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松（1857193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文学史专家。他的名著《法国文学史》发表于1894年，奠定了他的文学史家地位。同年他代替了著名批评家布吕纳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位置，表明他的声誉得到确认，1927年他以高师校长的职务退休，当时他的学术地位达到顶峰，他的名声早已越出了国界。从学术上看，朗松革新了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他不仅以自己的研究成果震动了文坛，而且提出了一套编写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这套方法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特别存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上有广泛影响，朗松对编写文学史的论述主要反映存《文学与人·前言》（1895）、在巴黎大学讲座的首次讲话、《文学史方法的科学精神》等文章中。其中，在巴黎大学讲座的首次讲话是朗松1904年1月存接替拉鲁梅的法国雄辩术讲座时第·堂课的内容，《文学史方法的科学精神》是朗松1909年在布鲁塞尔大学的演讲，曾发表在《布鲁塞尔大学杂志》上：这两篇文字的长篇摘要均于1925年刊载在美国的法国教授协会主办的《法国研究》第一期上。这期的编者在按语中指出，在巴黎大学的“讲话”是对“从圣伯夫到朗松的文学研究史必要而活生生的文献”；而《文学史方法的科学精神》是“朗松关于这个问题最简洁和最生动的表述”。这一评语准确地表达了20世纪30年代朗松在美同的影响以及70年代末的重印者的赞许态度。毫无疑问，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朗松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在欧美仍然具有影响力。
一
朗松在形成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之前，对前人的研究方法作了批判性的分析，然后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尊重的批评家主要有三位：圣们夫、泰纳和布吕纳介，对这三位批评家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人和书·前言》一文中。
首先是评论圣伯夫。朗松这样论述圣伯大的地位和批评方法：“维勒曼把文学看做社会的表现，建立了在重大的社会潮流和伟人的文学作品之间有点不确定和松懈的关系；在他仍然模糊的研究之后，圣伯夫给以批评坚实的基础，将批评建立在传记研究的基础之上：在活生生的个体身上，他找到真正的和必要的中介；通过这个中介，各种社会影响触及、激发和改变诗歌或雄辩类作品。”（I）（PVII）他又指出：“圣伯夫竟至于将传记几乎看做批评的一切。”圣伯夫的方法不是通过作家生平去解释作品，而是通过作品去确立作家生平。朗松认为这样做会取消作品的文学价值。如在圣伯夫的《波尔一罗瓦亚尔》一书中，大作家的作品只是作为一项调查的文件，圣伯夫用来阐明作家的精神状态；让森主义从属于帕斯卡尔，帕斯卡尔又从属于《给外省人的书信》和《思想录》。圣伯夫的全部历史的和心理的研究，是为了获得对这两个作家更完备的解释。同样，在《星期一谈话》中，圣伯夫尽量避免正面接触作品，迂回曲折地描绘作家的肖像，“将选择属于家庭生活和作家艺术创作的次要作品拿来研究作为主要方法。”朗松认为圣伯夫的传记研究方法并不可取，因此，“不应该把他的方法推而广之，尤其不应该将这种方法推崇为获得文学知识完全而充分的方法。”
至于泰纳，朗松认为他比较有分寸。一方面，泰纳“将他的研究推进到个人之外，通过种族、环境、时代，确定个人，说实在的这就消灭了个人，个人只不过是三个总原因的合力偶然地形成的一组现象。”另一方面，在《艺术哲学》中，泰纳指出，只从伦勃朗和米盖朗琪罗的真实生平去分析这两位画家的油画是荒谬的，但他不是固守于这一观点，他同时又从莎士比亚和拉辛的生平去解释这两位剧作家的剧本，泰纳将批评对象、艺术作品置于前列，认为作品与作家牛平有半，但又是独立存在的东西。
朗松认为布吕纳介也重视研究对象，不过他对泰纳的方法有所改变：首先，布吕纳介不同意泰纳以时代这个因素去混淆其他原因；泰纳没有注意到已存在的作品、已有的潮流对作家的影响以及文学种类的发展，其次，布吕纳介认为一切艺术作品都受到以往条件的影响，同时还存在难以解释的后继影响，有的东西是教育、环境的压力都消灭不了或改变不了的。作家个人具有难以解释的作用，作家的个性标志着文学作品的特点，批评家应通过文学、历史、社会、传记、心理等原因去解释，找出作家的独创性。第三，布吕纳介认为有必要从各个角度评论作品，有的文学类型几百年也出现不了一部杰作，而有些杰作却集中在几年之中出现，要了解在一部作品之前和之后出现的作品，找出这部作品存在的魅力。批评家要指出作品的艺术价值，做出美学判断，第四，文学类型没有高低之分。在17世纪，悲剧并非是比史诗和小说更高级的文学种类，而是高乃依和拉辛比另一作家斯居戴利小姐更高明，：但布吕纳介从进化论的观点去分析文学类型，在政治上较保守，属于反德雷福斯派，反对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象征派，崇尚古典主义，文学趣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朗松吸取了这三位著名批评家的可取之处，又批评了他们存在的缺憾，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从而形成了自己创新的文学史研究方法。
二
除了上文提及的三位批评家，朗松还注意到同时代的批评家的成就，并加以总结，他时当时有名的批评家拉鲁梅的态度就是一例……朗松在巴黎大学讲座上的讲话对拉鲁梅的研究方法做出很有见地的评价，而且通过这一评价阐明了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方法……
朗松首先提出了怎样研究古典作家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不需深究的问题了，但并非每个研究者都能对此遵循正确的方法，因为、当时的研究者不是采取传记式的批评，就是仅仅做印象式的评论，这是很小够的朗松肯定了拉鲁梅研究18世纪作家马里沃时认真地搜集材料的方法，他指出：“拉鲁梅不满足于愉快的方法，这就是阅读一部作品，而且发挥阅读的印象。他采取更艰苦和更缓慢的方法，这就是搜集各种各样有用的文献，以阐明著作，并确定其性质，限制和控制受到阅读趣味约束的主观反应，文学材料包括先行者、当代人和后来者的作品、回忆录、书信、讽刺作晶、18世纪的报纸；还包括非文学的文献，即户籍证件、法兰西喜剧院的档案，从意大利喜剧院到新歌剧院的档案，法兰西学十院当时不公开的记录本，在这种广泛而细致的材料搜集中，什么也没有被忽视，”朗松赞许的研究方法是充分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既包括义学材料，也包括非文学材料，不仅研究作品本身，还要研究与这部作晶和作家有关的作品和作家。
可以说，这是对一个文学史专家的严格要求，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朗松提出的要求明显超过了圣伯夫专注于作家的生平材料的研究方法，或者说，他是将圣伯夫的研究方法加以发展，以求更全面地研究一个作家。
显然，朗松上述的论述有过于笼统之嫌，于是他紧接着指出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浩如烟海的文献：“拉鲁梅更喜欢缓慢地归纳各种材料，平静地接纳他认为真实的前人的判断，而不是投以未加征实的一瞥，或者展示光耀夺目的想象，他有规律地研究各种见解……自由地抛弃他有理由抛弃的东西。”朗松注意到，拉鲁梅大量引朋活着的批评家、名不见经传的新闻记者的话，他还喜欢引用无名的年轻人的著作，以求信息更为广泛和准确。这就是说，拉鲁梅在阅读材料时是有所取舍的，只要其中包含着真知灼见，他都乐意接受，并引用出来。同时，朗松还指出，研究者必须“在一大堆材料中做出选择，这是巴黎或外省的研究成果长期积累起来的，还要选择确定的和重要的材料，抛弃无意义的和不确实的材料”，再从这些材料中得出自己的结论，郎松从拉鲁梅的研究方法中归纳出，一个批评家必须熟悉前代和当代批评家的见解，吸取有益的营养。他不应因于著多批评家的看法，也不应该忽视尤名之辈的见解，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择优而取，这就保证7，他能够做出较准确、较精辟的分析。
朗松将拉鲁梅的研究方法称之为“历史方法”，即全面搜集历史材料并尊重事实的方法；研究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切事实，一切材料，一切讨论情况，一切对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对象有用的解决办法”；采用“一种客观的和严格的方法，尊重文本和事实，有耐心而细致地调查的习惯，小信任华丽的思想和成体系的思想”。朗松承认，正是拉鲁梅向他指出了这种研究方法，使他能够用于研究18世纪的戏剧。这种历史方法就是根据材料说话。材料要求研究者具有广阔的视野，凡是缺乏材料的地方，研究者就只能停止考察……研究者还必须研究作家和作品“在一个文学种类、一个圈子、一场运动中的地位”，研究“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即将作家作品的历史作用了解清楚。史方法也要求“审慎和节制”，例如，拉鲁梅足喜欢拉辛和莫里哀的，但他即使喜爱，却服从真理，例如，关于玛德莱娜·贝雅尔是不是莫里哀的情妇，关于阿尔芑德是不是玛德莱娜的女儿，拉鲁梅都没有下断语，因为玛德莱娜·贝雅尔有不止一个情人，阿尔芒德的户籍册上的文字写得不清楚。如此等等，拉鲁梅都报着谨慎从事的态度，“拉鲁梅拒绝对莫里哀做出最浪漫的和最不好的推测”，并非拉鲁梅想掩盖或否认丑恶的事实，喜欢看好他所论的作家。“拉鲁梅的节制来自准确的方法，这种方法十分注意在文本中包含的大量可靠消息”他对人性既不看好也不看坏，既不抱幻想又深思熟虑。拉鲁梅尊重事实的研究方法是值得赞同的。
历史方法是朗松遵循的研究文学史的基本方法，这是他综合圣伯夫的传记批评方法和泰纳、布吕纳介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再加以发展而形成的批评观念。其要点在于，一是重视历史材料，这包括作家的历史背景、生平和创作经历。因为他看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他指出：“文学与生活的相互关系可以在每一时刻和每个国家以特殊事实加以解决，这些事实不能通过一个共同规律来确定，而是来自多种规律作用的结果。必须逐个抓住这些规律，因此，在一系列特殊问题中分解出总的问题，’同时他提出要描绘“文学牛活在民族中、文化史和默默无闻的读者群的活动史中，以及名作家的生平中显示的图景”，并力图确定文学作品产生的条件，包括作品产生的历史材料和其他相关作品的情况，包括历史上的批评家的各种观点。由此，朗松主张做大量的积累材料的工作，并出版了《现代法国文学书目指南》（1909-1914）（五卷本）等著作。不过，他郑重指出：“博学不是目的，而是—个方法。卡片是工具，用来扩展知识，获得避免记忆不准确的保证。”朗松的文学史研究方法的第二个要点是须持客观慎重的批评态度，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凭空想象，不要夸大和缩小，要根据作品和事实说话，追求达到真理。抛弃似是而非的印象，“将个人情感在我们的认识中的部分缩小到必不可少的、合理的最小程度，给予研究对象全部价值”……（P35）。与此同时，朗松注意对文学作品渊源的研究，例如，他通过对伏尔泰的《哲学通信》的研究去发现“震动伏尔泰的悟性和想象力的事实、文本和话语”。很明显，朗松的“历史批评方法”力求把握住作家和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真正地位，这就不能从一个方面去分析，而是要从多方而去探索。毫无疑问，他的文学史研究主张体现了历史意识。从历史意义、历史状况、文学地位的高度去审察作家作品，这便改变了以往孤立地、狭隘地研究作家和作品的方法，从而将文学史的批评方法推进了一大步。正如朗松所说，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批评体系”。朗松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显然与当时兴起的历史年鉴学派和社会学研究存在联系，从中得到有益的养料。
朗松对自己提出的历史方法与一般的历史研究做了对比。他在布鲁塞尔大学所作的演讲中说：“我们的研究是历史的。我们的方法因而将是历史研究的方法；我们的结果只会是历史这种‘预测小科学’的信念。但我们有一点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条件。他们研究过去的、消逝的事实，它们以存在下来的标志重新构成事实。我们呢，当我们竭力重新找到18世纪的感情生活，或者文艺复兴的思想方式时，我们追寻的是一个已不存在的过去的形象。但这过去，我们在如今呈现的现实即文学作品中义抓住了它：在这一点上，我们只与艺术史家相似。无疑有许多死去的作品；可是杰作摆在我们面前，不像档案材料那样，不是处于僵死冰冷的化石状态，与今只的生活无关；而是像鲁本斯或伦勃朗的油画，总是积极的，活生生的，还能够对我们时代的心灵产生印象，如同它们在当时那样，并能确定它们产生的深刻变化。对文明人类来说，它们能够持久产生精神或者情感上的激动。”（3）（P28 29）朗松的区分划清了文学史的历史方法（包括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不同所在，对两者的性质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不过，仅从上述方面去研究作家作品，并未完成批评家的任务，因为作品的优秀与文学性是密切相关的。所谓文学性即作品的艺术性，朗松自然不会忽略这一点，他将美学倾向与社会倾向并列，说明了他对作家和作品的艺术成就是十分重视的。他在布鲁塞尔大学的讲话中指出：“文学杰作之所以得以流传，就在于个人美好的形式，作家的创新在这种形式中确立。如果你愿意，我们说的是风格。这就承认，任何外在尺度，甚至任何逻辑，都不能抓住美，什么也不能代替美感的反应。”朗松在这里提到形式、风格和美感，并没有展开论述，但他的思想中考虑的是艺术形式问题。他的《法国文学史》特别注重艺术性的分析，为他的主张树立了典范。诚然，印象主义的评论方法在朗松的文艺观中仍有影响，他认为这是接触美的一种有效途径。
三
朗松提出文学史的历史批评方法以后，力图将自己的思想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他在布鲁塞尔大学的演讲中做出了这种尝试。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仅仅非常谨慎和有保留地并大胆地将科学方法的概念运用于文学史。”以往实用主义批评也根据19世纪科学取得巨大进展而提出将文学批评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可是，泰纳等批评家并未解释或者区分过文学批评与科学研究之间有何差异，左拉甚至将生物学的一套观点和方法直接搬到自己的文学论文中。由此产生的偏颇是不言自明的。朗松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他准确地提出了在文学批评中运用科学方法的概念，这就与一般的实证主义批评家划清了界线，当然，他看到了自己是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所以表示自己“仅仅非常谨慎和有保留地”，而且是“大胆地”这样提出主张的……朗松指出，科学这个词已经有点用滥了，泰纳和布吕纳介等批评家提供了“错误和科学企图的失败教训”，“大人物的坠落向我们表明了存在悬崖：谁还敢自诩在泰纳和布吕纳介滑落的地方稳步前进呢？”
朗松首先区别了自然科学运用的研究方法与他倡导的文学史批评方法，他指出，实验室的科学其操作方法是实在性的，而文学史中运用的方法是隐喻性的或者是理想的，“分析诗歌天才与分析除了分析这个词以外，两者毫无共同之处……对科学家来说作为一种观察方法的东两，在文学家手里不再是观察方式。”朗松意在说明，科学研究与文学研究存在不同，前者是实验性的，后者是用文字记录的，前者朋实验方法，后者用考察方法。朗松进一步引用’了心理分析家弗烈德里克·罗的话来阐明文学批评和科学研究的异同：“必须借自科学的并不是这样那样的方法；而是它的精神……确实，在我们看来，没有科学，没有普遍的方法，而只有一种普遍的科学态度。共同的精神状态存不同的研究中能够将同样是科学的精神引导到恰好相反的方法中。人们长期以来将某一种科学运用的、根据它引导到的准确结果的方法……与科学精神本身混淆起来。研究外界的科学因此变成科学的唯一典范……但物理学和精神科学的统一只是一个公设。可是它并没有得到证明，因为这种统一是假设的或者近似的，人们不能将同样的科学精神运用于两种不同方法的科学中……”据此，朗松正确地区分了科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不同性质。朗松指出：“我们不能做实验。我们只能观察。我们观察既不能衡量也没有重量的事实，而且是永远不会‘茕复的事实。每一事实都是这一种中唯一的，不是由于偶然产生的，而是由本质产生的：这就构成了文学文本与档案材料的不同即使在历史领域，人们也可以依附于一般，对个体的不同做出概括。我们呢，即使寻找一般，也要记住个体的不同……我们想抓住唯一的现象，找出个体的特点。”朗松认为科学研究的是一般事实，或者是事实的本质，而文学描写的是特殊（个体），虽然也接触到一般，但这一般要体现出特殊。朗松抓住了科学与文学两者的基本特点，从而对之做出了真正的区别。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朗松进一步分清了文学与科学的区别，朗松指出：“我们要首先避免真理这个词的模棱两可，分清科学真理和艺术真实。只有前者是真正的真理；后者是隐喻式的真理，从前这是以一个非常出色的词来表明的，即逼真、相似或真实意象。”他还在这篇文章中强调：“文学不以只表现真正的科学思想为使命：它应该避免表现错误的科学思想。’’他认为：“科学并非恰好是文学的材料，但它给文学提供材料，这材料是所有科学不去利用或者达不到的东西。”这一区分深中肯綮。朗松以自然主义为例，认为自然主义是庸俗地将文学与科学混淆为一体，“自然主义同时是科学和文学最极端和最低级的形式”，“科学方法运用于文学，压缩到使用一小套方法，其确定的效果是贬低文学，将它最好的作用抽取出来。”朗松对自然主义机械地将（假）科学运用于文学的指责是正确的。
然而，文学批评与科学在某些方面也有共同之处，朗松指出：“对待现实采取的精神态度，这是我们能够从学者那里获取的东西；我们要将无私的好奇心、严格的正直、勤奋的耐心、服从事实、不轻易相信、既相信自己也相信别人、不断需要批评、控制和证实等移植过来。”他还说：“我们从对科学方法的思考中，首先得出审慎态度，需要有证据，需要知识，不要轻易满足于想象，不要轻信。”文学批评需要科学精神，即科学家严肃对待自然学科的态度。朗松提倡文学批评要有科学精神，与当时流行的印象派批评有很大不同：印象派批评注重感觉和个人感受，不需要依据各种事实来下结论；朗松的观点与正统的实证主义批评也有不同：正统的实证主义批评其实没有遵循科学精神，虽然它也注重事实，可是它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是相当笼统而且有偏颇的，不像朗松那样对科学精神提出了具体的严格的要求。
朗松又从哲理的高度对“文学史的科学方法”做出了解说：“要分清‘知’和‘感’，分清能知道的东西和应该感到的东西，凡是能知道的东西就不去感觉，知道要去感觉就不去相信：我确信，文学史的科学方法就归结于此。”这句话的含义是对印象派批评和实证主义批评的一种纠正，朗松既不完全同意印象派批评的唯感觉去判断，又不完全同意实证主义只靠某些事实、排斥感受的做法。他宁愿采取一种灵活的批评方法，即注重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但事实固然重要，文学同时又是宣泄感情的，批评家也应表达自己和他人的感受，这样才能充分阐明文学作品的意义和艺术成就。
朗松明确意识到文学史批评包括文学批评要受到一定的约束。他虽然主张要给文学史批评以自由，但这是有一定限度的自由。“批评和文学史不能忍受限制自由，更不能忍受过度自由。这种过度自由是将科学屈从于个人的任性；我们只有在规则、正确方法的神圣规则中才找到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我们过于相信只要有思想就够了，而不够相信文学像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得到证实的思想、真正的思想。我们过于相信有权以我们的同情和反感，以我们的偏爱和信条，以我们的愿望和梦想便获得了文学的真相。我们过于设想事实与我们的结论相一致，过于将自然和生活之美、人类天才的力量局限在我们的成见中……”朗松指出了一般的文学史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家易犯的弊病，认为批评家要约束自己的自由，接受一定规则的限制，这一见解也包括在科学方法之内。
朗松有一段话比较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他的科学方法的含义：“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处处区分主观因素和客观认识，区分美学印象和有偏见的激情、信仰，在于取消一切只会产生错误和武断的见解，在于保留、检查、估计一切能够有助于正确再现一个作家天才或者一个时代的灵魂的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文学批评或文学史家应该研究手稿，搜集各种版本，讨论真实性和作家的贡献，了解生平、书目和传记，研究渊源，勾画出影响，写出传播史，穷究档案材料和统计，进行语言、艺术魅力和风格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方法是“非常缓慢和非常细致的”，对急于下结论的人来说有限制作用。朗松指出，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普遍适用的，因为科学不分党派，科学不分国别，科学是全人类的。正如科学趋向于将人类的知识结为一体，科学也有助于保持和建立各民族的精神统一。
四
朗松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最成功的运用，无疑是他的《法国文学史》。在《法国文学史·序言》中，他总结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同时也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方法。
朗松在这篇序言中批驳了勒南认为研究文学不需要阅读文学作品的说法。勒南说：“文学史的研究在于大部分代替直接阅读人类精神的作品。”朗松认为这句话否定了文学批评，将文学史研究变成历史的一个分支，他指出：人们不会明白，艺术史能免去观看油画和塑像。文学和艺术一样，人们不能取消作品，作品是个性的保存者和显示者。如果阅读原文并非是持续阐明文学史及其最终目的，那么文学史就只能获得贫乏的和无价值的知识。”他重申文学史研究要注重博学，要有准确的知识，以指导正确的判断。其次，要运用科学方法，将我们的思想、印象连贯起来，系统地反映出文学的进程、发展和变化。同时不应忽略两点：文学史的对象一是描绘个性，一是以个人的直觉为基础。作家因人而异，得出的研究结果也应不同。不过，朗松认为，文学知识的对象和方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像科学那样，文学不是认知的对象，“它是练习、趣味、娱乐”，正如笛卡尔所说，阅读好书就像同往昔最有教养的人谈话，在谈话中，他们只会把他们最好的想法告诉我们。朗松认为文学是与“我们的智力游戏相关的精神娱乐”，“文学是内在文化的工具”。他还认为，文学是哲学的普及化，因为决定进步和社会变化的伟大哲学潮流是通过文学来传达的，保持在人们的心灵里。
《法国文学史》把上述观点付诸实践。书中对中世纪和19世纪的论述较多，因为自19世纪以来，对中世纪的重新评价和重视带来了许多成果，有必要加以总结。19世纪即将过去，其辉煌的文学成就自然值得详加分析。朗松并不想写文明史、思想史、语言史，但书中提及有关情况，表明他具有广博知识。以书中对中世纪的论述为例。朗松首先研究了中世纪文学多样化的原因，他指出：“有三种主要的影响造成了法国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共同本质多样化：即社会阶级、外省的起源、历史时刻：”朗松分析了教会即僧侣的作用，认为中世纪文学只打上了教会的间接作用，而贵族在文学中则得到充分的表现，贵族和市民一起组成“法同文学的大合唱”。朗松分析了法国各省的特点及其产生的文学，指出：“封建社会原始的和暴烈的热情与战争和基督教的史诗相适应，封建社会变得缓和的细腻与传奇诗歌或抒情诗歌相适应，”中世纪虽然总体说来是贫乏的，但它是“伟大的，尤其是丰富的”，朗松在分析英雄史诗时，较精辟地看到了这是描写封建社会的一个个插曲，英雄史诗的系别是描写古代的家族史。朗松对中世纪文学的分析与评价，总结了19世纪初以来学术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以他提倡的科学的历史方法进行研究，至今看来，他的观点基本上还是准确的。书中也提到其他批评家的见解和重要书目。作家乍平放在注释中，较为简略，这也许是有意与圣伯夫的方法相区圳他表明，以往对法国文学的发展论述简单化了，一般只重视流作家这部文学史则对二三流作家也有一定分量的分析。朗松尤其在书中较详尽地分析作家的艺术特点，既有对代表作的评价，又有总体的概括性的分析，常有精辟的见解，《法国文学史》至今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或许主要表现于此。可以说，重视对艺术性的分析，是朗松的文学史批评方法的具体体现和精华所在，值得后人借鉴。至于这部文学史存在的缺点，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