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犹如此
【蒙万恬】
在高中时，最想读的大学是武汉大学，所以考试前就多次去武大玩过。武大最美的风景是珞珈山上的林荫道和樱花园，还有依山而建的只在树林中露出红顶的精舍学斋。林荫道临山盘绕，路两边的法国梧桐几近百龄，粗可合抱。所有的树对面相拥，枝叶交错，形成高高的绿色穹隆。从西大门走到东湖边，只受凉风，不见烈日。走一小时，身上居然不出汗，这在夏日武汉可说是奇迹。一俟秋深，便满地铺黄，引人进入深思与成熟的境界。樱花园在一面坡上，伸入谷底，樱花有盛开的有飘落的，上下左右前后皆白，风中却有丝丝暖意。抬头一望，小洋楼的名字在树影中隐约露出，都叫“xx斋”，如“萃美斋”、“集贤斋”，这时，就觉得这里满地都是诗歌与哲学。据说，这里的许多树许多花还有许多建筑设计都是中国学生从国外带回来的。
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一九六二年，全国紧缩，招生比例降至建国以来最低，没能考上武大，遗憾莫名，终被华师收留，又深感万幸。当时华师本部已搬上桂子山，但文史两系仍留昙华林。于是，一九六二年金风送爽时，我就去昙华林报到了。在蛇山脚下车，穿过粮道街，便望见昙华林的大门柱，门柱上竖挂着“华中师范学院”的木牌。移动木牌，却露出花岗岩上阴刻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八个大字，原来武大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昙华林以及华中村一带，解放前是外国租界，华师的前身文华学院是教会学校，高耸的钟楼，肃穆的教堂，穹隆长窗，五色玻璃，虽然风剥雨蚀，仍是欧陆风情。昙华林有两大风景，一是银杏林，二是樟树坡，无论银杏抑或樟树都已百年高龄。朝下看，可见粗根裸露；朝上看，碧绿与白云共舞。这是全国校园中独一无二的风景，就因为成林成片的都是参天大树。武大的梧桐是法国种，樱花从扶桑来，却由中国学生手植；银杏是华邦国粹，人文孑遗，樟树是原生土著，却是外国传教士培育：这不是中西合璧吗？可见世界总在交流，文化需要互补。
进昙华林必要经过这两片树林。走进银杏林，必有一片黄叶从天上翩然而至。落在你衣襟，停在你脚面，你想象的门便一下子打开：这是来自哪座历史宫殿的请柬？走进樟树林，又必有一股淡淡的异香朴入鼻端，使你误以为收到了远古部落抑或是域外仙境的密码。走过这两片树林就望见了许多红墙绿瓦：这是盛产戏剧与传奇的地方。
最有传奇色彩的老师是熊培粹。她身材高挑，天生丽质，举止优雅，刚留校不久，教我们俄文。她刚上课，便有故事。当时，我与李富生、沈振煜都爱好欧洲文学，所以便成了好朋友，相约去听熊老师的俄文课。沈振煜是中师考进来，没学过俄语，一切从零开始，记单词要注上汉字语音，回答问题时经常要李富生在下边帮忙，李富生在下边小声说“袜子搁在鞋里边”，沈在上边就大声说“袜子搁在鞋里边”，一下子便在昙华林里留下永远的笑声。课后熊老师把沈振煜留下来，说愿单独辅导。从此陪着沈去上小课，我们便有了许多机会接触熊老师。接触多了，才知道熊老师对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不问出身，无论美丑，同样负责，同样热心。她爱每个学生，不仅关心学业，还关心生活。有几个遭遇变故的学生一直得到她的资助，即使他们出身不好，也毫不在意，这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很犯忌的。熊老师的家就在武昌粮道街，她父亲是武汉市33中的国文教员。她自幼受中国文化熏陶，后来学英文俄文，最终是教俄文，知识渊博，人美心好，极具课堂魅力。上她的课，就想到是在聆听契诃夫、托尔斯泰、萧洛霍夫这些大师，想到是和这些伟大作家笔下的杰出女性对话，想到平等博爱，想到宽恕仁义，想到青春偶像，想到大众情人。这样，熊老师便活在我们心里，影响我们一生。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处境也改善了，便从各地相约去看熊老师，意想不到的一幕又出现了，满屋老学生，熊老师竟然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准确无误，一如当年在俄文课堂，令人唏嘘不已。
生活在昙华林这样的环境气氛中，我们都渐渐沾了些戏剧色彩，有了些传奇意味。
樟树林里有几排中式平房，是高年级学生宿舍，宿舍下边是斜坡，斜坡下一条幽长小径通向我们一年级的文华院。文华院在东边，是中式风格，中间是大天井，天井里有两棵大桂花树。下了晚自习，学生们总要到小径上走走。从小径往上望，树影里透出灯光，灯光里有高年级学生的身影晃过。小径的台阶上或树根上坐了好些人，在那里昂着头，指指点点：第几个窗户里的某某人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了诗歌，某人在长江文艺上发了篇小说，某人专攻元明清，深得系主任方步瀛的青睐……原来是一群当时粉丝。这时的沈振煜正读塞万提斯，被堂吉诃德弄得有些神魂颠倒，于是轻轻哼起西班牙小夜曲，沈振煜读中师时受过美声训练，加上他美少年的忧郁眼神，很是动人，于是坡上的高才们便有几个走下来，接受粉丝们的追捧，其中之一便是马敬文。马敬文坐在老树根上神侃他参加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考试的情况。中南五省仅武汉设考点，几千考生齐聚武汉音乐学院大礼堂，考即兴表演。考官大喊一声“失火了，救火呀！”考生好一阵惊慌才反应过来，舞台上并无灭火器，也无水龙头，他便纵身一跳，翻滚起来，考官又大吼一声“前滚翻是什么意思？”考生答“舍身堵火”，考官笑道：“你很勇敢，可惜离题了。你这叫投火，不是救火。”于是便离场了，黯然离场了。轮到马敬文了，考官随口迸出一句“母亲送我上学堂”，也不知是从哪里神来一笔，马敬文轻轻唱起：“黎明前，你就起床，领我走出村庄，走向田野……”于是马敬文得到了复试资格，复试共有8人，最终录取2人，这2人里没有马敬文，马敬文便成了华师中文系班级文艺会演的名导演。马敬文对李富生说：“你是长方脸型，适合做出各种戏剧脸谱。”从此李富生便狂读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每天早起到树林里来段《奥赛罗》独白。又过了些天，马敬文手里捧了本《雪莱诗集》，翻开扉页，指着雪莱像对沈振煜说，我看你有点像雪莱，于是沈振煜的书桌便堆满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当然，晚上还是很习惯地走到山坡小径去唱小夜曲，等待马敬文或别的一些文学骑士走出来。未见文学骑士下坡，小径上却走来一位穿黑色连衣裙的学妹，这位学妹正读契诃夫戏剧，口里念念《樱桃园》里的台词：“你为什么老穿黑”，“因为我不幸”。走到跟前以为小夜曲是唱给她听的，不然，我为什么会听到了呢？于是她便说：“别唱了，我害怕批判。”于是她第二天就向团支书汇报思想。又过了一天，周末班会主题变成了“警惕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泛滥”。又过一天，男支书便和女宣委组成联合巡逻队，说无产阶级要占领阵地。从此我们不再到樟树坡当粉丝，沈振煜从此不唱小夜曲。其实沈振煜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小的同学，宽大额头下苍白脸色里嵌着一双大眼睛。一九六二年，刚结束饥饿，我们都很能吃，即便是大麦面馒头也总要多买几个，唯独沈振煜吃得很秀气，我们还以为他胃不好。过了许久，才慢慢逼出来一点情况，原来他弟妹多，他是老大，五个孩子全靠母亲当小学教师三十多元的工资养活。他就是因为没有钱交学费才读了中师，又凭着成绩优异被保送考上华师。师范生受国家供养，从中师起他每月都有饭票节余，总能把节余饭票兑换钱粮带回家支援弟妹。他从不向人借钱，从不向人透露半点尴尬。他年龄比我们小，个头也比我们小，我们戏称他为小朋友，不曾想他却是大哥哥。
西边的樟树坡不去了，我们便向东边走，昙华林的东边是大草坪，是足球场，这些年学生肚饿，不踢球，草就长得特别好，草坪东头是体育馆，体育馆像中式宫殿，雕栏玉砌，红墙绿瓦，正门上方浮雕八个汉字“克壮其猷，自强不息”。体育馆前有棵老槐树，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显然曾经参天，但是天雷电火把它腰斩了，未曾烧焦的半边依然枝繁叶茂。有一天，李富生把我们拉到树下，向我们介绍他新听来的旧闻。“知道吗？一九五七年，华师的老院长钱基博就吊死在这棵树下。”乍一听，头皮都要发麻。钱基博先生原是文华学院的院长，然后又是华师的院长，国学大师，学贯中西。现在正教我们先秦文学的石声淮教授就是钱先生的学生。石声淮当学生时，上体育课很独特，穿件竹布长衫，撑开黑色洋伞，体育老师说：“你这是上什么体育课？出去！”石说：“我来喝彩，不喝斥！”黑洋伞下的白色身影便立在场边直到下课。上钱先生的先秦文学课，石声淮也很独特，一上课便埋头作笔记，并不抬头看先生。有一天，钱先生想看看都记了些什么。不看则已，一看便大惊失色，原来笔记全是英文，石声淮把钱先生的古文课堂全翻成英文了。钱先生下课后把笔记本带走了，说是借阅几天，于是石声淮便做了钱先生的女婿，与钱钟书成了郎舅。“你们知道吗？石教授住在华中村，就在东大门对面，一九五七年后，石教授每次来上课，必定绕道西大门，从不走东门，他怕看见这棵树。石教授讲楚辞，不但讲，还要唱，唱比讲多，十分用情。能用古老楚调唱屈原楚辞的，中国这么大，就只剩下一个石先生了。石先生每次讲楚辞，必定带一方毛巾，娓娓地说，哀哀地唱，汗水与泪水交流。不停地擦，直擦得眼红红脸红红……”
此后，我们三个人总喜欢把晚饭端出来，边走边吃，到了老槐树下的草坪便坐下吃，吃完了仍坐着，直到有人说，要到沙湖边赏月。于是三个人把碗勺放进树洞，便走出昙华林东门，走过湖北美术学院，在沙湖看过天边月和水中月，又原路返回，从树洞里取出碗勺，回到各自的寝室上晚自习。晚自习比较自由，可以在寝室里抄别人的课堂笔记，也可以到图书馆去写小说写剧本，我们有时去找一间小教室，拉开灯请李富生朗诵莎士比亚，让沈振煜读普希金，我就只能用广州式国语读读屠格涅夫。然后李富生说肚子饿了，三个人便走出昙华林，到了粮道街热干面大婶的小铺子里吃一毛二分一碗的热干面，热干面大婶面慈心好，对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大学生，手上总会多抖落些金灿灿的内容，于是我们去的次数便多。当然，隔不远还有汤圆西施，汤圆西施的脸和声音都和她的汤圆一样甜美，在大学生中很有名气，但她的汤圆总是五个，个头也嫌小，连汤带水不满升，于是我们去的次数便少。
在昙华林读到大二，有一天，我们仍是端了晚饭坐到老槐树下的草坪上，叮叮当当一阵把饭菜扫光，李富生站起来说：“都过来，看能不能把大树抱拢。”三个人围成一圈，抱定老槐树，李富生突然用舞台腔调说：“这是钱先生啊！把钱先生抬起来！把绳索斩断！”良久，李富生双手合十，深鞠一躬，又是一句台词：“先生救我！”大草坪的一角成了小剧场，背景永远是：半截老槐，一排雕栏，八个大字——克壮其猷，自强不息。
以上事都发生在六二年六三年，我们读大一大二的时候。六四年底全年级到黄陂农村搞社教，六五年到孝感农村搞四清，不读诗歌，不读哲学，不演戏剧与传奇，只剩下阶级斗争。六六年底，昙华林全体师生奉命往桂子山集中搞文化大革命，风狂雨骤，更不堪回首了。到了六七年底，我们终于被毕业派遣，但桂子山头两派对垒，武斗正酣，大家无心告别。离开武汉前夕，我约李富生、沈振煜去了一趟昙华林，时值秋深，黄叶飘零，雨丝风片，备感消沉。在热干面大婶的铺子里买了几块猪蹄，买了几个皮蛋，买了一瓶白酒，仍然坐到老槐树前的草坪上，酒喝干了也说不出几句话，于是便唱《伏尔加纤夫曲》，唱《三驾马车》。这天半夜，我在汉阳门码头登上江轮，逆水西上，到了鄂西北的深山老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上世纪末我才有机会重回武汉。一下车便直奔桂子山找沈振煜。沈振煜1978年考上华师研究生，做过华师文学院长，现在是华中师大教务长，正组织高考阅卷，我没让他陪我，就去汉口找李富生，李富生毕业后去武汉话剧院当过诗人，后又去武汉电视台当编导。到了武汉电视台一问“李富生在吗”，女主持人便翻开白眼，说不认识，“那么黎笙在吗？”女主持人终于微出青眼，说去广西电视台发财去了。我只好一个人去昙华林，昙华林又一次易主了，但银杏仍在，樟树仍在，甚至那半截老槐仍然顽强活着，便欣感天理昭然。
（蒙万恬，1962年入中文系。宜昌市一中语文高级教师）
远去的梦
【周翼南】
昙华林，像一个梦——一个远去的梦。
1959年9月，我高中毕业，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这样，住在汉口的我来到江汉关码头，乘轮渡过江，走到武昌中华路，穿过窄狭的粮道街，七弯八拐，便来到昙华林，华师中文系的所在地。那时，其它系都迁往桂子山，也许是校舍不够，中文系和历史系暂时留在这里。
那年我18岁，一个不谙世事、单纯的少年。
我第一次离开父母身边，只身走进大学。我喜欢昙华林，这里有合抱的大树，布满绿荫的小道，树丛中点缀着一些别致的楼房。这里似乎充满了诗意。
一切是新鲜的。记得早上还要“扫舞盲”——学跳交际舞，虽然我感到别扭。那时我写了一篇小说，投寄校刊，写的是我高中参加“扫盲”的故事，居然发表了，还得到几元钱的稿费。我用这笔稿费喝了几次飘着油星和葱花的萝卜汤，那时物资匮乏，这是街头仅有的充饥的食品。
在共和国的历史中，1959年不是一个吉祥的年份。我进入昙华林时，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刚刚闭幕，彭大元帅成了“反党头子”，毛泽东开始“反右倾”，这股“反右倾”的风暴一直刮到1960年，而1960年则是中国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简言之，“59级”的大学生面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
学校召开了“反右倾”动员大会，我们当然不知道庐山发生的重大变故，这属“党内机密”。我也不认为“反右倾”和我们大学生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事情并非如此。
在声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学校突然开展“向党交心”运动——要我们每个学生把自己内心不明白的问题公布于众，让党来解决你心中的迷惑。方式是写“小字报”。经过一番层层动员，学生们便开始轰轰烈烈地“交心”了。
说实在话，像我这样毫无政治经验的学生，不知该如何“交心”，我“长在红旗下”，对党无二心，除了读书而外，对社会问题关心甚少，但“心”是必须“交”的，不然，便是不相信党，不相信组织。我绞尽脑汁、思考再三，便写了一张小字报，我言道：现在总是说形势大好，粮食丰产，而且亩产万斤，为什么如今粮食供应紧张，武汉街头有那么多乞丐呢？
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只能说明我的幼稚无知，当时任何人也无法解答的。而且，它和彭大元帅向毛泽东的进言完全吻合，这就注定了没有我的好日子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