自然，十天半月就去山地野外游览，穿宽鞋，过草地，吃大锅，放响屁，放浪一下形骸。没房子的，走到公共厕所都在暗暗设计：这房子若归我了，床放在哪儿好，灶安在哪儿好。人都被上帝分配在地球上，地球又有引力，否则，在某个早晨，人都会突然飞掉。
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房子的，是一室的或者两室三室的——人什么都不怕，人只怕人，所以用房子隔开，家是一人或数人被房子囚起来。一个村寨有村寨墙，一个城有城墙。人生的日子整齐分割为四季一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每人每家的居住就如同将一把草药塞进药铺药柜的一个格屉一个格屉里，有门牌号码，以数字固定了——《易经》就是这么研究人的，产生了定数之说。人逃不出为自己规定的数字的。
有了房子，如鸟停在了枝头，即使四处漂泊，即使心还去流浪，那口锅有地方，床有地方，心里吃了秤锤般的实在。因此不论是乡下还是闹市，没有人走错过家门，最要看重的是他家的钥匙。有家就有了私产和私心，以前有些农民出门在外，要拉屎都要憋着跑回去，拉在他家的茅坑里，憋不住的，拉下来也用石头溅飞，不能让别人捡拾去。而工厂的工人，也有人有了每天要带些厂里的小么零碎回家的瘾，如钳子呀，铁丝呀，钉子呀，实在想不出拿什么了，吃过饭的饭盒里也要装些水泥灰。房间里，随心所欲地布置了，在外做什么职业，在内就表现什么风格，或者在外得不到的，在内就要补上。官人们的坐椅大，躺椅长，桌上有两副眼镜，看报纸一副，看人一副，墙上要有大的地图，书架里有领袖的装帧豪华的文集。款人们的房间里英文字母最多，以钱币叠成的菠萝挂在墙上，有一个壁橱是供了财神的，通有电光，遥感能发“财源茂盛”之声。想做艺术家的布置出了比艺术家还艺术家的氛围，有完整的盘羊头骨，有偌大的插画轴瓷缸，书不上架堆在桌上，纸烟拆开用烟斗来吸。那些自己做苦工偏要培养儿女做音乐家的，钢琴摆在窗下。病恹恹的，常年卧床的，挂龙泉剑在床头。而实在的人，过平常日子，家具是逐步添办的，色调不一，米袋子同浴盆、凉鞋、舍不得丢的吃过饼干的盒子塞在床下，醋瓶子、蒜瓣和《新华字典》共放于缝纫机面板上，墙上是全家照片镜框和孩子的三好学生奖状，他们今天把桌子移靠窗，明天床又东西向变为南北向，常变要出新，再折腾还是拥挤。
书上写着的是：家是避风港，家是安乐窝。有房子当然不能算家，有妻子儿女却没有房，也不算有家。家是在广大的空间里把自己囚住的一根桩。有趣的是，越是贪恋，越是经营，心灵的空间越小，其对社会的逃避性越大。家真是船能避风吗，有窝就有安与乐吗？人生是烦恼的人生，没做官的有想做做不上的烦恼，做了官有不想做不做不行的烦恼。有牙往往没有锅盔（一种硬饼），有了锅盔又往往没了牙齿。所以，房间如何布置，家庭如何经营都不重要，睡草铺如果能起鼾声，绝对比睡在席梦思沙发床上辗转不眠为好。生命的快活并不在于穷与富、贵与贱。
奋斗，赚钱，总算有满意的房子了，总算布置得满意了，人囚在家里达到人初衷了吧？人的毛病就来了！人又要冲出这个囚地，“情人”一词越来越公开使用；许多男人都在说，最大的快乐是妻子回了娘家；普遍流行起“能买来床，买不来睡眠，能买来食物，买不来胃口，能买来学位，买不来学问”……蚕是以自吐的丝囚了自己的，蚕又要出来，变个蝴蝶也要出来。人不能圆满，圆满就要缺，求缺着才平安，才持静守神。
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著不对，一切视做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如上山拜佛，见佛像了就磕头，磕了头，佛像还是佛像，你还是你——生活之累就该少下来了。
原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8年第3期
真实而生动的历史
韩少功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
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上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原载《今晚报》2008年6月28日
石头上刻的字
钟叔河
王平的照片拍得和他的文章一样好，不久前他游开封，在仿古新建的“开封府衙”前，见到了刻在石头上的四句一十六个字：
尔俸尔禄 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 上天难欺
便将其拍成照片，在《文学界》杂志上登了一版，还建议“现在政府部门的大院里，都竖上这样一块石碑，让贪官们每天看看这十六个字，也多少心存敬畏”。
王平的用心是好的，但他的建议即使能被采纳，我看亦未必收效。
上面四句，是从五代十国时后蜀后主孟昶的《戒石文》中截取的，原文有二十四句，见《全唐文》卷一百二十九，兹录其首尾及有关句子如下：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看得出这是孟昶在“戒”他的百官：应该满足于爵赏和俸禄，民膏民脂不要无止境地榨取了，“上天难欺”，怕遭报应啊。这用心亦不可谓不好，但是“戒”住了没有呢，当然没有，孟昶称“朕”也只称到四十六岁，便称不下去了。
宋朝灭了后蜀等国，平定了天下，太宗皇帝从孟昶的二十四句中“拿来”这四句，颁行各府州县，刻石立碑，永垂诰戒。此举堪称漂亮，不像后来的僭主寡头，刚刚夺权成功，便忙铲碑换匾，也可能是他对赵家统治的合法性颇有自信，故不必急于抹杀前朝功德，大树自己威风吧。其后黄庭坚又会写字，所书碑文各地争相摹刻，成为北宋官衙一景。但朝廷想“戒”的事情还是“戒”不了，宋人笔记《瓮牖闲评》记有当时一例黑色幽默，便是在上面四句后面各加上一句，成为这样的八句：
尔俸尔禄总是不足
民膏民脂越吃越肥
下民易虐来了便捉
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用来形容《水浒》、《金瓶梅》中一干鸟官岂不正好。
只要“下民易虐”的状况不根本改变，民膏民脂之成为“官食”即无法避免，“戒”无论如何“戒”不了。虐民者谁，官也，一切由官作主，下民就“易虐”了。要使“下民易虐”改变成“下民难虐”，只有先将“官主”改变成“民主”，靠宣示“上天难欺”没有用。话早已说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谓畏惧的”，难道还会如王平好心希望的那样，看到石头上刻的这十六个字便“心存敬畏”么？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21日
学者们是怎样糟蹋白话文的
狄马
国门洞开，西学东渐，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们获取知识和资讯的手段变得更为便捷。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获得客观而公正的资讯。
当然，官话还在讲——世界上有官就会有官话——但底气已经不足了；谎言还在继续，但听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要让人们相信并为之服务的价值仍然是正确的，必须要说服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至少要让一般老百姓觉得，在他们群体当中，即使是那些教育程度最高的，甚至是那些留过洋的偶像级名人也和他们持有的目标价值一样，他们才会心安理得地付出。大学教授，多如牛毛的博士、硕士，各个学术机构里的作家、学者，就这样戴着浆洗过的假发披挂上阵了。
这是一种更为隐蔽、更为精巧的宣传策略。这个策略的实施步骤是：1。管理部门通过控制出版和“核心期刊”来控制这些作家、学者的发表权；2。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根据这些作家、学者发表的数量和级别来控制他们的职称与官位；3。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后勤部门根据职称与官位发放猪肉、房子和逢年过节的赏钱。
这些机构和团体，或者拿一些无聊的命题，比如杨贵妃是不是处女，武大郎卖的炊饼究竟是什么东西，咖啡为什么要加糖……来转移这些作家、学者的注意力；或者以不胜其烦的注释、索引和关键词来消耗他们的时间。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学术论文”、“学术规范”都是以“学术语言”来实现的，因而控制和修订这些“学术语言”的标准才是问题的关键。
要以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些“学术语言”的无聊、枯燥与乏味是十分困难的，但大致说来有这么几条：1。简单的东西复杂化；2。感性的东西概念化；3。熟悉的东西陌生化；4。个性的东西平面化；5。腐朽的东西神奇化。比如，张大娘进城卖鸡蛋，他们说“论张氏高龄妇人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货币与鸡卵的等价兑换”；两条狗在野地里交配，他们说“两只犬科哺乳动物在地表的裸露处以身体语言表达情爱进而实现生命的创造与传递管窥——兼与某教授商榷”……我手头拿一本社科杂志，随手一翻，就翻到这样一个标题——“结构性拆解：潜规则撒播与新官人叙事”。请问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眼前这种装神弄鬼、凌空蹈虚的学风是由当下的学术体制造成的。但实际上顺着体制的高杆爬到高位，吮到甜头的，又没有一个不是自鸣得意的。因而，就当下的学术环境而言，这种体制和这种学者是互为塑造的：有这样的个人，这样的体制就会畅行无阻；有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个人就会如鱼得水。诚然，不是所有学界中人都喜欢“学报体”，就像在文言时代，也未必人人喜欢八股文一样，但端着体制的饭碗，捞到里面油水的，即使是那些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人，又有几个真正走出来了呢？
我读文学史，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至少在中国，都是由落榜生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是因为这些文人士大夫在得意之时不可能、也不想撇开八股文用白话写作。原因很简单：“白话”不是科举应试语体，用今天的话说，不符合“学术规范”，不能升官发财；“小说”也不是科考项目，不能评职称，更不会发在“核心期刊”上，掏版面费也不行。只有等这些文人士大夫走到穷途末路了，才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民间寻找灵感和素材，从而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里有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在他那个时代，“活的工具”当然是指白话文，但问题是白话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使用，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阉割和袭用，已逐渐又露出了死相。“死的工具”不可能产生“活的文学”。中国人要想写出“活的文学”，必须要敢于抛弃因袭的重担，用活的语言表达活的情感。
什么是活的语言？就是老百姓人人能听懂，人人能看懂的语言。当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识字者，包括那些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都不敢使用自然语言，用一套莫名奇妙的语汇书写历史时，无论他是怎样不由自主，都表明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因为语言不是单向度的符号，说到底它是思想的前夜。因而，就一个时代来看，语言就是人，语言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抛弃虚假做作的语言，就是抛弃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命运；用活的语言说人话，做人事，就是撕毁和魔鬼签订的字据，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
原载《杂文月刊》2008年第8期
忽然想到（有删节）
——说粗鄙化
陈四益
柳鸣九回忆钱锺书，说在大楼门口遇到，钱先生总是面带微笑，点一点头，侧身让对方先走，不管先来后到，不管熟识与否，也不管是后生晚辈。
这是一种优雅。这种优雅在有教养的前辈中十分普遍。同学生交往，他们总是谦和容让，循循善诱，即便冒失者有些语言冲撞，也不曾见他们疾言厉色，更不要说动手动脚把学生扭送校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