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涓
巴颜喀拉山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高度，除了4824米的海拔，它还是孕育长江、黄河的主要山脉。这样，在巴颜喀拉山的高度中，敬畏又高过了海拔。
很多年里，我从没有逾越过它的高度，因此，也就无法抵达玉树草原，那个著名的三江源。去年的9月刚刚降临，一辆越野车载着我开始向巴颜喀拉山靠近，出发时的慌乱中，我顺手抓过一只模样有些疲软的氧气袋，以抵御身体对高海拔的恐惧。汽车走走停停，待翻山时已暮色苍茫。笔直的公路和愈来愈暗的光线让人恍然如梦，宽阔的草原在夜幕的压抑下一片虚无。汽车已经开到海拔近五千米的山顶，我却浑然不知。先前预想的头痛心慌、胸闷气短的高山反应并没有出现。车停在一个叫查龙穷的养路工区，汽车停了下来。工区小院离山顶那个写有4824米的蓝色标志牌很近，所以也可以说查龙穷工区坐落在巴颜喀拉山顶。屋里有些幽暗，早晨的阳光还没有透过窗户照耀进来。我伸手去拽悬在头顶上的灯绳，他们说：工区是用发电机发电，为了节省柴油，晚上收工回来，也只能照明两个小时。除了床铺和一张桌子，小屋里剩下的空隙就被我们填塞得满满当当的。窄小的空间惟一的装饰就是在每个床铺的一端上方贴着的影视明星照片，那是每晚他们将疲惫的身体放平后目光最后停泊的地方。
查龙穷工区共有12名工人，惟一的女职工陈爱花现在就坐在我对面。她在这里已经干了20年，孩子只有3岁。每年春天开工上山后，必须等到入冬放假才能回家。山上没有电话，手机更没有信号，要想听到孩子的声音，就得到几十里外的公路段部去。每次手里抓着电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自己在电话这头哭，孩子在电话那头哭。她迟疑了一下，然后又微笑着说，山上没水，我在山上的大半年里不能洗澡，可一个女人……阳光缓缓爬上窗户，照在她的后背，使她的脸非常的朦胧，但我还是清清楚楚听见了她的声音有点嘶哑……工区附近有一条河，下过雨就十分浑浊。冬天结成冰块，你能看清里面草根、牛粪等一些杂质。到了春天，河边有民工干活，人的屎尿也会流进河里，可职工们只能喝它维持生存。我尝了一口，果然有股淡淡的牛粪味儿，就再也没有去碰那只杯子。巴颜喀拉山的严酷与真实，一下子就抖搂出我这个城市人内心的虚弱。
巴颜喀拉山上的另一个养路工区叫龙根工区，条件也是一样的艰苦。我们到那里时，正赶上职工们回来吃午饭，屋里屋外弥漫着浓重的饭香。职工们谈兴很高，在巴颜喀拉山，日子总是深陷在无边的冷清寂寞之中，能和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人说说话，是一件令他们愉快的事。一年中有多半时间在荒郊野外的工作让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者单身，或者离婚，保通了公路却保不住自己的婚姻。他们的快乐，是为公路事业奉献的快乐，而内心，却承受着一大片的荒凉。
因为海拔太高，山上几乎看不到其他的生命，即使盛夏，你也依然能看到山的皱褶中，隐约着陈年的积雪，难得有片刻的温暖。养路工在严重缺氧的山上透支体力，一个个嘴唇乌青，双手肿胀，大多都患有高原心脏病、风湿病、肺心病。在人民生活开始富裕，寿命渐渐增高的今天，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54。6岁。有个养路工正干着活，突然栽倒在地，再也没能起来。还有一个患了急病，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停止了呼吸。职工们有句话说得让我心疼：前20年拿命换钱，后20年拿钱养命。
在巴颜喀拉山下，司机指着前方的山脚说，那个死在半道上的养路工就埋在了那儿。我赶紧摇下车窗，但那片茂盛的青草很快在我的视野中模糊并且远去。
渐渐远去的还有巴颜喀拉山。我开始头痛，缺氧反应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作家裘山山在她一篇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据说在大海边有一块礁石，上面刻着一行字，纪念在海上已死和将死的人们。从川藏线归来我总想到这句话，我想这不是悲观，这是人类面对大自然的一种态度，勇敢而又虔诚，不屈而又敬畏。如果可能，我愿以我的这篇文字，纪念在川藏线已死和将死的人们。”
我想再把这段话，留给巴颜喀拉山上那些顽强的生命。
（选自2006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