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为什么六个女生走掉了一个。其实同时离开的还有一个男生，他俩都来自荆门农村，高中同学，早就是恋人。学期中间他们找到校外的旅社开房，被派出所通报到学校，于是就被悄悄开除了。那个女生能歌善舞，迎新联欢晚会上曾大出风头。男生显得很成熟也很有才华，但因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于是问题的性质多了一种说法，说他用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腐蚀”了一个劳动人民的女儿。当然这种政治化的分析并不为才子们接受，暗中颇为他俩惋惜。但才子们不知从哪里听到过所谓“柏拉图的精神恋爱”一说，所以不少人虽然有点思想“出轨”，但对于行动上的早早“偷食禁果”，还是有些鄙夷，认为这俩人太没有品位和志向。
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如饥似渴地读中文名著，啃文艺理论，又偷偷地练笔，写几千字的短文，到一年级下学期，居然发表了事后看来羞于出手的处女作。但到二年级开学后，一个叫金柳的女生打乱了我的读书生活。金柳和我高中并不同校，又低我一年级，故以前不曾谋面，但她家离我家不到一里地，双方的家庭和彼此的名字都是知道的。她考进华师教育系后，她母亲托人带信，希望我能关照她。她自己喜欢文学，对教育系学的内容兴趣不大，要我给她借一些文学名著看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住在昙华林，她住在桂子山，距离不算近。第一次见面后开始通信，每周一封，无外乎交换读书体会。头一学期只见过几次面，有时她来昙华林，因为我住的是十几人一间的大宿舍，还不好意思让她到宿舍里坐，只能先在校园里走走，然后出校门，沿胭脂路到民主路的书店逛逛。或者沿粮道街走到江汉剧院或武昌电影院看场电影，又到长江边大桥头下漫步。我如果到桂子山，她倒是大方地带我去她的宿舍坐，并向她的室友介绍我的身份，分手时她往往从小路把我送到街道口。那时，从今天的华师一号教学楼出来，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走到街道口，沿途都是种着蔬菜的农地和长满荷叶荷花的池塘，野趣十足。我们也一同游过一次东湖，从武汉大学北边的凌波门坐上小船，进入景区后上岸，玩了大半天，但在行吟阁前留影时，我们还是各照一张，然后互相赠送。
那个学期放寒假，我们约定同时乘搭25路公共汽车回家。25路车开往葛店化工厂，乘客永远是那么多，我们又不是在起点站上车，于是一上车就被紧紧地挤在车门内不能动弹，弄得两人面红耳赤，手足无措。那时路上车虽不多，但路面和车况都很差，要摇晃、颠簸近一小时。不过这种被强制的近距离接触，并未给双方带来反感，下车后她对我说：“今天的车跑得好快。”我回答说：“巴不得车在半路趴窝。”她抿嘴一笑，脸又红了。
春节期间，我妈妈和她父母也见面了。我这才知道，她是独生女，父亲是粮食局的一个领导，文化不高，人很质朴和善。她母亲看见我家房屋宽大，我妈妈待人热情，又得知我的哥哥姐姐有较高文化，都在外地工作，很羡慕，对金柳说“好热闹的一家人啊”。金柳也显出很满意很幸福的样子。
转眼到了1965年秋天，也就是我读大三的那学期，中文系63级的学生要到黄冈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间是一年。下乡前的一个傍晚，我到桂子山向她告别，俩人都有点依依不舍。九点钟左右，我们快走到校门时，不约而同地在一颗悬铃木的暗影下停住脚步，她低着头说：“要分别很长时间了，你还从来没有抱过我呢！”我有点不好意思，刚轻轻搂住她的肩膀，就听到后面有脚步声，于是立刻无事人似的垂下双手。我没料到这是我和她最后的一次亲近。
下乡以后，我们仍然是每周互通一信。四个月后快过年了，“四清”工作队放假。我妈妈原以为我不能回来，被我二姐接到湖南郴州过年去了，我就只能留在汉口大姐家过年。假期很短，又没电话联系，我们来不及见面，新年过后我就快快地走了，直到8月下旬才回到学校。这时中文系的学生才从昙华林迁到桂子山，以便于集中搞“文化大革命”。原来我门还在乡下搞“四清”的时候，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地闹了三个多月了，先是由各级“文革领导小组”的左派和上面派驻的工作组揭批落后学生（内定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不久又翻过来，撤走了工作组，解散了各级“文革领导小组”，“革命造反派”在慢慢形成和聚集。我们刚从乡下回来，有点摸不着头脑，而金柳的一个室友首先找到我告状，说金柳在运动中充当了一些人的工具，得罪了很多同学和老师。
我因为二哥49年去了海外，意识到自己因海外关系负有无法摆脱的“原罪”，故对于身边的“运动”和“斗争”刻意避而远之。对于“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将会怎样收场？哪些人会遭殃？一时也很茫然。于是找到金柳，劝她不要盲动，凡事少出头露面，谁知她不以为然。而我偏偏又是一个自以为喜爱独立思考而且自以为是的人，离别一年之后的再见面，气氛和双方的心情居然不大好。我甚至想到，以我的思想和性格，能否和一个热衷政治斗争的异性走到一起？又怀疑她是否会因为我的“原罪”和“白专”而担心影响自己的“进步”。
此后我们仍然不时见面，但因为心有芥蒂，双方都没有热情的表示。由于她出身好，所谓的保皇派、造反派都极力拉拢她，她先属于“铁杆”保皇派，后来又成了很活跃的造反派，进入了“钢二司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走火入魔一般，参加各种集会，演出，忙得不亦乐乎。而我成了逍遥派，乘停课之机，免费游历了国内十几个城市，回到武汉就躲在家里看书，也多少增加了一些见识，贮备了一些不知未来能否有用的知识。
到了1968年夏天，我在大学五年了。随着时间的过去和观察思考的深入，一些有头脑的人虽然对上层的内幕和是非不敢妄加猜测，但亲见亲闻的社会现状使他们感到“文革”已陷于荒诞和混乱，不仅带来了社会群体的严重对立，更造成了公私财产的巨大损失，甚至不少无辜群众的鲜活生命毫无意义地牺牲了。对于正在读书的大、中学生，明显的是荒废了学业，虚耗了宝贵的青春时光。
这时金柳似乎也冷静—些了，终于对我说“看来你的看法是对的”。我乘机问她：“我今年该毕业分配了，看形势今年的毕业生不会有什么好地方去。今后怎么办？”她马上说，“到我毕业时，你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有些意外和感动，感到她还是一个“实心人”，既单纯又执着。但我说出来的却是“到时再看吧。如果我去的地方很远很差，就不想连累你”。怕她误会又忙补了一句，“你不像我兄弟姊妹多，你父母年老后只能靠你照顾”。
武汉发生“七二０事件”后，重庆的武斗更起劲。在那里工作的大哥为躲武斗回来了，二姐对我不放心也从郴州赶回，加上本在汉口的大姐，除了在海外的二哥，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和妈妈团聚了。二姐知道我和金柳的事，让我邀请她去我家，和哥哥姐姐见个面。我找到金柳发出邀请，她很高兴地答应了。但到动身的那天早上，她突然说她们宣传队马上要到黄冈去，让我先回家，三四天后她会直接到我家里去。
回家后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中午，一家人正讨论如果我分配到外地，妈妈如何安置。忽然听到不远的古米山那边传来“砰砰砰砰”和“轰轰隆隆”的响声，而且差不多响了半个钟头。妈妈问是炸山取石还是放鞭炮，我玩过最简单的几种武器，辨别一会说，有鞭炮，好像也有枪声和手榴弹爆炸。二姐说她出去打听一下，大概个把小时后她回了，红着眼眶，面色沉重地说，是金柳死了，前天在黄冈被流弹打死的，刚刚下葬。他们钢二司战友放枪扔手榴弹表示哀悼。我和妈妈惊呆了。大哥大姐问：“金柳是谁？你们认识？”二姐带着哭腔说：“她是小弟的同学。”说完望着我，我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妈妈也只顾擦眼泪，没做声。
下午，二姐陪我去买了香、纸、鞭炮，俩人一起到了古米山脚下。人们早已散去了，匆忙赶做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上面刻着“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钢二司战士金柳同志之墓”。好像没有刻生卒时间，也没有立碑人的名字或组织。我们点上香，烧过纸钱，放过鞭炮之后，对着墓碑鞠躬。二姐轻轻地说：“金柳妹妹，你要是听了小弟的话回来跟我们团聚，不就没有这场飞来横祸？太不幸了！你父母以后怎么办？……我家小弟是好人，你要保佑他呀。”我始终无语，这才体会到人在真正悲伤的时候，几乎没有自己的思维，也不会言语了。但是突然记起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引用过的陶渊明的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最后一句特别贴切，一个才二十二岁的生命，就和她的父母、朋友、老师、同学人天隔路了，永远孤独寂寞地“托体”于家乡那座人迹罕至的荒山。我跟在二姐后面，往回走了几十步，忍不住停下回头，西下的太阳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居然还定格在她的碑前。
到了秋天，63级的大学生终于分配了，我果然分到了鄂西山区。我锁上了家门，把妈妈送到汉口大姐家安顿好，然后告别了昙华林和桂子山。那时即便是本省的武汉人，也觉得鄂西很远很不方便，不通铁路，坐长途汽车要两个白天；乘船溯江而上，要两个白天一个晚上，或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才能到宜昌或巴东，然后再换汽车，一步一步进入深山。我的行李和书多，只好坐船。
低沉的汽笛呜咽响过，东方红64号轮启航了。轮船慢慢钻过了长江大桥。我站在船尾，目送岸上的房屋和江边的杨柳，个把小时之后，视线中就只剩下黛色的龟蛇二山了。我想：自己何时回来？恐怕那时已是星移斗转，物是人非了吧。
累了，回到船舱躺在床上，随手抓过带在身边以备消遣的书，胡乱翻到一页，是谈日本文学的。文章说在日本的古代文学中，“爱与无常”是作家百谈不厌的主题，而古代中国人写爱情的文学作品，总喜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可见民族性格的不同云云。我想了一下，以为不够透彻，就随手在这页书的旁边写道：“日本作家写的是多变的现实和细致的心灵感受，由于无力把握命运，就容易追求及时行乐，流入自然主义。中国作家耽于想像，高蹈出世以求长远，就是在爱情上也表现为不仅要‘终成眷属’，还要‘白头偕老’，其实思想深处正是对‘无常’的恐惧和淡化处置。”后来也没细究当时想得对不对，这本书至今仍在我的书柜中，写本文时又拿出来翻看了一下。
分别四、五十年后老师、同学再度聚首，本来应该喜悦愉快。但我的这篇回忆文字却一点也不轻松，不好玩，甚至还有些沉重、悲凉。然而没有办法。转瞬间金柳离开我们四十五年了，她的父母也早已郁郁离世，她没有真正的亲人，也没有人为她写过纪念文字，甚至还记得她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我感到有一种责任，不愿让她就这么湮没于“无常”。
（罗福惠，1963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