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学生时期所受的文化训练，使我对军阀向无好感。有一天，我在文海里偶拾一点文字碎片，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大概是祭孔的日子吧，张作霖脱去戎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辖区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说自己没什么文化，教育下一代，全靠诸位老师辛苦了。别看是只言片语，却从此让我对军阀另眼相看。虽然不是对所有的军阀都有此好感，但就我个人来说，此后我便开始注意和军阀相关的文字。多年的留心，我发现像张作霖这样关心教育的军阀，还不止他一人，主政山东的韩复榘是一个，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也算一个。恰好，这两个军阀，一个在“山”的东边，一个在“山”的西边，本文就说说他俩的教育情结。
韩复榘以大老粗著称，也是搞笑大王。切入正题前，我们先讲一个和他有关的笑话。一次，韩复榘到济南一所学校给学生们做报告，他说：“同志们、老头子们、老太太们、大学生们，二学生们、三学生们、大姑娘们：你们好，俺也好，咱们大家都好。今天天气很好，俺十二万分地高兴，俺特地从山东赶到济南来，俺是没啥文化的，是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今天谁没来听演讲，没有来的请举手。好，都到齐了。今天俺的报告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俺讲了你们也听不懂，俺就不打算讲了。第二个问题很长，要讲四个小时，今天时间来不及，俺就不讲了。第三个问题（他用手摸了摸上衣口袋），对不起，俺的讲话稿没带来，还在秘书处，俺也不讲了。下面接着讲第四个问题，就是讲讲怎么做事。俺想，一个人做事，先要决定他的大前提，比如咱的马，只有后面两个蹄子，没有前面两个蹄子，它会走吗？”
最后一句，虽然也很俏皮，却让韩复榘歪打正着，说到了点子上。比如说用人问题，韩复榘就有个大前提，用正人不用歪人。他走马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便把一些术士、僧道类人物，统统请出了衙门，取而代之的是新派文人，如大名鼎鼎的何思源、梁漱溟、赵太侔等等。后两位不说了，咱们说说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吧。
首先需要理清的一个问题是，何思源是蒋介石的人，他能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乃出于蒋介石的一手安排。这并不等于说，何思源出任该职，完全靠人际关系，他本人是有真才实学的。何思源学生时代，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此后又留学德国与法国。何思源回国后，先任中山大学教授，继而跟随蒋介石北伐，任政治部副主任。此后，便是现职，即山东省教育厅厅长。
再说韩复榘，他是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平调山东的，新省府班底，基本上都是他从河南带来的，只有何思源来自于南京方面。韩复榘与何思源最初的关系，不难预期。韩复榘也许是为了给何思源这位钦定的人物一个下马威，就声言要省财政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闻之，怒气冲冲地找到韩复榘，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何思源明确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安排；不叫我干，我就走人！”身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韩复榘，不仅没有被触怒，反倒起身安慰何思源，说：“省财政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尽请放心！”
韩复榘的大度，让其身边的人大为不满，他们难以容忍何思源的存在，便时常在韩复榘面前，予以非议，并强烈要求韩主席，将何思源撤职。韩复榘下面的这段话，恐怕就是今天的官员，也未必说得出。他对省府一些高官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什么叫“越做越小”？就是拉帮结伙呗。一个政府班子，有了拉帮结伙的心，再加上具体的行动，即使不垮台，也一定干不出什么好事来。这道理，出自一个军阀之口，你不对他另眼相看都做不到。读了韩复榘上面的话，我甚至都有些感动、鼻酸。
韩复榘在山东主政七年，山东的教育事业不仅不落人后，且发展迅猛。就是教育工作本身，韩复榘也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他从不横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信。这也许就是让何思源敬佩的地方。1938年，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杀了韩复榘，成为民国第一冤案。此前，蒋介石为搜罗韩复榘的罪名，曾召见何思源，开口便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面对国家元首的诱导，他不是落井下石，而是直言相告：“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这何止是一句证言，直接就是对韩复榘人格的标榜与尊重。这尊重，来自于韩复榘对教育的言而有信。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阎锡山。他与韩复榘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主政一省的时间特别长，他执掌山西达三十八年。阎锡山曾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治学方面，卓有成效。因此，山西当年的教育，被称为中国教育的典范。阎锡山办教育，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搞好山西经济的基础上，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育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百分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更何况，中国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在一个战争频仍、离乱不断的环境下，一省的入学率还能达到这么高，做为后人的我们，除了感佩，还是感佩。
军阀不一定都是坏的，也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我坚信，懂得办教育的军阀，起码是一个可爱的人，或者他具有可爱的一面。这就像何思源先生所说的，办教育“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延伸开来，事关后代的事，难道不是事关民族的未来吗？日本是怎么强大起来的？难道不是他们在明治维新（1868年）时期强制推行普及义务教育的结果吗？还记得早年播放过的日本电视剧《阿信》吗？给人当保姆的阿信，她也必须上学——背上娃娃去上学！否则，政府就要严厉惩处她的雇主。正是这种严厉的教育政策，日本人也才把他们当年的义务普及教育，称之为“血泪史”。在当时看来，这是多么的不近人情；回眸一瞥，却才发现，“血泪史”铸就了日本，使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由此我们也愈发觉得，懂得办教育的人，是多么的可爱、可敬。
原载《杂文报》2008年6月10日
两种鲁迅
游宇明
多年来，关于鲁迅，我几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认为鲁迅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战士，他对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在行动中始终与之作不妥协的斗争。这不仅缘于我从小学到大学所受的教育，也因为我阅读了大量的鲁迅作品，他的《伤逝》、《祝福》、《故乡》等小说和以《灯下漫笔》、《爬与撞》为代表的大批杂文，无不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
后来读了一些有关鲁迅的文章，发现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有他的复杂性，至少在感情方面是如此。
1906年，鲁迅遵母命与朱安结婚，两人虽然毫无感情，但朱安名义上还是鲁迅的夫人，与鲁迅的母亲鲁瑞一起生活。1927年，鲁迅结束广州的教职，在上海与许广平同居，他很长时间为不能给许广平找到一个合适的身份而苦恼。每当朋友来访，他总是嘱咐许广平不要下楼。有时不得不碰面，鲁迅总会跟朋友解释：“这是我的学生，来帮我搞校对的。”1928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一起去杭州旅游，鲁迅特意嘱咐前期到达杭州的学生矛尘（章廷谦）帮他预订一个三人间，又叫学生许钦文同游杭州。在杭州期间，应鲁迅的要求，许钦文老老实实睡在中间那张床上，鲁迅和许广平则分睡两边的床。
与许广平同居之初，鲁迅为什么不肯让她下楼？两人到杭州旅游，鲁迅为什么要让“第三者”陪睡？原因只有一个：担心社会舆论攻击自己。鲁迅自然有权利也有理由解除他与朱安有名无实的婚姻。毕竟这桩婚姻是他的母亲鲁瑞强加给他的，然而，鲁迅事母极孝，他知道母亲喜欢朱安，不想因此让母亲伤心。同时，鲁迅又对弱者具有深厚的悲悯精神，他知道自己一旦抛弃朱安，像她这种没有基本谋生能力的传统妇女，很可能走上绝路。那么，能不能像当时一些时髦人士一样，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呢？鲁迅也很难做到。鲁迅虽然在日本受过一定的西化教育，对人权、人性、合理欲望之类的东西有相当了解，然而，他毕竟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思想的根始终深植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要名声、讲面子、在乎礼义廉耻的观念随时影响着他的人生选择。尽管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是真挚的，尽管许广平曾经表示不在乎名分问题，尽管在爱情上一直是许广平在主动追求他，比如1925年10月，许广平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公开表达对鲁迅的爱，说自己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她还在散文诗《风子是我的爱》中发誓：“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然而，作为拥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文豪，鲁迅不可能不考量这段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婚外情带来的各种后果。
理想主义者自然希望鲁迅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个人的实际生活中，都始终不渝地高举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大旗，然而，无论鲁迅怎样具有先驱者的眼光，因为种种原因，他最终只能成为现在这样的鲁迅。也许正因为鲁迅在实际生活中对封建传统文化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正因为他在封建文化的围剿中曾经感受到深深的灵魂撕裂，他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才那么彻底和深刻，他在人类思想之路上才走得那么远。
原载《今晚报》2008年3月6日
想起了段锡朋
冯远理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年来经过学者们的挖掘，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正逐渐洗清，他们的真面目慢慢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特别是傅斯年，其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湖南教育出版社几年前就已经推出了《傅斯年全集》。但“五四运动”的另一位学生领袖、被傅斯年誉为“天下才”的段锡朋却鲜为人知，这真让人遗憾。
段锡朋，字书诒，江西永新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在校期间，组织领导了“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中学生的核心人物和骨干，被北大同学亲切地称为“我们的段总理”，以区别于北洋军阀总理段祺瑞。在“五四运动”最困难的时候，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20年，在上海棉业大王穆藕初先生资助，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推荐下，段锡朋和罗家伦等五人赴美留学。留美期间，他除了刻苦好学为同学所称道外，还积极参加了维护中国权益的爱国斗争。这些经历是段锡朋一生闪光的一页，但还不是最动人的一页。
段锡朋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久居官场，级别一直很高，最小也是个副部级吧，但他始终没有沾染上一点官僚习气。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能尽职尽责，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他过的始终是近于苦行僧的生活，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日战争期间，他受命领导中央训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当时给了120个编制，但段锡朋只用了60多个。别人问他原因时，他说老百姓的生活太苦，作为党政机关，能省则省，不要给老百姓添太多的麻烦和负担。他这种悲天悯人、一心为公的情怀，感染了中央训练委员会的同仁们！中国人最讲究领导的带头作用，在段锡朋的带领下，再苦再累，这些同仁们能说什么呢？
罗家伦先生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段锡朋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作为段锡朋几十年的挚友，在他赴任印度大使前夕，段锡朋因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已住进了中央医院，罗家伦领了治装费和旅费后不让他知道，送了一些钱到段锡朋家里，请段夫人无论如何不要告诉他。罗先生留下这些钱，无非是要夫人为他买一点营养品。但段夫人坚辞不收，经罗家伦以他和段锡朋三十年的友谊来压她，她才留下。没有想到，段夫人又把这件事告诉了段锡朋，段锡朋坚决要她退回。这时候罗家伦已经到印度赴任去了，段夫人将这款子又送到罗家伦家里，推来推去推了好几遍，段夫人终于把这笔钱交到了罗夫人手中。段锡朋虽然薪俸甚薄，但对于穷朋友，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罗家伦曾见他常常以二十、三十元接济穷朋友、穷同志。这些钱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经济一直窘迫的段锡朋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按照段锡朋的级别，他完全可以在中央医院住高等病房，但段锡朋只肯住三等病房。谷正纲先生有一次去医院看望段锡朋，段锡朋正处昏迷中，医生用氧气和其他措施才把他抢救过来。他醒来后，知道用了氧气，用轻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当谷正纲把这话说给罗家伦听的时候，罗先生泪如雨下。谷正纲也不住地称赞：“段书诒伟大！”
但：“伟大的人，到死后才能被人家认识的！”
原载《湘声报》2008年6月14日
良史不文过
徐 强
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里说，他自觉“一生平平凡凡，没有什么特立独行值得记述”，之所以提笔写自传，只是希望为后人编写历史“提供一点资料”。历史著述以真实为生命，为编写历史而提供的“资料”，自然也不例外。在旁人认为有损“清誉”的地方，周一良先生不文过，不饰非，身为历史学家的他，看来是下了一定的决心，要把自传写成“良史”的。
1931年夏天，周一良在北京报考辅仁大学历史系，报考的时候，学校要检验高中文凭，但他没有高中文凭，怎么办？周先生写道：“当时北平流行制造假文凭，琉璃厂的刻字铺兼营这个生意。我家乡秋浦县有一所周氏家族办的宏毅中学，我就假借此名，并未与学校打任何招呼，请刻字铺伪造一张私立宏毅中学高中毕业的假证书。”文凭蒙混过关后，接着是入学考试，其中一门是考数学，而他的数学一团糟，因此这一关成了他“不可逾越的鸿沟”。怎么办？周先生写道：“北平学界又有绝招儿：找人替考。照相馆可以把准考证上的相片修版，使它看来既像是甲，又像是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辨认不出捉刀人。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请当时在清华大学主持发电厂的工程师表兄孙师白替我进了数学考场，当然以高分及格。”这样，他又蒙混过了一关，如愿考入辅仁大学。伪造文凭和请“枪手”代考，都是为人所不齿的劣行，周先生自揭其丑，颇得“良史”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