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德尔本想跑到英国来了，他的老东家拿他没办法。没想到变故如此之快，老东家一晃变成了英国国王，来到伦敦找他“算账”。亨德尔这下无处可逃，处境不妙。好在宫里的一班大臣与亨德尔要好，有意代为和解。他们深知这位来自德国的新任国王不熟悉英语，不谙英国风俗，整天无所事事，惟喜好音乐而已，于是安排乔治国王去泰晤士河上驾船嬉戏，并伴有盛大的音乐伺候左右，音乐的作曲者就是亨德尔。事先国王并不知晓，当他欣赏到如此震撼的《水上音乐》并为之叫好时，大臣们乘机将亨德尔请出来，并求国王饶恕其“罪行”。国王其实早知亨德尔的所为，正好借阶梯下台，不仅免了亨德尔的罪，还索性委任他为宫廷首席作曲家，年薪两百英镑。自此，亨德尔名正言顺地在英国立住了脚跟。
亨德尔在音乐史上的成就，是以“清唱剧”为代表的。虽然清唱剧并不是亨德尔的发明，也不是他首演的，但如果说现代人认识清唱剧是从亨德尔开始的，恐怕一点也不为过。据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出身的、专为亨德尔撰写清唱剧脚本的托马斯·莫雷尔说：“至于清唱剧，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任何文字都无法恰到好处地配上音乐。对此，我的看法是，虽然这种观点早在清唱剧出现之前就已经形成，而且时至今日这个问题还令清唱剧的剧作者感到棘手，尤其是有些问题不得不面对不同的作曲家。如果遇到的作曲家不仅傲慢，对英语语言又一知半解，情形就更糟糕。”事实证明，莫雷尔的担忧是多余的。虽然亨德尔“傲慢”，而且对“英语语言一知半解”，但他们合作的清唱剧，如《犹大·马加比》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部清唱剧《弥赛亚》，可谓史上清唱剧最著名者，时至今日还在全球上演。“弥赛亚”源自希伯来语，意即“受膏者”。据《圣经·旧约》记载，犹太人宗教礼仪中，权利人物如国王、祭司、先知等要被浇上象征神圣的圣油方具法力，而基督正是由神“点膏”之后才成为拯救人类的救世主的，因而“弥赛亚”又引申为“救世主”。清唱剧《弥赛亚》有几段音乐极其著名，如第三部分“复活与未来”中开头的女高音咏叹调《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以优雅的萨拉班德舞曲的节奏，在持续的强音中表达一种信念。这段旋律作为亨德尔最具代表性的音乐（或许更强调宗教意味）镌刻在其墓碑上。事实上，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并不是这段女高音咏叹调，而是第二幕尾声的“哈利路亚大合唱”。“哈利路亚”
也是希伯来语，意即“我们一起来赞美主”。作为一个宗教词语，在其他许多作曲家的作品中，有关“哈利路亚”的内容并不少见，但惟独亨德尔的这首“哈利路亚大合唱”最动人心魄。据说1743年在伦敦首演时，乔治二世听见这首合唱曲，竟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肃然致敬。其后，但凡《弥赛亚》演唱到“哈利路亚大合唱”时，人们都要立即起身，并随着音乐的旋律高声唱和。正因为这一作品的地位如此尊崇，以致乔治二世为免其沦为烂俗，规定只允许每年的春天演出一场，而且只能由亨德尔本人亲自指挥。
亨德尔振兴了英国乐坛，这毋庸置疑；有意思的是，他还具有对音乐潮流的预言能力。两百多年前的一天，亨德尔曾经对作曲家格鲁克说：“英国人喜欢的是能让他们打拍子的音乐，直接震动耳膜的音乐！”要知道，在传统交响乐概念中，“直接震动耳膜”的音乐也许偶能见到，但绝无“打拍子”的音乐。交响乐队里打击乐手的工作是最轻松的，任何一部交响曲的打击乐声部都是点到即止，从敲第一个音到下一个音中间有很长的休息（如罗西尼《贼喜鹊》序曲两段鼓声中间有六十多个小节的空余），绝不会像现代流行音乐那样从头打到尾。然而正如他预测的那样，两百多年后，这种音乐真的出现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英国音乐（已不是传统的古典音乐）重出江湖，在“重金属”、“摇滚乐”等门类引领世界潮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由衷钦佩亨德尔的远见！这也许恰恰说明了亨德尔对音乐的感悟能力吧。
当年一位画家为亨德尔画过一幅肖像，从画面上看，亨德尔体态丰满，衣着华贵，那双微微凸出的眼球与莫扎特的十分相似，炯炯有神，表露出丰沛的内心情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一头浓密的假发，雪白而卷曲，配以钩曲的鼻尖，活像是一头发情的公羊。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形容得有趣，说亨德尔的假发“让人想起某位将军在战斗结束后，疲惫地拿下头上的假发递给身边的仆人，让他把假发里面的子弹统统梳出来”。其实，亨德尔的假发具有更实际的功能，能够代言心情的好坏：如果心情很爽，譬如清唱剧演出获得了成功，人们便会发现他的假发微微颤动；要是哪一天他没佩戴假发，那可是一个很不妙的信号，趁早离他远点，小心触了他的霉头。
作为巴洛克时期德国的音乐大师，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将巴赫与亨德尔做一个对比。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这两人实在存有很多差异。巴赫一心侍奉上帝，专心作曲，绝少过问他事；亨德尔八面玲珑，精于理财，生前便是大富翁，遗有八千英镑的巨额财产。巴赫的作品心灵纯净，意境高远，绝少为一己之利而陷于平庸（虽说《勃兰登堡协奏曲》以及《音乐的奉献》等作品的题词谄媚有余，但那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无损于音乐自身的风格）；亨德尔每事创作之先，必做市场调研，投听众所好，名利双赢。巴赫为人谦恭内省，深藏不露；亨德尔脾气粗暴，目中无人。巴赫信仰虔诚，深具宗教感，凡事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亨德尔出身于路德教家庭，在罗马又改信天主教，即使从他最具宗教色彩的《弥赛亚》
中也能看出他的漫不经心——《弥赛亚》最初供爱尔兰的都柏林总督消遣，有游戏之成分。最后，巴赫与亨德尔最大的差异在于，巴赫结过两次婚，生有十九个孩子；亨德尔终身未娶，形影相吊，孑然一生。
按照亨德尔的遗嘱，他死后葬于伦敦著名的西敏寺大教堂。如果你去那里游玩，不妨顺便拜访“诗人祠”，那块花费六百英镑（按照亨德尔的遗嘱）并刻有《弥赛亚》旋律的墓碑下，就是亨德尔的遗骨。在献花的同时，不要忘记奉上一尊美酒。我相信，这位美食家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威尼斯与维瓦尔第
谈及维瓦尔第，首先必须对威尼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威尼斯地处地中海的亚德里亚海湾，从公元五世纪起，这里就是连接东西罗马帝国的咽喉要道，商贾往来密切，故有“商人的共和国”之称。不过，当我们来到这座仙境般的水上王国时，首先感受到的是文化气息而非经济盛况。当你乘坐一艘威尼斯特有的游船贡多拉在水上漂荡，会感觉到整个水都灵动起来，仿佛能听见水妖在水的深处歌唱。
那些奇特的布局、耀目的宫殿、宏伟的塔楼、迷宫般的运河，还有沉寂的角落、熙攘的喧嚣、贡多拉船夫的歌声、美丽迷人的女性，使人感觉到这里注定就是爱情的福地。在威尼斯画派譬如提香、吉奥尔齐奥尼和保罗·委罗内塞等人的作品中，对美的热爱、对肉体的崇拜、对色彩的享受以及对爱的礼赞，都是永恒的主题。在这里，女性的地位崇高，其尊严不容亵渎。司汤达在《意大利游记》里讲过一个冒犯女性尊严的有趣故事：圣摩西剧院正在演出一出悲剧，其时剧中的暴君将一把宝剑交给儿子，令他杀死他的妻子。观众们看到这里，对暴君的邪恶举动大为光火，全都站了起来，群情激愤，要求没收宝剑。这时，剧中暴君的儿子不得不走下台来，对愤怒的观众们保证，只要他们能够安静地坐下来观看几分钟，就能够看到他动手去救他的妻子而不是去杀她。
对女性美的过分追求，也导致了另一种罪恶。据历史学家桑努托统计，1509年，威尼斯居住的女性有18990人，其中，妓女为11654人（瓦·托尔尼乌斯《沙龙的兴衰》，英国1929年版）。换句话说，在威尼斯的女性中，每三个人里就有两人是妓女。我始终对这个数字心存疑虑！不过有一点可以澄清，所谓妓女，并不一定出卖肉体色相，其中有一部分是艺妓。“威尼斯艺妓”是一个特有的称呼，属于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往往比某些良家妇女受过更好的教育。她们白天“研究文艺的学问”，到了晚上才将自己出售给爱神。她们熟读彼特拉克和薄迦丘，对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人的拉丁文诗篇也倒背如流。那些著名的大学者、诗人、艺术家以及最挑剔的王室贵族，都拜倒在她们的脚下。在这些艺妓中，有一个名为维罗妮卡·佛朗哥的名妓，连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出访威尼斯时都在她精美绝伦的家里呆过。
在下层社会，妓女的大量出现导致了私生子的泛滥。当游客们心满意足打道回府之后，他们的孽障也许就留在了威尼斯。有些私生子身世不明，无人管束，文化及道德水准低下，祸害社会。为此，威尼斯当局想出一个办法，将其中的一些女童收养起来，由政府出资为其提供教育。我们不得不佩服威尼斯当局的深谋远虑，因为对人类而言，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远比男性重要——尤其是在人类生长发育的早期阶段。而女性自身的弱势又更容易屈从于社会的邪恶，因而女性受教育程度不仅对自身有利，更关系到下一代乃至整个民族。威尼斯当局将这些私生女集中起来，教授知识，尤其注重艺术的教化。他们规定每个学生必须会一门乐器，无论什么乐器都行。因为如果要想救治心灵，科学知识是无能为力的，惟有艺术， 药效既来得快又持久。于是，威尼斯出现了四所颇具规模的女子音乐学校（亦称“孤女院”）。其中，皮耶塔（Pieta）女子音乐学校名声最盛。在西方宗教里，“皮耶塔”是常见的美术题材，表现圣母怀抱受难耶稣遗体的悲恸场景。因此，皮耶塔女子音乐学校又称圣怜女子音乐学校。
维瓦尔第就是圣怜女子音乐学校的音乐教师。作为土生土长的威尼斯人，维瓦尔第拥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他老爸是大名鼎鼎的圣·马可大教堂的小提琴手，从小就对他进行小提琴启蒙教育。十五岁时，他进入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士，后晋为神父。但据其他神父讲，这位生有一头红色头发的神父从没独自主持过一台弥撒，甚至很少去祭坛。他宣称自己有气喘病，不方便在教堂里走动。但是这位“病人”躲在僧房里琢磨起一大堆乐谱来，却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十年后，维瓦尔第被认为“精神上不适宜担任神父职位”而遭解职。教会投其所好，干脆发配他去圣怜女子音乐学校任小提琴教师和音乐指导。这一去，就是四十年。
由“教士”到“教师”虽一字之差，却意味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在当时，人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大体说来，第一阶层为神职人员，第二阶层为贵族，第三阶层则为市民。由此看来，维瓦尔第是从第一阶层贬为第三阶层，落差不可谓不大。但他不以为耻，反而乐此不疲，其业绩有目共睹。他组织女子音乐学校每周举行一次管弦乐音乐会，这不仅吸引了游客，连专家学者也慕名而来。德国大文豪歌德以及法国大作家让—雅克·卢梭都留有文字记载音乐会的盛况。法国勃艮第议会主席沙尔·德·勃罗斯1739年在威尼斯观看了女子音乐学校管弦乐的表演，他写道：“最美妙的音乐是孤女院的音乐会，威尼斯共有四所这样的孤女院，全部收养私生女、孤女以及父母经济上无力抚养的女孩。她们由市府抚养，而且只训练她们精通音乐。她们确实如同天使，会演奏小提琴、长笛、管风琴、双簧管、大提琴和大管，总之，没有一件乐器能够吓到她们。她们像修女般过着隐居生活。音乐会全部由她们演奏，每次音乐会有大约四十名演奏员。
我向你发誓，再也没有比看着一位年轻貌美的修女（只是衣着与修女相似），穿着白袍，头戴石榴花花环，以极其优美的姿势和准确性来指挥和打拍子更令人愉快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