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亮
青岛是一个很美好的城市。我那时认为它恰如其分的美好是因为父亲去了那里。
自从父亲去了青岛，这个离我800里的地方突然有了亲和力和感召力。尊敬的青岛市民也好像一下子成了我的亲人，我特别挂念青岛，想念他们。
父亲是去青岛干建筑小工的，抬水泥、搬石块、挑砖头是他的工作。但这是次要的，父亲在青岛生活和工作了，这是让人感恩的事。
那时我正上高三，父亲带着家中最破的被子和那顶漏雨的安全帽到县城坐火车。因为正好有40多分钟的空闲，父亲就到学校去看我，但他并没有见到我，他的脚刚好踩到上课铃声。父亲就给看门师傅留 了一张字条，写到：“儿，我去青岛干活了，青岛好啊，包吃包住一天20块钱。你好好念书，争取考到青岛去。”署名是“父亲亲笔”。
这是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书信，是写在随手捡起的烟盒上的，烟盒上脚印清晰可辨，比父亲的字还工整，但父亲的字比它精神多了，撇撇捺捺都有把持不住的去青岛的激动之情。
青岛好啊！父亲这个赞美诗般的感叹也是听别人陈述来的。父亲没去过青岛，甚至他连比县城更大点的城市都没去过，但父亲那时去青岛了。接到父亲的留言，我很高兴。
从此以后，我的学习和生活便有了“青岛特色”。地理课本上的胶东半岛成了我的维多利亚港，历史课本上德国强占青岛的章节让我深刻铭记，青岛颐中足球队成了我心中的巴西队。而我的高考志愿上 ，打头阵的都是青岛的学校。
事实上，父亲在青岛过得真如他想像的那么好。
他在一个叫观海山的山上建花园。山不太高，但站在屋顶上可以看到海，下雨天不上工，父亲就上山顶去看海。看海是父亲最高级的精神生活。在他的物质生活方面，让他津津乐道的，是能隔三差五吃 到两块五一斤的肥肉膘。父亲说，瘦的他们才不爱吃呢，青岛的肉真贱！父亲说，乖乖，青岛就是青岛啊！
但青岛没有及时给他发工资，这是堵心窝儿的事。父亲说，肥肉很香，但一想到钱就咽不下去了。
父亲走时只准备了25块钱生活费，父亲花了40天，之后，他摸口袋时，兜里只剩下五个手指头了。当然，在他的内裤边，母亲还连夜为他缝进了50块钱。但那钱不能动啊！
青岛怎么不发工资呢？老板临时有点困难，让父亲等人顶一顶。父亲觉得那个李老板说的话不虚。以前李老板让父亲下山替他买的烟都是十多块钱一包的，现在下降到四块多钱一包了。
给李老板买烟是父亲难忘青岛的另外一个原因。
起初，父亲买烟买得一肚子得意，觉得老板还挺把自己当回事。等父亲戒烟了——实际是没有闲钱买烟了，他才感觉到买烟成了一种煎熬和痛苦。父亲每次烟瘾上来的时候，都要到厕所尿一泡尿，每次 进行的时间都很长。他低头思考着什么，最后还是使劲地捏一把那硬撅撅地缝在内裤边的50块钱，忍了。
但父亲经常把烟包放在鼻子下使劲地闻一闻。闻一闻烟又不会少，没事的。有几次他甚至就想把手中的烟往腰里一别，一口气跑回家，坐在田头再一口气抽光。边抽烟边看玉米生长，多美的事儿啊！
但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这也是老板习惯让他买烟的根本原因。父亲觉得自己挟烟出逃的想法太匪气了，也不切实际。父亲比较实际的做法是，爬山时多弄出点汗，递烟给老板时好让他酬劳给自己一 根抽抽，但是没有。只有一次，李老板客气地说，剩下的三毛钱硬币不要了，看你累的，头上的汗珠子比雨点儿还大！父亲不收，两个人互相推让，干活的人都把手中的活停下来看他们。李老板生气了 ，大喝一声后又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拿着，对，拿着。父亲的兜里就多了三毛钱。
父亲想等下次再多出三毛，还有再下次、再再下次……但李老板已经好几天没让父亲买烟了，也就是说李老板已经很少过来了。慢慢地，父亲等人就感觉到李老板可能在要熊蛋了——他要跑掉了！
大家也很久没能吃上肉了，伙房的人也好久没接到钱了。
工程没完，老板就跑了，碰上这样的事，算是倒了八辈子霉。
父亲等人也不能干等着，就买了车票回家。父亲们都偷偷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有的与父亲一样拆开了内裤，有的翻起了鞋子，有的把被子里的棉花团弄开……那里是事先准备好的回家的路费。我们那 里的习惯，路费多少就缝多少。
父亲把他在青岛的这些经历讲给我听的时候，我还在等青岛方面的大学通知书。青岛与我的关系还八字没一撇。
但青岛朝我走来了。我被青岛一所重点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录取了。
那天父亲把烟头抽得很兴奋，他满眼亮亮的，左手比画着青岛宽阔的马路怎么走，还一个劲儿说，青岛好啊！青岛好啊！
我不知道，当父亲赞美诗一样地感叹青岛好的时候，他的右手在口袋里把从青岛带回来的那三毛钱都攥出了汗！若干年后我才发现，那三枚硬币，被父亲打进了我的背包，那是父亲在青岛赚取到的财富 ，儿子应当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