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草
一
天擦黑的时候，母亲还没有回来，我一再催问怀有身孕的小妹，小妹说，快了快了，该到回来的时候了。小妹开始生火做起了晚饭，瞬间，屋顶的烟囱冒出一团浓浓的乳白色的柴烟，直直地升向窄窄的天空。
我将头抵向后背，静静地仰望着屋后那条盘山土道，望着母亲突然从一个拐弯的路口出现，满坡满树的蝉鸣声不绝于耳，叫得人有些心烦。这时，三三两两的人从屋后的土道上向村庄走下来，上山的土道从我家的院侧盘绕而上，一直伸向院后的大山，我站在栽满石榴、苹果、桃树、核桃、杏树、樱桃、枇杷、葡萄等果树的院内，不时向村里人问候。
母亲终于背着背篓从那个拐弯处出现了。我默默地望着母亲蹒跚着走了下来，我的小女儿扯着嗓子喊叫：“婆，我们回来了。”
母亲的声音格外的亲切，她说：“我在地里就知道了。”
我们是中午回到石头村的，许是那些第二趟上山背花椒的人告诉的。
母亲走进院门的时候，我没有看出母亲脸上露出的喜悦，好像儿子和孙子原本就在她身边似的，我帮母亲卸下背篓，将花椒倒在铺着大块塑料纸的厅房，按母亲的吩咐，将花椒均匀的抛开，防止发黑。昏暗灯光下的花椒显出紫红的色泽来。母亲洗完满是椒油脂的双手，坐在廊檐下不断地说，天天下雨，本该五月忙完的活耽搁到六月了。那么好的椒全在树上就张口了，顾不上摘，地里落了一层，太可惜了。那都是钱呀！现在每家都有花椒，雇个人真难，一天15元工钱都没人来摘啊，都是挣钱，可那些家口多的人家，挣钱还要看能不能今后给他们家小孩子上学、考试帮上帮不上忙呢。给你们打电话，你们都忙，迟迟不回来。我在母亲的话语中，眼窝里潮湿一片，我不是可惜迟收的本该丰收的花椒，而是看见六十五岁的母亲满头的黑发仅在两年时间，就两年没回家，白发就盖满了头顶。
吃完黑饭，母亲没有多瞅一眼电视，就去睡觉了。我坐在廊檐下一根连一根地抽着烟，满坡的蝉和蚂蚱叫个不停。小孩们都挤在电视机前说说笑笑，我想和母亲多聊一会儿，可是母亲困了，睡了。我有种空空落落的感觉，心里很难受。倘若父亲在世，父亲肯定要陪我说说话，问长问短。可是，父亲已去世五年了。母亲本身就没有多话，父亲去世后，就更少说话了。平日里偌大一个院落，就母亲一个人生活着，偶尔出嫁在附近村镇的妹妹们去看看她，或者，母亲坐上班车去镇上妹妹家转一圈，顺便买些菜和日常用品，独自生活着。
二
父亲在世的那些年月，母亲什么心都不操，家里一切农活的收种全由父亲安排。我和大哥都在外工作，顾不上家里的事。平时给家里寄些钱，逢年过节回家看看。后来，父亲染上了鸦片，一点钱全花在烟上了，最后落下了满身的病。为了给父亲看病，我们把他接到兰州，找到一个中医老教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也好了。父亲回到村子又大量吃鸦片，导致身体再度患病。病危的时候，我们已调至青海的牧区工作，千里迢迢赶回家，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肉皮像白油纸一样透明，嗓子说不出话来，声带已被鸦片烧坏了。只有母亲能听懂他的话语。
每次返回单位的时候，父亲都要在院门前向神灵许愿，祈祷他的儿子一路平安。这已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情景了。父亲一去世，这种情景就再也没有了。还记得父亲去世那一年，我在家里陪母亲守孝，那正是一个年关呀，我得陪孤独的母亲过完那个春节。那是一个冷清的春节，母亲的心里空空的，我也经常掉泪。可就在大年初二，母亲与我为一点小事而说了两句，母亲便跑到房侧父亲的坟茔上放声大哭了起来。那时母亲六十岁，她的哭声撕心裂肺，向我的父亲诉说着日子的艰难。我在屋内哭得眼睛也肿了，母亲被邻居劝慰着终于停止了哭声。她久久地坐在父亲的坟旁，没有进院。我听见母亲向邻居诉说着与我争吵的原因。其实，我心里清楚，对于母亲来说，这毕竟是失去丈夫的第一个年节呀，她想哭，可是久久地压在心底默默地承受着，刚好借这点小事，终于有理由哭了。我内向而又沉默的母亲，在生活那么艰难的时候都挺过来了，都没有流过一滴泪呀。靠惯了父亲的母亲，这时变得无依无靠，连儿子也不太相信了。就在当天，母亲将我交给她存放的路费，从箱内拿出来说，你的路费你自己拿着。我本该悲痛的灵魂，像被锋利的剑刃狠狠地切割着，那殷红的血汩汩的直流。
正月十五这天，村子里请来了地区剧团来演出，年轻的头人们每家每户来收钱，我将办过丧事所剩无几的路费又赞助给了村里。我真的是为了感恩——我们常年在外工作，给左邻右舍帮不上一点忙，在父亲去世的几日里，大大小小的村民在我家整整坐了三个通宵，将我父亲顺顺当当地安葬了。在这个人情淡薄、世态炎凉的变革中，给足了我们脸面。
后来，我去妹夫那里借了路费，返回单位。当时母亲手头存放了一些钱，但母亲没有吱声，我也不便向母亲张口。母亲就这样在我的心里变得生疏了起来。
三
儿时的母亲不是这个样子。
记得七十年代初，生活格外困难。母亲领着我常在山林里打野菜，那些野菜大多是苦苦菜、苦盖、马齿苋。将它们做成酸菜，与洋芋、稀有的玉米面、高粱面拌在一起清汤寡水地养活着一家人的性命。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常常领着我背上干柴捆去各队的磨坊里换面粉。尽管那时生活清贫，但一家人其乐融融，格外的开心欢乐。
当生活越来越好，条件也越来越好的时候，人心却越来越冷淡，我这次回到村子，看到那些与我父母同龄的老人们大部分被儿子分开来，自食其力养活着自己。年轻人去外省打工挣来的钱，整天去麻将牌桌上挥霍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是赤裸裸的，功利的，你来我往的。就像收花椒，你有点权力，能对人家小孩帮上忙，人家就主动去你家帮忙，尽管照样要付工钱，但这已经算你在村里是很有面子了。
父亲去世后，我和大哥几次都要将母亲接到我们身边，可母亲说啥也不来，撂不下家里的驴、鸡、猪，撂不下一院子的房子，死死地守在老房里，哪里也不去。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很多土地都租给了别人，一个人光租金就够吃了，可是母亲还是要给自己留一点土地，她说，一个农民不种地咋成？我也知道，母亲是舍不得那五六亩花椒地和水地，花椒地每年能收六七千元，水地种些小麦、水稻、玉米，自己一个人自由，谁的气也不受，谁的脸色也不看。
母亲原先喂了一头驴，那是父亲在它二岁时买回来的，后来长得跟骡子一样大，谁家借用也不行，母亲已挑不动水了，就用驴去大河里驮水去磨面什么的。后来，村子里接上了自来水，我几次劝母亲把驴卖掉，省些力气在家歇着。可母亲就是不卖，她说，它也是家里的一员，它可以听我说话，我也有事可做，它比人还有灵气，我有时感冒头疼的躺在床上，它就使劲地叫唤。因为庄稼种的少了，草就没有了，驴还是在我们的劝说下卖掉了。当她听说驴卖给屠户杀了卖肉了，母亲流了好几天的眼泪，心里很是忏悔。
四
那天夜里我坐在廊檐下很久很久，听着烦躁的蝉鸣，听着夜狗的吠叫，心里一片寂寥。母亲不时的呻吟，重重地打在我的心里。小妹和小孩们都早已熟睡，蚊虫的叮咬使小孩不时说着梦话。我一直考虑怎样才能使母亲歇下来。一切都舍不得，哪里也不去，你让做儿子的怎样才能安心呢？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被三妹唤醒吃饭。我将上卫生技术学院的大女儿叫起来，还有大嫂、侄儿一同背上午饭和开水上山，让母亲在家休息。可母亲说什么都阻拦不住，一定要和我们一同上山。她说，不赶紧收回来，全落在地里不够我的肥料和务工钱，一些花椒栽种少的亲戚们陆陆续续地也前来帮忙，每天晚上，母亲都要催着我给人家记好天数，不要漏掉。
满山遍野都是花椒树。我是头一回摘花椒，那一朵一朵的花椒穗鲜红无比，但那布满全身的椒刺也坚硬无比，一不小心就会划破手臂或手指，我的右手食指被细小的椒刺扎得千疮百孔，黑乎乎一片，那椒油钻进扎破的小孔，像打了麻药针，半个手臂都抬不起来。有时椒油一不小心就钻进了眼睛，摸进了嘴里，那个滋味麻得你无以言说，火辣辣的。
母亲除了叮嘱小孩不要到地边去摘，就一遍一遍地说着怎样摘不扎手之类的话语。母亲的身体很好，每天要站十来个小时，好像一点也感觉不到腰疼手困。我站着摘了一上午，腰就僵了，动也不敢动，连续摘了几天，才习惯了。
每到逢集，大嫂都要将晒干的花椒拉到镇上去卖，由于花椒太多，加之当地的椒贩子垄断了市场，不让四川的大宗花椒贩子直接收购，所以一直卖不上价钱。大嫂头天晚上就要在家里称好斤头，以防花椒贩子骗称，当天卖回的花椒钱，除买菜水、水果和小吃的费用外，如数要上缴给母亲。
花椒终于在亲戚们的帮助下摘完了，母亲又让我核对了一下天数，然后把工钱算好，为了帮母亲减轻劳动，我们又将花椒地的草拔了一遍，剩下松土上肥的活儿，就劝母亲包给别人去干，母亲说，好。
我们的假期已超了，准备返回单位。那天晚上，母亲面对我和大嫂，手里拿着一沓钱说，今年把你们叫回来，害你们了，准备给你们分些钱，贴补一下那些娃的学费，可就卖了这点，除了人家的工钱，你们平分了。我代表大嫂说，我们拿点路费，给你全留着，母亲犟三犟四地把钱塞在我手里，我取了车费又塞给了母亲，我看见母亲的眼里泪光盈盈的，很委屈的样子，一直重复着，把你们害了，这么远的路程，不要装电话，你们还可以多拿一点……五
给母亲装电话时，母亲一再反对，我一个人装啥电话，装个电话，你们就少拿几百元。我说，你哪里也不去，才给你装个电话，我们随时都会知道你的身体情况，随时都会问候你。
返回青海后，我给母亲去了电话，母亲说，你们到了就好，我今晚就给神灵还愿。我这才知道，母亲虽然沉默着不善言笑，但在父亲去世后，仍默默做着父亲活着时做的事情，她仍在祈祷神灵，保佑她的儿孙们一路平安。
小妹接上电话说，妈妈又哭了。我说我们已经平安到了哭啥。小妹说你们没拿钱，妈妈心里不好受，一直很难过。松土上肥的活计她自己在做，不肯包给别人。我说，接她来青海，她又不来。小妹说，你们不知道，爸爸临死前，不让妈妈到青海去，怕那里气候不好，怕、怕妈妈回不来。
噢，我这才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不来青海的原因。我父亲是怕他死后孤单，我的母亲就这样不肯离开老屋，不肯离开老屋左侧那座黄土隆起的坟茔，一个人默默地生活在那座她亲手栽满各种果树的院落，陪伴着我的父亲……2005年10月30日凌晨2：30分
（选自2007年第1期《祁连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