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都是张中行这样的一堆“精神病”人，整日里想着要怎样“靠傻气”躲过“关节”，才能保全自己“画花画鸟”的安逸日子，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由谁来担呢？我们民族的气节由谁来扬呢？要工人？农民？商人？官人？他们也行，但他们不是主体，人家都有自己的专业，而知识分子的专业就是积极“入世”的参与意识，敢于批判当代主流文化的精神。
可悲的事实一再证明，只有像张中行这样的处世方法才能躲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风雨，而像陈寅恪、胡风、马寅初、梁漱溟那样自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中，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装呆扮傻，总想用真理把别人从“糊涂”中弄明白，其结果是连“画花画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长期以来，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就令他们琢磨不透，因为我们的表象与内心不一致，嘴上说的和做的不统一，这就是我们做人的哲学给定的型。就像张中行这样的人，如果不说他是教授，作为一般的游客自己到巴黎周游一圈与法兰西人玩几天装呆扮傻，人家若不把他当傻子才怪呢。不会有人说他是大智慧型人才。
如今的人们当然不用再装呆扮傻来躲避挨整的政治运动了，但也不是可以光明磊落做人的，比如不想举手的时候还要举手，不想鼓掌的时候还得鼓掌，否则你别参加：这个“游戏”。不是只有娱乐界才有潜规则的，我们的文化中的潜规则连小学生都无师自通，你说谁不知道装孙子比当大爷更容易立稳脚跟。
好在如今全世界在做人上的美丑价值观都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有鉴赏力了，如果你认可你的“傻子哲学”，你就把你的处世哲学“进行到底”。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不是向外输出航母和导弹，而是文化和做人的价值观，我们能输出我们的“装呆扮傻”吗？我看不行。套用杂文家闵良臣的一句话，我们不能把醉汉弄醒，我们就把醒汉弄醉吧。
原载《四川文学》2008年第5期
戒“红”
王 晖
戒烟、戒酒、戒赌之类的事，在世间都常常听说，或于书籍、报刊上读到。独有这戒“红”，过去还真是闻所未闻，今番写出，并非独创，乃是刚刚阅读一组忆叙俞平伯事迹的文章时获得的。
奇文共欣赏，何况这些文章又正在手边，姑且做回“文抄公”，也好让至今尚未听说过戒“红”一词的读者增广见识——在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1989年10月版的俞平伯《重圆花烛歌》中，收载俞平伯的表弟并内弟许宝骙撰写的跋文，间有文字曰：
1954年平兄因其“红学”观点而横遭批判，余惶惑之余无以相慰，只劝其深自检讨而已。吾姊间接遭难，其心情沉重不亚于当事人。事后多年犹有余悸。平兄一不嗜酒，二少吸烟，均无足戒，吾姊唯劝其力戒谈“红”……这便是戒“红”一词的由来。而从中可见，力戒谈“红”，则是戒“红”的主要手段。
至于俞平伯及其家人如何力戒谈“红”，在1986年香港《明报月刊》第三期上，刊有唐琼所著《俞平伯往事如尘》一文，对此作了详细阐释：
（《红楼梦研究》）被批判之后，俞夫人怕极了。她爱《红楼梦》，但也恨《红楼梦》。而俞氏本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红学家”，只说小时候读过这部书。他又说：“她（俞夫人）并不赞成我研究《红楼梦》，而且对我研究《红楼梦》本身就不太佩服。”
……
（于是，此后漫长的数十年间，）在俞府，可谈唐诗宋词、论语左传，甚至古今中外，惟独禁谈《红楼梦》。
明明是曾下苦功研究《红楼梦》，并对“红学”发展起过积极推动作用的人，却偏偏要轻描淡写地对人说只是“小时候读过这部书”；明明是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被世人公认为一派红学宗师，却偏偏要对人说连最知己的妻子也不太佩服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个将“太虚幻境”阐释得头头是道的人，面对现实世界却一筹莫展。既然这场批判运动初始已明确了斗争基调：“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评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那么，俞平伯只好“举手投降”了。《红楼梦》一书于乾隆年间先以抄本形式流传，继而付梓刊印，传布极速：乾隆朝时“几于家置一集”，嘉庆朝时则是“家家喜阅，处处争购”，竟至形成“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世风。对这部被称为“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的研究，这时也成了一门淹博高雅的学问：“红学”。孰料此书问世两百年后，我们这泱泱文明古国内尚有一个挚爱《红楼梦》的家庭，只因不堪社会政治压力的重负，竟然举家禁谈《红楼梦》——因此，亦可见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对俞氏及家人精神压抑之巨且深。
作家张贤亮之母与俞平伯之女情分昵近，曾长期住在俞家。张“平反”后，每抵京华，亦喜投宿俞宅。深更半夜，睡在俞平伯隔壁房里的他，总听见老人大声说一些听不清的话语，有时几达狂吼的地步。俞平伯归道山后，张贤亮著文悼念，对“外公”俞平伯屡屡出现的严重梦呓症状，曾大发感慨：“读平伯公过去的文章，潇洒悠远而富朝气。后来正如众人所知的，竟也被磨损得和一个普通老头没有两样。外公平伯公深夜的狂吼，是不是也表现了一点点自己尚余下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呢？”
呜呼，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而士林噤声，纵然心头郁积万语千言，也惟有留在梦中呐喊了。
原载《湘声报》2008年10月10日
谁是地产界的“猪坚强”？
徐 冰
据说，地产界正在掀起向“猪坚强”学习的热潮。该热潮发端于在无锡举办的2008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地产界的大腕冯仑表示，目前的情势下，地产大腕们都要学习地震中被埋36天奇迹存活的“猪坚强”，即便瘦身也要顽强地存活下来。
在我等看客的眼中，地产界发出向“猪坚强”学习的号召，相当具有娱乐性，恰似让人极度厌恶的黄世仁或者南霸天，终于遭到了报应。当然，学习“猪坚强”这个好榜样，也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宏观调控中，地产企业面临的困境。生存还是毁灭，在某些地产企业那里，实在并不是一个艰深的哲学问题。
当前中国房地产业面临的境况究竟如何？从不断传出的房价走低以及炒房者破产的消息看，中国的楼市，似乎正在扭扭捏捏地走向下行通道。关于深圳房价那个著名人物之间的著名对赌，其结果，尽管当事一方虽道歉却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但观众得到的感受显然是房价在下降。
这自然是普通公众所乐意看到的结果，从一定程度上，也未尝不可将之看作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所希望得到的阶段性成果。但决策层的意图以及现实事实是否真的如此，目前下结论，显然太早。不妨设问，中国的地产企业，在当前政策高压之下，究竟谁可以做成“猪坚强”？
自然，这个设问也可以这样提出——房地产调控的指向，必然导致一批地产企业破产吗？
高压之下，这种结果似乎并不是戏言。资金链吃紧，已经是许多地产企业必须面临的实际困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称，2008年房地产行业资金缺口达7100亿元，相当于行业最高峰的2007年新增房地产中长期贷款的两倍。平均下来，每家内资开发商资金缺口达1201万元，相当于去年年销售收入的24％。
该报告同时指出，由于去年高价拿地的企业面临着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压力，7—9月将是开发商资金链最紧张的时候。一些中小开发商可能将面临生死大限，房地产金融危机已初露端倪。
尽管地产企业先死还是银行先死的争论，在部分人看来近乎转移视线的忽悠，但银行显然对可能面临的问题无法处之泰然。许多银行发出了房贷风险的提示，有关方面也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前提下，要求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建设部年初就曾提出，要防止房价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现实的情况可能是，一方面，政策高压以及融资环境的改变，的确使得许多房地产企业进入寒冬，这不仅表现在中小房地产企业身上，也深刻地体现于那些大型的标杆式的地产企业。冯仑所发出的向“猪坚强”学习的号召，比较形象地反映了企业所面临的尴尬。但另一方面，正如同人们很难相信，我国的银行在地产金融危机面前会破产一样，人们也很难相信，那些大型的、标杆式的地产企业，会在宏观调控之中倒下——就所谓的连锁反应而言，著名企业倒掉所引发的危机，未必就比银行的信贷危机小到哪里去。
瘦身以及像“猪坚强”那样顽强地坚持生存下去，似乎是在当前宏观环境中地产企业惟一的现实应对。但随后的问题也已提出：坚持的希望，会否比“猪坚强”更加渺茫？
即便我们认同，房价因政策高压而出现了下行的“拐点”，却也必须看到，这种高压之下的拐点，同样存在因政策松动而拐头上行的可能。不必讳言，这正是宏观调控的风险焦点。而调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则是，金融收紧和政策高压，一定程度上萎缩了市场的供应量，持币观望自然代表了人们对政策影响市场的预期，但房价拐头向上的预期，是否真的就彻底破灭呢？也许更有意味的权衡在于，向上和向下的预期，究竟谁更能反映市场的真实。
原载《成都商报》2008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