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我们最爱串岗，领导常搞突击检查，我们照旧串得溜溜。我很少到妇产科门诊串，原因可笑得不行。我怕那个模样古怪、似刑具的检查床，很像半截子床，其实我就把它当作刑具看。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正聊得火，有个厂里的熟人找崔医生做人流，我见她们掀开白布帘进了里间。余下的几个人还在兴头上，对此类事根本不在乎，而我却不同，我上心了。我怕半截子床上传出的轻微的呻吟。奇怪的是里面非常安静，我简直弄不明白那个女人为何如此勇敢。然而那种安静的空气仍然有疼痛的分子到处飘荡，我一不小心就会呼吸进去。对那半截子床的恐惧也许最早可以追溯到卫校的第一次妇产科见习。记得我们七八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将一个稍稍大几岁的女孩子围拢，她是未婚先育，所以医生对她很不客气。她倒脸皮厚实，表情自然，毫不畏惧地上到半截子床上。可没过两分钟，当那个冷硬的器具进入她的身体后，她青春的脸突然哗啦一下，变得煞白煞白，人顿时失去了光彩。此时虽然气氛安静，但我敏感地捕捉到了什么叫疼痛，女性特有的疼痛。那不是被割破的，或有汩汩的血奔流的，是一种让你表面完整却向你内里掏的无法表述的痛。这样的疼痛大部分女性一生中都要经历几次。
那年我吃着药，却莫明其妙地“有了”。从证实的那一刻起，我就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不得已上了那半截子床，咬着牙，命令自己挺住，可只坚持了几分钟便受不了啦，然后就叫喊。手术医生我是太熟了，我就不停地问她，好了吗？好了吗？还有几分钟？弄得她都有点紧张了。记得那是个夏天，通外的窗开着，我至少持续十五六分钟的大叫肯定让隔壁的人听得清清楚楚。隔壁是内科门诊，曾医生当班。过后的好些天，我见了他都脸红，尴尬得不行。医学上，有一个叫痛域的概念，每个人的痛域值不同，超过那个值，人就会感到疼痛，在那个值里，人就可以忍受。我的痛域值肯定很低，稍许的刺激就能突破它，所以就不能怪我娇气或虚张声势了。
但是我承认我是不够坚硬的。对一切来自我的或他处的疼痛异常敏感。有一次值夜班，有个病人已被定为临床死亡，所以我开始撤走他身上插着的各种导管，鼻孔里的氧气管、手上和脚上的输液管，这些没什么，依职业素质，我仍然是按程序轻轻地将粘着的胶布剥离皮肤，然后再将导管和针管拔出来。这个病人最后并发尿潴留，膀胱上插着一根24号（一般输液针头为6号或7号）粗的针头做尿引流，当我剥离胶布拔那根特号粗的针头时，心便猛地揪了一下，看看那个人，好像睡着的样子，而我却感到了来自虚空的一种强烈的疼。我们都有这种体验，扎针时是一种疼，拔针时也是一种疼，何况这么粗的针头。所以我就对一个死人有了某种体恤和关怀。
我在临床上做了十年护士，对疼痛和鲜血并没产生相应的抗体。这属于个体的特异性。好在我后来头也不回地逃离了医院，再不用天天受那种刺激了。但我也就做不成拯救天使了，这是前世的道行所限吧。
被疏忽的
在医院工作久了，对每天要在病人身体上进行的事也就看得很淡很淡了。因此作为病人的认真就和医务人员的马虎形成对比。每一位就诊的病人都非常虔诚，却多少带着点赌徒心理。他（她）来到医院，将最宝贵的生命托付给陌生的医生和护士，只留下一颗虔诚等待的心。所以从事医务工作的人首先必须具备极高的职业素质和道德修养，而且还要有一颗体恤别人的温柔善良的心。
遇到科里有重症监护病人，护士长就要排特护班，24小时专人负责。有一次我值夜班，Y轮到特护班，我们俩就合伙。监护室住的是一个脑出血病人，需要脱水降脑压，每隔4个小时静脉注射一次20％的甘露醇。有时候甘露醇会在瓶底析出白色的结晶体，所以我们常常事先将要用的甘露醇泡在热水里，纸质标签很容易脱落。夜里爬起来，Y将液体和注射器准备好，喊我一块儿去给病人静注。我和她分别用50ml的注射器你一管我一管轮流用力往病人静脉里推。待回到办公室，Y才告诉我，她误将一瓶同样是250ml大小的甲硝唑用了。而在注射过程中她已知道了，但没声张。平时我们用两只注射器轮换操作时，从接头处流出的少许液体常让两手发黏发白，可这一次却没这种现象，所以Y当时就想到是弄错了。好在甲硝唑这种药物也可以快速从静脉注入，如果换成别的什么必须经稀释或缓慢滴注的药物，那当时病人就有危险了。我睁圆了眼睛望着Y，心突突跳个不停。虽然这件事追究起来应与我无关，她是特护班，药物是她准备的，但真要当场出现问题，我们还不被家属“吃”了！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她却平静地说出来，我真佩服她，但还是替她后怕。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也永远锁在我们的记忆里。我被迫承担了Y对我的信任，没有对任何人讲，因为Y完全可以不将事情的真相告诉我。
那时候还没像现在大多医疗器械都是一次性的。所以注射器和针头都要经高压消毒反复多次用，针头用久了，针尖就容易带钩。轮到我上治疗班时，我都要细心地在针头盒里选取那些不带钩的。但有些护士就不会这样了。她们随意拿镊子夹住就用，常常将那些带钩的又派上了用场。我尤其记得两位大大咧咧的护士，她们的针头永远都充满了挑战性。如果将那些带钩的针头扎到肉里，待拔出时它的顶端就会携带几百个肌纤维细胞，不说那些平白夭折的细胞，单是那吱的一声延续几厘米的疼痛，就够你受的了。我仍然是自私的，我只负责自己的良心，我挑了好的，无形中给她们增加了夹到带钩的几率。不过做我的病人是幸运的，我从不大声和你说话，更不颐指气使，操作细心温柔，准确到位，还会体恤你的病痛。直到如今，我都非常自豪，我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护士。
比如说最普通的输液。有些护士进入病房，拿起病人的手大概看一下，就下手操作，好的血管当然没问题，但常常不是这样，许多病人因反复多次的穿刺或本身体弱多病，血管细而脆，不太容易找到易于穿刺的部位。这就非常需要护士耐心细致地寻找，并通过必要的揉搓拍打，让血管鼓起来。内科有个C护士，她的工作风度很有点满不在乎。她常常是走到病人床前，告诉病人输液了，然后拿起止血带就直接将病人的手腕绑了，消毒，然后照着有蓝色阴影的地方下针穿刺，很快回血了还好，一般就没问题了。若不见回血，她就将针头退出来，再刺，再退，再刺，再退，反复这么几下，完整的血管早被她刺穿了，鼓起一个大包。换一个地方，依然，有时能换三四个地方。有的病人的血管确实很难做到一次穿刺成功，但一般护士做到90％应该没问题。我观察了，像C这样的，往往是太盲目自信，而且懒，缺乏细致的前期铺垫。有的血管我看着就没把握，绝不会轻易下手。找准血管及部位非常重要，如实在没有理想的血管，还可以事先让病人用热水泡手，护士再通过挤压拍打让其局部血管暂时变得充盈。这样就增加了成功的系数。有时一个上午要输十几个人的，做到针针不虚发，也很开心。尤其是那些“难缠”的病人，给他（她）一次穿刺成功，我往往有种成就感。
我们在一个特殊的行业里，需要比别人更多的爱心。但就是这样，也避免不了一时的疏忽和失误。那一次，一个病人，我忘记了他得的是什么病，只记得他瘦骨嶙峋。突然在一天夜里发生意外，当我们赶到病房时，病人呼吸心跳已经停止。当时医生可能有点着急，下手过猛过重，只见他交叠两手，在病人胸前压了几下，我就听“咯吧”两声，凭职业判断，肯定是肋骨断裂，估计医生也意识到了，没再进一步施胸外复苏术。这个病人已是久病衰竭，没什么抢救意义，家属也有心理准备。很快医生就下了临床死亡通知书。但最后在病人身上响起的两声咯吧，却让我难以释怀。过后我也没向医生提起。但我相信我们当时和以后都会在心里留下一点阴影。死者已矣，他凭白无辜就搭上了两根不该断裂的肋骨。
我讲的都是至少十年前的事情，现在我换了工作，医院不再是我每天必须深入的地方。所以当我有事偶尔踏进医院时，心境就有所不同。因为角色的置换，我被看成一个普通就医的人。就在前两天，我去一家医院做检查，我到了洗手间，开了一次眼界。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在结束以后，猛地抬腿，一脚踢在冲水开关上，水便哗的一下，她的动作异常熟练，可见道行已很深了。我看得有点呆，也恍然大悟。所以我上完了也只能学她样，抬腿，脚掌用力点着开关，也听哗啦一声，大功告成一般，莫名地有点兴奋。以后，再去医院这样的地方，再遇这样的开关，我的手是不会无所顾忌地伸上去与一只肮脏的脚接触，但是如果让我经常动用一只脚，怎么也有点费劲别扭。我想，来此就诊的病人一般是不敢如此嚣张的，只有医院人员怀着视病人如同携带病菌的“洪水猛兽”的心理才会这样不顾及公德。而我既已知道内情，怎么能再做到文雅礼貌？真的很矛盾。
我们决心做自己命运的主宰。我们十分努力。这似乎已经很了得了。但事实上，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空缺的那部分就给了别人，同样我们也掌握着别人空缺的那部分。如果我们都相信某种“冤冤相报”，就会将别人的那部分当作自己的那部分对待，也就算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吧。
（选自2006年第4期《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