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门学科的经典，是历代前贤智慧与创造的积淀，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载体。真正的经典总是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时代，成为人类共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人们获得知识的最好途径。阅读和品赏经典，就是跨越时空，与古今中外先哲仁人进行心灵对话。
各门学科的创造者们穷尽毕生的精力，孤独而执着地追求心中的梦想，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至于哪些作品会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那些创造者谁会被历史湮灭，谁会被历史铭记，通常情况下，创造者本人不知道，与他同时代的人也不一定可以预见。而身后之事是他们这一代人左右不了也奈何不得的，再多的名利于创造者本人而言也是毫无意义的──死亡下面是无尽的虚无，死亡是对人生无意义的最有力佐证。
衡量经典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时间长度。纵观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只有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经过大浪淘沙，才能显现其艺术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时期掌握话语权的人在评价某一领域的成果时，往往呈现出对生者吝啬、对逝者慷慨的姿态，他们一般只会将最高的评价给予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熠熠闪光的名字，而不会给予当下已经取得一些成就或正在通往理想道路上艰难跋涉的人。拿作家来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就曾劝告年轻的写作者，叫他们不要太在意自己的作品能否被奉为经典，“因为经典永远是先于时代的，不可能太早被同时代的人所认识。所以，年轻作者只需要保持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语言艺术的追求就可以了。”我们的目光不可能一下子投向数十年之后，我们的手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触摸到数十年之后的那个目标，过分惦记数十年后那个未知的结果，又苦又累，一定会影响沿途看风景的心情，容易变得浮躁不安，急功近利，徒增无谓的精神负担，甚至有可能被中途吓退。
耐人寻味的是，多数经典的制造者在世时不仅没有享受到经典所带来的名利双收，荣华富贵，相反，他们的人生充满了世俗意义上的“失败”──名利皆空，贫困交加，受尽冷遇与摧残，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孤寂。可贵的是他们没有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是用行动甚至生命去捍卫作为某一职业称谓的纯粹性。
比如，我们所知道的哲学家尼采、画家梵高。
在人类历史的星空中，这两颗星孤独地燃烧着，熄灭了，很久很久以后，他们的光才达到我们的眼睛……就是这两颗星，一个照亮了人类思维的空间，一个将人类艺术的星空演绎得更加深邃。
1888年，当尼采面临崩溃的边缘时，世界“发现”了他，第一次开始有人介绍他的哲学。1889年，在梵高结束生命的前夕，他的弟弟提奥第一次卖掉了他的画，他也被世界“发现”了。在生前，他们同样地不为人知，认识他们的人们都说他们是疯子，并将他们遗弃在人群之外，他们同样都是世纪末的漂泊者，是新世纪的早生儿！他们怀着一颗不安的灵魂苦苦追寻，精神上不断爆发的危机，使得他们在动荡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他们既是天才，也是苦行僧，他们意识超前，作品无法被同时代的认可和理解，在世时饱尝人间冷暖。尼采有一颗太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觉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而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而尼采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飘泊游荡，忍饥挨饿，沉思冥想，只为他心中崇高的理想。同样，梵高也是非常超前的画家。他的作品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其强烈的个性和在形式上的独特追求，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的确很难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梵高一生当中画了两千多幅画，而他在世时，却只卖出过一幅，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完全依凭弟弟提奥的接济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日子。在经历了两次爱情的挫折后，梵高认识了曾做过妓女的克里斯蒂娜，他想得到家的温暖，想要和克里斯蒂娜结婚，于是和女友约定，当他每月能赚到l50法郎时两人就结婚。遗憾的是，由于梵高最终无法赚到150法郎的月薪，他与克里斯蒂娜彻底断绝了关系，结束了自己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爱情。
当梵高的好友和老师高更对他热烈的向日葵进行冷嘲热讽，对他视奉若神明的几位艺术大师进行极轻蔑地讽刺时，他认为高更说的都是谎言。凡高没有回避真实与谎言的矛盾，既然无法从好友高更那里终结这一切，只能从自己这里堵塞倾听“谎言”的通道。梵高认为，耳朵这两颗长在头上的卷心菜只能听见世界的喧嚣和谎言，而倾听过“谎言”的耳朵是失去了贞操的耳朵，是耻辱的耳朵，是今生的一团赘肉，遂将仇恨的锋芒指向自身──他对着镜子干净利落地把自己的右耳割了下来，然后提着自己的耳朵来到供士兵们5法郎消费一次的下等妓院，把血淋淋的耳朵送给了他熟识的一位妓女。梵高的举动堪称最独特的行为艺术，他以此极端的方式拒绝谎言的入侵。
谁也未曾想到，在梵高逝世后近百年，仅我们所熟悉一幅《向日葵》，在世界著名的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就拍出了3990万美元的天价，这个消息当时震惊了全世界。后来，他的《鸢尾花》、《没有胡子的自画像》、《加歇医生的肖像》又分别以5390万美元、7150万美元、825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目前世界最昂贵的十幅画中就有这三幅。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当梵高的画作《阿尔的舞厅》以法国国宝级艺术珍品的身份来到中国，我终于有幸一睹梵高真迹，这离他去世已达120年之久。
尼采和梵高不同的是，前者对他身后的声誉充满了信心：“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总有一天我会如愿以偿。这将是很远的一天，我不能亲眼看到了。那时候人们会打开我的书，我会有读者。我应该为他们写作。”而梵高却对自己去世之后作品能否被后人欣赏毫无把握，他想靠卖画维持生计的计划早就落空，而且他的画作被当时的一些画坛名家屡屡贬斥为不值钱的劣作，他本人也被人断言为没有出息的作画人。从一次次的打击，到一次次的怀疑、失望，梵高最后终于对自己彻底绝望了，他完全没有信心再面对如影随行的痛苦，没有一点自信再承受上天赐予他的苦难，更不想再拖累负担日重的弟弟。于是，他放下画笔，拿起手枪对准自己……那一年是1890年，他37岁。
与尼采和梵高相仿，经常被作家们挂在嘴边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同样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他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所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他的大部分作品既无题目又无结尾。卡夫卡41岁时死于肺痨，临终前，他竟给朋友布洛德留下了将其全部手稿付之一炬的遗嘱。幸好布洛德违背他的遗言，将他的代表作《美国》、《审判》和《城堡》定名后予以出版，才使这位现代主义流派的鼻祖名扬四海，流传至今。
“尼采梵高卡夫卡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识别天才，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就不必主观臆断，妄加评论，更不要去伤害他们。
一个世纪以前，几位孤独的大师走完了他们短暂的人生旅途，留下了灿烂辉煌，同时也留下了遗憾悬念。透过他们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伟大的艺术都是作品加上全部的生命。无论他们生长在哪一个国度，无论他们的生命多么短暂，无论他们仙逝多久，都让人感到他们总是那样切近我们的心灵。
著名作家龙应台在《诗人刚走，马上回来》一文中对德国良好的传统文化发出由衷的感叹，原因在于德国人举国上下谈论歌德，谈他的情诗和抒情诗，谈他的妻子和情人们，谈他的浮士德和魔鬼。正因为如此，两百年前的人仍旧栩栩如生，仿佛只是出门到巷口买个报纸，马上就会回来，甚至他桌上的茶还热着呢！而在我们中国，人们至今仍像谈论邻家老伯一样谈论我们的精神偶像──孔子屈原曹雪芹，仍然对《论语》、《离骚》、《红楼梦》津津乐道，一些经典小说总被电影电视导演拿来一再翻拍，演绎不同版本的精彩。
经典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和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阅读和探讨经典就是享受和传承精神财富，经典不可复制，传承就是对经典最好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