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审安怡的是一个三十来岁、个头挺矮的女警察，不知是真有近视，还是因为右脑门上有道疤，得转移掉人们的注意力，她脸上架了副挺秀气的眼镜。倘若她干的是教师，或者是图书馆职员，这疤大约真可以忽略不计。她却干上了一份能够怒吼、容易撒气的职业，每每激动起来，这疤便涨红得似她脑袋上突然落下一片枫树叶子……
“乔迪对你说了些什么反华的话？”
“我们根本不谈政治。”
“你包庇外国人，这么多中国人不爱，却要去爱一个外国人……”
“我不是非要去爱外国人，而是两个人交往下来，感觉性格、兴趣都比较相投，就自然而然相爱了。”
“说得倒轻巧，你凭什么和外国人交往？”
“我凭什么不能和外国人交往？”
“中国的法律里，有哪条允许了一个中国人去和外国人谈朋友？”
“中国的法律里，有哪条写明了不允许中国人和外国人谈朋友？”
“我告诉你，除了外交人员和翻译，谁和外国人交往，谁就违法！”
“那你找出这条来看看。即便真有这条，毛主席教导说，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也得看看对方是一个怎样的外国人。阿尔巴尼亚不是我们的兄弟国家吗？我又没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来往……”
“好，好，你嘴硬！那我问你，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光天化日之下跟外国人钻树林子，你也不嫌害臊？”
“我没有钻过树林子。”
“那你有没有和外国人搂搂抱抱？”
“那你和你爱人谈恋爱时，一个走马路这边，一个走马路那边？”
女警察显然不以为存在什么误会，面目狰狞的是安怡本人。
监狱从人类历史上设计出来，肯定有心理学大师的参与。你不是还有几分精气神儿吗，那就在号子里撂你一段，在苦不堪言的孤独与对未来不可测的惶恐之中，蒸发掉你的精气神儿，宛如烤馒头片，一层层地烤去你的辩说和侥幸心理，叫你的灵魂灼痛起来，痉挛起来，如果不赶快从这烧红了的铁片上跑下来，你的灵魂就要面对被烤成碳黑物质的危险……
这一撂便撂了十天，安怡没有一刻不在想，这件事出去了该怎样向领导和同事作出解释？自己手头被耽误了的工作，又该如何交代？是呕心沥血地坚持自己是个好人，让公安局终有一天耸然动容；还是只要公安局漫不经心地打个喷嚏，自己便得一辈子脱不了感冒……
安怡一遍遍要求提审自己，这要求在一天半夜满足了她。
经过院子时，秋夜的寒气将她冻得哆哆嗦嗦，她进炮局时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在颐和园原说要送她回家，后来又将她逮进来的一个男人，给她端来一杯热水，她赶紧将手捂在杯子上。
这人说了：“我们已经和你单位联系了，工作挺紧张的，想你赶快回去。我也去了你家里，拿到了你的日记，你爸、你妈也挺惦记你。年轻人嘛，有什么呢，无非就是和外国人交个朋友，说清楚不就行了。你好好说吧……”
安怡深入、细致地说了：
怎样认识的乔迪，在一起说过些什么话，扯到哪些关于中国的话题，还认识哪些留学生，和他们之中谁跳过舞，他们还接触了哪些中国姑娘……她脑子好使，人名、时间和地点还说得特清楚。如同一个从不需进百货公司的富人，一旦花起钱来有一种快感；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旦卷进一桩莫名其妙的案子，大抵也会有一种倾吐的快感。
安怡不知道她讲出这些，将给又开始剑拔弩张起来的中国社会，增添多少火药味；她只知道，倘若一个魔鬼不松开扼住她命运口咽喉的手，哪怕要她在玻璃渣子上搂着魔鬼跳舞，她也会跳个兴意酣然，气贯长虹……
仿佛是她开始转变了态度，那男人也对她推心置腹起来。他告诉她：
“乔迪这家伙一贯敌视中国，他在东北还有两个女朋友。如果不是我们及时拉你一把，你还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混，想想将来你的下场，真是不寒而栗呀！”
她已经关去了心囚里的爱情，一不小心，又溜出来添乱：
“我一星期要接到乔迪三四封信，有时一天还收到过两封。再说，他上午考完试，下午就赶火车来北京，他怎么可能在我之外还有女朋友？”
那男人没有恼怒，只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喟叹一声道：
“你看看你自己，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宁可相信外国人，也不相信中国人。这样吧，你写个材料来。看看你认识错误的程度，认识得深刻，就早放你出去。认识得不深刻，放你出去了，你还会犯错误。”
对安怡的再次提审又是放在半夜，除了那个矮个头的女警察，房间里还有几个男人。
她兜头第一句话就是：“你写的交代，我们看过了，你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的男女关系问题。你今天就把这个问题给我讲清楚。”
这是一个颇有深长意味的反差：
在解放后生殖力与革命热情一样长盛不衰的中国，即便是在夫妻之间，男女关系问题，也是个只能干、不能说的问题。除非对方舌头变成了一块抹布，你想要中国人谈出自己的性意识、性行为，无异于想从他们的嘴里掏出一块象牙来。
这是一个暧昧不清的领域，以至于一些姑娘以为，只要和男人拉了拉手，便会生下孩子。一些新郎激动地来到了那片处女地，宛如饿汉见了满桌美味却不见筷子，竟挠耳抓腮，无从下手……这又是一个因暧昧不清而挺刺激人的领域：倘若想要搞倒谁了，在向他扔去的诸多块石头里，多半会有“男女关系”这块石头。倘若能处于合法审查者的地位，被审查者的问题里又有“男女关系”，这便像是注射了一针可卡因，一个个多半兴奋、燥热、穷追不舍、暗渡陈仓，俨然一次合法的意淫……
昔日见了“男女关系”这几个字，都像见了电弧光一样，唯恐躲闪不及的安怡，现在只能在这几个字里打滚。她交代了自己和乔迪有过几次搂抱，几次接吻，是他主动还是自己主动，她被迫去回忆他、或者自己什么时候，是否有过去穿越禁区的企图……
落在她身上的一道道目光，蚂蟥一样滑腻，梅雨之夜一样潮热，鞭子一般驱赶着可怜的她，要她去穿越仅仅存在于他们脑海里的那块禁区。她觉得这个晚上自己的衣服被扒光了，她决意自己不能在道德上也被扒光。
女警察盖棺论定道：“你不说上了床，我们就查不出来？你以为不承认上了床，你交代的这些，就不算男女关系问题，不算男女关系问题，我们还抓你干什么？”
安怡回到号子里继续写材料。宛如走进一家门口站了一条狼狗的帽子店，若空手出门便会被狼狗咬上一口，她依然不敢去要“男女关系”这顶帽子，却不能不给自己脑袋扣上其他的帽子：丧失立场，崇洋媚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这期间，她被两次带去公安医院妇科检查。第一次，是位女大夫检查的，检查完在屏风后穿衣服时，安怡听见她对什么人说：处女膜完整。
几天后，又被带去一次，这回换了一个男大夫，俨然他是个考古学家，而她则是具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琢磨了好一阵。这回检查完后，她被带出去了，不知道在里面，他对公安局的人说了些什么……
关进来的第十五天，那位女警察头一次走进了安怡的号子，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遍，那片枫叶不见了，神情颇为平静。既像过去在学校时班主任找同学谈思想，又像是一个老师傅，在鉴定某件半成品能不能够出车间：
“你自己瞧瞧，这么一点年纪，就穿上了皮鞋，你自己也承认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既然这样，以后是不是通过劳动，好好改造改造自己的思想啊？”
安怡鸡啄米似地点头。从她一向挂满了阶级仇恨的脸上，安怡原以为她最终会给自己带来一张得劳改几年的法院判决书来，没有想到她带来的，竟是这句几乎在每个中国人耳朵里都打出了老茧的话。这时代，除了毛泽东，哪一个人不得改造思想，哪一次运动不冲着改造思想而来？再说自己带着图纸，扛着仪器，风吹日晒，这里画线，那里勘测，不也是劳动？
她以为自己可以出去了，她盘算着回单位后，要以更沛然的智慧与汗水，来洗刷这注定得进档案的半个月。
当晚，她被送到了北苑化工厂。
接受这件“半成品”的是王队长。只知道有劳改、不知有劳教的她，看着高墙上的电网、持枪站岗的战士，不禁茫然地问：“这是哪里呀？”
王队长忍俊不禁笑了，显然看她是件不合格的“半成品”。
“你呀，被判了两年劳动教养，还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
二黑匣之内
初进北苑，乍一看像是进了“渣滓洞”。
一个号子睡十几个人，木板搭的通铺，面对面，中间只剩尺把宽的过道。
几乎每一个位置都有讲究，谁挨着门，谁打呼噜，谁身上可能有脏病，谁患了哮喘，夜里咳个不停……而为了摆脱某一个位置，转移去新的位置，总伴随一番折腾。每一寸空间都流布有隐形火药，谁要是不小心碰落了别人的物件，或是臀部似一艘船，泊在了别人的码头，多半接踵而来的也是一阵鹅争狗斗，一天三餐多是窝窝头，再加一碗菜汤，吃米饭和能闻到肉香的日子，一个月里就那么几次。每月家里人可来送一次日用品及少量食品，隔三岔五，便总有林林总总的“案件”发生。不是有人叫掉了肥皂、卫生纸，有人喊：我一支新的牙膏怎么就剩了半截？就是有人脸上涨红得似一块刚割下来的新鲜牛肉，猴急如整个国库被盗了的神情，可其实就是不见了一块桃酥……
开始的3个月里，每天和尚打座似地盘腿在铺上，除了读报学习，就是各自将自己的问题，竹筒倒豆子似的倒上一遍，此后相互把这“豆子”放进嘴里咬，谁将“豆子”咬得嘎崩生脆，咯咯作响，恍若狗啃骨头，谁便算批判深刻，表现积极。
安怡渐渐清楚了，北苑化工厂是个劳教工厂。女犯中多为小偷、诈骗和流氓团伙进来的。有一个绰号叫“东四小红”的女孩，被亲生父亲强奸后，拂袖而去，不再回家，先靠在外偷个仨瓜两枣为生，后来纠集几个家里管不了的弃学女孩，去同学家骗个七角八角，在街头巷尾砸几块玻璃，偷个电灯泡，或是和一帮野男孩，半懂半不懂地打情骂俏……能叫麻雀也就不算埋没她们了，她们却自称为“九鸟一凤”。每到放风时间，她们总和隔墙有关的男犯斗嘴解闷……
还有“思想反动”者。看批判她们的劲头，似乎个个家里藏了炸药包，想伺机去炸天安门，可自己交代的十有八九，不是自个脾气太大，就是领导心眼太小，头头看她们怎看怎别扭，于是一提拎，便像农贸市场上倒拎一只鸡一样，给拎来了这里……
还有妓女。一个三十出头、来自农村的四川女人，随做建筑工人的丈夫到了北京，离婚后操起了皮肉生涯，她大字不识一个，可倘若在她面前放个萝卜，她发言时水浪般波动的舌头，准能将这萝卜雕刻成一朵花来：
“我做这个，一是为生活所迫，要不我没有生活来源，二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来找我的，有工人、干部、军人、大学生，他们从这里走了以后，都特别兴奋，特别高兴，能够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上去。而你们呢，有吃有穿，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要不就是国家、父母供着念书，可还要去找外国人。进来了，你们一个个伶牙俐齿，说是在谈恋爱，谈恋爱又怎么了，难道就比我高尚？我告诉你们，我从来只出卖身体，不出卖感情……”
与其说她在迷途知返，不如说她在现身说法。
与其说她在交代自己，不如说她在批判他人。
四川女人的这番话，指向性非常明确，指的便是“洋妓”，这个可能会使人误以为是外国妓女的称谓，并不是她这个“土妓”创造出来的，而是教养单位创造出来的，用以赠给那些所谓和外国人胡搞鬼混的中国女人。
安恰当然算是“洋妓”，她的号子里“洋妓”也不少，她们有的是大学生、演员，有的是医生和工人。
开始，安怡吓呆了，自己怎么会和这些人走到一起来？
社会，在她的眼里原来单纯得像一杯白开水；现在，宛如走进了人体解剖室，社会在这里展示了自己红红绿绿的五脏六腑，展示了像石子一样硌在胃里令它不舒服的东西，它急于要在大肠里排泄出去的东西，而她竟也被肮脏地置于大肠里，可她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起先一段日子，安怡总在心里后悔：在炮局，我干嘛要屎盆子尿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呢？不扣，进来了；扣了，也进来了。我怎么没有想到，他们用的就是一种诱供的方式：你说吧，说得越多，我们就越早点放你回家。似乎这是你在家里偷了几块糖，只要承认了错误，父母马上就会原谅你。
它还会制造一种氛围，深更半夜，一大屋子男人，就是要让你特别尴尬，特别害臊，让你糊里糊涂说。我怎么就不能学学《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呢，倘若真要是打起仗来，被敌人抓去了，不要动刑，我就当了叛徒……
六十年代，便是这样一个充满了感召力的时代：雷锋，王杰，欧阳海，李玉和……一个青年即便关进号子里，也蝉蜕不去自己的革命觉悟。
六十年代，又是一个变得荒唐起来的年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号子里，不乏向往革命的青年。
渐渐地接触下来，安怡发现在自己这个号子里，“洋妓”真有一二个是那么回事的，比如一个是孤儿，和姐姐住在一起，后来姐姐谈恋爱了，就一间房子，来了男友老嫌她碍事，她不得不一个人去街上遛马路。一次，在东单公园附近转，被一个外国人盯上了，两人发生了性关系。随后，他给了她15元人民币，她用这钱买了一双红皮鞋。她就穿着这红皮鞋给逮进来了，问她，她还不知道这人是哪国人，叫什么名字……
但多数人和自己一样，所作所为，实在是大大辜负了“洋妓”这一称谓发明者的想象力一孟白鸽，原来是海淀区一所医院的医生。
一个在北京大学留学的苏联青年人，皮肤对花粉过敏，在国内没有治好。来北京后，每年三月间，像雪花一样撒满全城的杨树花絮，让他浑身搔痒，彻夜难眠。她用四处打听来的一个土方子给他治好了，他爱上了她，她随他去了苏联，生下一个儿子。
尽管她渐渐习惯了牛油、红肠和面包，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俄文，她却不愿放弃中国国籍。丈夫是书呆子，回国后在莫斯科大学读东方文化的博士，而她本人政治上的麻木，也一定不亚于她脚下的高跟鞋底。早不探亲，晚不探亲，她偏偏在中苏关系暗中开始交恶时回国探亲。上海、南京、成都，家人亲戚一一见下来，依依难舍，将签证日期给耽误了，她只得再去苏联驻华使馆办理签证。
许是苏方有些怀疑她，每次去使馆，都一再盘问她再度签证的理由，以及她在国内的行程，仿佛她不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活动，而是去了苏联奇形怪状的各种天线几乎布满天空的远东……
中方也未因她怀里揣着本国的护照而信任她，相反，她也被盯上了。最后一次，是她在北京饭店吃饭，过来两个人，似乎无意撞了她一下，旋即，其中一个嚷起来，他口袋里的一百元钱不翼而飞了。两个人认定是她偷的，不等她从一头雾水里回过神，就拖她去了公安局，一到公安局，她便被扣下……
这一天改变了她的一生，次日，她的赴苏签证就批下来了。
姜英，原来是一名演员。
她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日本人，1945年日本人溃逃时，贫病一身，无处可去，被她父亲拣来做了媳妇，没几年，父母都病死了，她被送到一个杂技世家里学武功，没读过书，只是解放后，在扫盲班里认了几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