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当然会招来舆论的批评，我也不赞成学校这样做。但根源还在于上有所好——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过于看重媒体上的报道，特别是主流媒体、高级别媒体（这是我临时杜撰的词，却符合国情）上出现的文字、照片或影像。有了这些，不仅评奖选优有望，说不定还能加官晋级，自下而上，皆大欢喜。再说，所发奖金（还有津贴、采访费、课题费等不同名目）用的也是公费，何乐而不为？
其实，一种做法形成惯例，成为潮流，都是由上而下的，等影响到大学生，或扩大到社会各方面，往往已近余波。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这种做法至少在十多年前就有了。
有次我与中央某报记者去南方某县采访，书记和各级领导亲自陪同，热情接待，临别时还向我们每人赠送一笔“采访费”。书记容不得我推却，说：“某报一个版面，花几十万也不一定上得了，你们来采访报道，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今年我们县在省里的地位肯定能提高。”
连学术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也不能免俗。我当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每年的考核或每次接受评估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就是必须收集的内容。而如果不主动提供资料或吸引媒体报道，学术机构和学术活动往往很难引起媒体的兴趣。例如某次会议如要电视台报道，必须有省、市常委级的领导出席。而有了这样的报道，主管部门才会重视。就是一本书、一篇论文，要申报奖项时也得附上公开发表的书评。如有权威刊物、中央媒体上发表的肯定性评论，不仅获奖无忧，还有望得高奖大奖。
我在央视做的节目播出后，几乎都会收到不同的公司寄来的订货单，通知我已备好光盘，只要付款数百元即可寄来。有的还备证明一纸，写明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至某时某分在央视某频道某栏目出场。开始我颇不以为然——谁会花这笔钱去买自己的录像，还要什么证明？后来才听说，有的高校已规定在央视出场的赏格，最高一级可以等同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或获省部级一等奖。要真能如此，区区数百元何足道哉！与其到时口说无凭，还不如预备光盘和证书。
看来，只要“上好”不改变，下面的做法只有“甚焉”，肯定会越来越过分。浙江某高校的领导如不这样做，必定会在这场竞争中落后。但他们这样做了，其他学校要胜出，只能别出奇兵，或许会提高价码，或许会全面配套。总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要改变风气，还得从源头做起。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8月5日
现在的教授都在研究些什么
叶 雷
曾以“章子怡的伟大被低估了一百倍”出名的上海社科院教授张结海在他最新的研究《西方女人眼中的中国男影星形象分析》中得出结论：李亚鹏和谢霆锋是西方女人眼中的典型“丑男”。（《广州日报》12月4日）拿着国家的工资，用着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可我们的教授们都在研究什么呢？张结海教授研究出了“李亚鹏和谢霆锋是丑男”，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研究出“梁山108将里43位不是好汉”，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研究出“孔子是丧家狗”，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檀作文研究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武汉大学梅朝荣教授研究出“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教授，就是传教授业的意思，韩愈在《师说》的开篇中就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授，作为社会文化的精英，应该负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以传播先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批判媚俗文化和垃圾文化为己任。他们做的事情，绝不仅仅是凭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而是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指导思想，像康有为、梁启超、鲁迅他们一样，为一种社会理想而奋斗。
可是，现在不少的教授，靠着这个高级职称，哗众取宠，纷纷加入了以谋利为目的的媚俗文化和垃圾文化的制造之中，实在是有损教授的品格和形象。在英文里面，教授一词是“Professor”，“Professor”本身就含有追求真理和信仰的意思。以此关照我们的教授，他们之所以去研究这些对国家和民族毫无价值的东西，实质上是信仰的失落或者错位，是职业精神的消解，是职业道德的堕落。
这几年，不少人文科学的教授呼吁设置和理工科里面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一样的文科院士，这种想法很好，但如果我们人文学科的教授研究出来的都是这样一些成果，那就只能自取其辱了。我们看看那些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玻恩、钱学森……一串串响亮的名字就会在脑海里出现，出现的不是他们的成果，而是他们勤奋、好学、意志、毅力、严谨、求实、谦虚、谨慎、协作、团结的品格。我们文科的这些教授们怎么和他们比呢？
科学家的素养和品格决定着科学创造的成功与失败。这句话对人文学科的教授们也是适用的。真的希望我们的教授们研究出一点有新意的东西，而不是这种哗众取宠的东西。
原载《湘声报》2007年12月21日
我看“八十年代”
鬼 今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画匠给主人画幅写真像，画完了有些自鸣得意地说，你拿到街上问问人，看画得像不像？这被写真的顾客觉得主意不错，于是把画拿到街上，碰到第一人就问：“您觉得哪一处最像我？”得到的答案是头上戴的方巾最像。遇到第二个人，那顾客又问哪一处最像？这人回答说：衣服最像。等到碰见第三个人，站在一旁的画匠忍不住跳出来提示说：方巾衣服都有人说过，不用再说了，你只说形体如何？那人犹豫半天说：胡须最像。
2006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八十年代访谈录》，书里面访谈的对象自然全是八十年代在文学、艺术、学术各个领域中曾经名动一时的风云人物。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这访谈者的行为是在严肃地印证着那笑话的真实。我猜想，那访谈者心里肯定已经预先勾勒出了一幅八十年代的画像，很想从这些名人嘴里印证她想象中的八十年代“形体”的完整性，这从她洋洋洒洒带有明显导向的提问中看得出来，就像那画师带着那幅画去大街上发问的动机有些相似。可那些名人好像并不十分配合，众说纷纭地没人说出个“形体”来，于是，当我读完了这本书后，“八十年代”从这些名人嘴里也就自然变成了“方巾”、“衣服”和“胡须”。
名人们谈了不少“方巾”、“衣服”和“胡须”，如八十年代相对亲密的人际关系、吸取知识的饥渴神态、探索电影的激情与冲动、朦胧诗的圈子、摇滚的反叛。但八十年代没有形状也由此变成了必然，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当你描出了再多“方巾”、“衣服”和“胡须”的时候，也还会有人注意到鞋子、腰带甚至是衣服的纹饰，这样描下去就会没完没了。相反，更多的特征也可能在不断忽略中流失和遗漏，且不说八十年代的知识圈都有人人自称英雄的习惯，访谈录就不知漏掉了多少英雄的画像，当然会惹出各种不满和非议，非议的理由即是这些人能代表八十年代吗？可我又觉得，八十年代的可爱恰也是满目飘动的“方巾”、“衣服”和“胡须”，而不是预先被画好装饰在我们头脑中的一幅惟妙惟肖的完美形象。
“八十年代”总是被一股淡淡的怀旧心绪所笼罩着，怀旧是当代知识人的一个通病，也是现世各种时髦散文的基调，除了上海外摊的灯红酒绿，就是民国旧文人的倜傥风流，那笔调几乎一律的浓妆艳抹，招人厌烦却观者多多。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八十年代”也不幸加入了这个行列，变成了遗老犹唱后庭花的对象，进入了怀旧消费的时尚行列。只不过加盖上了一个“反思”的耀眼夺目的大红印章。我们可以感觉到，访谈者努力想从受访者描出的“方巾”、“衣服”和“胡须”中拼贴出“八十年代”的整体画像，但这个努力显然是失败了。但我庆幸这个失败，因为我们一旦看不到“八十年代”那些具体的“方巾”、“衣服”和“胡须”，那么它的魅力就会顿然消失，不复存在！
何以如此说呢？“八十年代”的魅力就在于它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的政治走向，不确定的经济前途，不确定的文化变革，不确定的人生选择。又有太多的可能：姓社姓资的可能，民主自由的可能，调侃主流思想的可能，甚至是性解放的可能。那味道有点像晚清的乱世，也有那么点民国兆始时没皇帝管着的撒欢和散漫。我还记得第一次看人体画大展，人们遭遇女性裸体时最初的羞涩表情，和犹豫片刻蜂拥贴近观画时的那种饥渴感，冲动而又茫然。可这些不确定在九十年代以后全都消失了。当裸体画进入网络可以随意浏览时，人们的视觉开始麻木。倘若那画师拿着“九十年代”的画像到处问，得到的回答恐怕就不是“方巾”和“胡须”了，而是“像美国”、“像某个西方大师”或者“像麦当娜”，再说的严重点，“美国”和“西方”不是“方巾”和“胡须”，而是那画家所提示的“形体”，我们的生活、思想和行为越来越容易从形体上被描绘出来了，可惜那“形体”往往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有人一指认就说这太像美国啦！那太像西方某个人啦！从貌似高雅的学院到低俗不堪的欢场，一系列的生活节奏都可以从中找到依据、线索和偶像。大家活得是否愉快我不知道，但都活得越发有规有矩恐怕没人否认。因此，我以为，人们怀念“八十年代”，是怀念只能说出“方巾”、“衣服”和“胡须”的那种感觉和时刻。
我还以为，可怕的不在于人们津津乐道于各种“方巾”、“衣服”和“胡须”，或猜测描绘不出“八十年代”的准确轮廓，那恰恰可能是一种时不再来的动人状态，可怕的是那些怀念“八十年代”的人们，或那些在“八十年代”画像里曾经扮演过“方巾”、“衣服”“胡须”角色供人们指认甚至崇拜的人们，好像也只能活在怀旧的阴影里。他们或者变成了世俗文化的宠儿，如尼采专家转行大写轻飘飘的人生呓语；原本辛辣犀利的愤青式作家转而对女儿说起了悄悄话；富有诗性雅意的“棋王”变成了影视听觉盛宴的技术写手，等等。他们说是给“八十年代”画像，其实更多谈的是九十年代的失落，颓唐的暗恋中满是英雄迟暮无奈退场的感伤。“八十年代”好像不是为后来的时代提供了养分，而是为后人掘出了一个思想坟墓。这才是最可怕的，它让我们看不到希望！我们看不出来这些当年扮演“方巾”和“胡须”的英雄们后续的英雄故事，也看不出他们在九十年代以后的表现和“八十年代”有什么连续继承的关系。陈丹青在访谈中说过，大意是崔永元做过一个怀念老电影的节目，意思是向老一辈致敬，可是这档节目和美国的区别在于，人家好莱坞越怀旧越得意，虽说已不及黄金时代，但仍可有资本对过去怀抱敬意。怀旧是为未来打气，是自信的表现，意思是咱们现在照样可以牛逼。而崔式怀旧则是以悔恨、抱怨的心理在怀旧，怀旧是为了诅咒今天，我们时时能从访谈中嗅出同样的味道。
“八十年代”以后没有延续性，没有未来！这才是怀念“八十年代”的真实理由，也是“八十年代”风云人物退出历史舞台的开始。我只能说，“八十年代”被纳入怀旧的轨道，恰恰昭示的是现世思想的极度贫乏和无奈。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24日
像吴冠中先生那样解放思想
许石林
一位名声响亮、画价卖得很高的89岁高龄的艺术家，倘若以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原则，算得上是一位成功者，一位既得利益者，是不是应该珍惜并享受体制和社会敬奉给他的尊崇和爱戴，安享幸福的晚年？可是，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头脑似乎是不听从世俗的，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代表着上天或上帝的指令，他不会停留在世俗所谓幸福的温柔中——说的是艺术家吴冠中先生，此老堪称当代画坛泰斗，但他却与一般泰斗不同，他不会伸出没有原则的手，抚摸着那些仰仗着他吃饭的后辈，也不会将没有意义的雨露撒遍每一个后人的头发以换取更多无意义的拥戴。
吴先生日前发表的针对中国美术界现状的言论，被广东媒体总结为几个关键词，成为这一段时间文化界的热门话题，被认为是美术界思想解放的真话。
吴冠中如是说——
教学评估检查——是个劳民伤财的活动。
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
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了。
观念之争——全是站在自己饭碗上。
艺术市场——很多沙子将会沉下去。
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见“文化广场”和各媒体及各网络文化论坛）学者说：真理是朴素的。民间说：真佛才说家常话。我的理解：真理就是废话，真理是没有意思的，探索真理才是有意思的；知道真理没什么了不起，敢于说出真理这种废话的才是了不起的。
吴先生的话其实并不是吴先生一人的发现，也不一定是吴先生最早发现，文化界、美术界早有人有如此言论，与吴先生算是同事的艺术家陈丹青就曾鞭辟入里地批评过。机缘所致，是新一轮思想解放氛围，让吴先生在广东将这些言论集中释放出来。吴先生以泰斗身份，十分显眼，因而人显言贵，真可谓：一鹞入林，百鸟藏声。2008年是个吉祥年，吴先生为中国文化带来了福音。
吴先生的话，当然可以争论。但前提必须是：不要站在饭碗上。站在饭碗上必然从饭碗出发，饭碗有时候和道义吻合，但多数是相背离的。吴先生的“饭碗说”，揭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奥秘，《三国演义》诸葛亮骂王朗：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像王朗这样的人，不为一个读书人的本分活着，不为那个时候的“大义”说话，只是苟图衣食，因此不知道羞耻，一句“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把王司徒骂得坠马而死。我觉得王朗还算是知耻的人，能中诸葛村夫的骂招，羞愤而死，说明诸葛亮没有遇到真正皮实的对手，他要面对一个水浸牛皮——不浸三尺三，浸也三尺三，我们就没有这一出戏看了。因此，参与争论的人，应该采取回避制，即捧着饭碗的人要回避。但现在的情况是，文化长期是饭碗说话，面对吴先生的话，当代饭碗们鲜见回应，非饭碗们又因长期没有话语机会，于是目前的争论还显得零碎了，甚至够不成争论。
够不成争论，有很多原因，也很耐人寻味。
中国人传统上是按照这样的格式塑造人生的：“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此所谓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和程式：“三立”。按照钱穆先生的解释：人应该在自己的本分社会角色上实现“三立”，比如艺术家应该以自己的艺术实现“三立”，有了这样的理解，艺术家就不再是主流社会的附属和玩物，亦无须像黄永玉感叹的那样仰人鼻息，也不会让人当工具使，艺术就有了独立的意义。艺术家若按照这个格式去塑造自己的艺术人生，也就能够找到艺术生存和进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