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会学校懵懂的“反帝”学生，到四明中学掩护进步学生的青年教师，到反对日本侵华的美国留学生，到归国后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爱国人士，再到解放区参加革命，林汉达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坚定的民主战士。在他身上，能看到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
1.自发的爱国意识
林汉达中学毕业那一年，恰好是1919年。
1919年，在中国历史上以“五四运动”而闻名。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居然遭到拒绝。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并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这场运动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当时在宁波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也走上了街头，喊着“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冲进了外国领事馆。
林汉达与他的许多教会学校的同学一样，并没有太强的政治意识，只是对日本强占中国领土强烈不满，虽然只是简单地喊出一句“抵制日货”的口号，但却表现了每一个有着正义之心的中国人流淌在血液中的炽烈的爱国情感。
2.萌发共产主义思想
1923年，林汉达的母校崇信中学和浸会中学合并，改名为四明中学。1924年秋天，林汉达回到宁波，在四明中学担任英语老师。
四明中学虽为教会学校，但学生显然没有被“洗脑”。在大革命时期牺牲的著名烈士张秋人（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和赵济猛（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主任）就是崇信中学的学生。
这段时期对林汉达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期。从13岁成为教会学校学生起的十年时间，林汉达深受教会学校“牺牲、服务、负责”精神的熏浸和影响，在思想上过的是“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但在四明中学任教后，他开始阅读大量的进步书籍，渐渐改变了他过去十年曾热衷的信仰，奠定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虽是萌发状态的幼芽，但终将在时代和自身的双重催发下，逐渐成长，并成为他终身的信仰。
1926年，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恽代英等亲临宁波指导共青团工作，他们发动学生罢课、上街下乡开展反帝爱国宣传、查禁日英洋货和募捐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并组织学生和工人们一起，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这年暑假，为使学联工作不致停顿，浙江早期的共青团员汪孝铭等留甬负责联络工作。
由于“五卅”运动在宁波规模空前，四明中学学生尤为活跃，引起了反动当局和当地士绅的恐惧和惊慌，从而加紧了对进步学生的追查。林汉达十分同情和敬佩学生的爱国行动，暗地里极力掩护和营救汪孝铭等进步同学，从而失去了牧师的信任，1928年被解聘。
3.掩护革命者
林汉达因掩护和营救汪孝铭被解聘，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这一时期，林家住着几个青年，是汪孝铭通过肖炳实介绍过来的。
敢于接收肖炳实介绍的人，那可真是需要一点勇气和胆量的。
肖炳实，又名肖项平，江西萍乡人。1926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在北京、上海、福建以教授身份从事秘密活动。1931年，福建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陶铸和肖炳实在南普陀寺太虚法师掩护下，装扮成和尚，逃脱险境。从后来在南京中国历史档案馆找到的档案看，当时蒋介石还亲自签发命令，全国通缉肖炳实。
这些青年们早出晚归搞活动，还常常召集许多人来林家开会。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政治形势十分严峻。林汉达的妻子谢立林成了他们的放哨员，站在门外为他们把风。有时，谢立林也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帮他们油印并散发传单。
这些人中的一位，名叫小段，大名叫刘仁，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那时，他刚由监狱里放出来，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林汉达所担的风险，非同寻常。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从林汉达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和勇气胆量中可以看出，他的革命品质正在渐渐地发出光芒。
4.维护民族尊严
1937年，林汉达到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留学。
一个落后国家的留学生，难免受人歧视。
林汉达到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不久，同样遇到了不尊重中国人的事件。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校部在为学生放映故事影片前，加映了两部新闻短片。先放的是一部介绍日本人生活现状的影片。影片中的日本人个个有文化，讲卫生，有礼貌，可谓是文明之国！接着就放中国人的生活现状，画面上出现的中国人是拖辫子的男人和缠小脚的女人。落后、野蛮、愚昧无知，真是地地道道的落后国！强烈对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孤立派明目张胆地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美化为文明国对落后国的帮助和支援。
林汉达看了短片后火冒三丈，趁换片休息间隙，他快步走上台去，面向观众激动而有力地揭露道：“今天放映这两部短片无疑是别有用心的！中国男人梳辫子，能说明什么问题？孙中山也曾梳过辫子，但他却是个世人皆知的伟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就从来没有看见过当今的中国还有梳辫子的男人，这分明是恶意的讽刺和诬蔑！中国人民一定会自己创建新的文明，用不着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孤立派这样的异国人来扮演‘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丑角！谁不知道美国孤立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想以此来为侵略战争辩护，这绝对办不到，中国人民不允许！美国人民也不允许！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允许的！有谁不同意我讲的道理，就请大胆地站出来，我欢迎他上台来同我辩论。”
台下掌声雷动，支持林汉达的口号此起彼伏，却看不到有人跳上台去和他辩论。当晚，美国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趁势迅速发起一次强烈抗议美国孤立派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火炬示威游行。
在美国留学期间，林汉达前后共作过五十多次类似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反对美国孤立派帮助日寇侵略中国为主题的小范围的演讲。
5.追求民主自由
1939年秋天，他回到了中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汉达对于中国的政局有了一定的认识，开始思考中国的政治前途，向往民主政治救国。
据林汉达的学生袁鹰回忆：
“……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他将这三条的原文‘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端端正正写在黑板上，也深深嵌入我们的头脑里。讲了林肯，又讲罗斯福倡导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记得当年汉达师讲述林肯三大民主原则之后，还发了一通感慨。他说：这三大口号非常美好，但中国现在根本行不通，中国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大官僚统治，驾凌在老百姓头上当‘太上皇’。中国号称民国，英文称People’s Republic，可是老百姓连基本人权——生存的权利都说不上，还谈得什么别的权利，比如受教育的权利，更谈不上什么民主！……”
抗战胜利，林汉达跟所有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向往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独裁与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减，这成为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
林汉达先生主持华东大学教育学院期间，请了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胡子婴、李平心等民主人士、民主教授来学校讲课。他们讲的几乎都是同一主题：只有民主政治化，教育事业才能得到真正发展；只有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教育才有光明的前途；大学生不能埋头读书，要走出校门去，参加争取民主的运动。而之江大学教育系的同学，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是小学教师，又是大学生。这批人的思想比较进步，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现实的黑暗腐败，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向往，再加上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学生们的影响，林汉达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6.参加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胜利结束。
如果时局能够像童话里通常的结局：“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林汉达可能依然会回归书屋，教书、读书、写书，过着平静而安宁的生活。
但事实上，局势暗流汹涌。
当时，国民党虽拥有430万的强兵，但要发动内战却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源于自身，其军队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调集部署需要时间；二是源于国内大环境，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过了颠沛流离、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最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人民希望从此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休养生息，如果突然立即发动内战，不能不顾忌人民强烈的反战情绪。三是源于国际形势。抗战胜利前后的一个时期内，苏、英、美三国维持着同盟国的关系，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按照美国的设想，战后国民党政府不能实行一党专政，要成立多党的联合政府。美国和苏联对中国都有组成联合政府的建议。这要求涉及共产党军队怎样处理的问题。对此，国民党提出收编中共军队，在政府安排职位，在中国搞民主政治。而中国共产党把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作为交出军队的条件。
中共认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1945年9月27日，中共《新华日报》社论）
“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论联合政府》）。
显然，国共谈判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和谈。双方虽然签署了“双十协定”：《国共代表会谈纪要》，但墨汁未干，蒋介石就向各战区司令部发出了剿共密令。在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广东，双方军队已有了相当大规模的冲突。而在苏北，在皖北，在湖南，在一切的铁路沿线，随时随地会出现一触即发的局面。
1913年，中国在第一届国会召开时就出现了很多政党，这时的政党组织虽然比较松散，没有严格的程序，但毕竟都客观地存在着。抗战结束后，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国内再一次掀起了组党热潮，在抗战胜利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有成百上千个小团体纷纷成立。这其中就有以林汉达为发起人之一的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上海文化界人士，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人士。
当时，已年逾花甲的马叙伦等一部分人经常在联华银行（现上海市西藏南路26号）聚会座谈，共商国是。王绍鏊等一部分人每星期一次在上海市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形势，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后经由谢仁冰牵线，马叙伦与王绍鏊见面，商定了共同的政治主张，把两部分人联合在一起，经过多次座谈讨论，又扩大范围，约集了许广平、周建人、徐伯昕、严景耀、雷洁琼、柯灵、李平心等人，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就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陕西南路235号（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现为上海卢湾区图书馆）正式宣告成立。出席成立大会并签到的有26人，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林汉达担任常务理事。
民主促进会成立后，还创办了《民主》杂志，宣传“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政治主张。
7.组织万人大会
各民主团体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崇尚西方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能够对国共两党起到制衡作用，并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
1945年8月，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成立，民主团体人士就成了周公馆的宾客、朋友、同志。董必武同志专门接见过林汉达和马叙伦，商谈反对内战等问题。
1945年12月20日，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名义来“调停内战”，飞机刚在上海着陆，上海四千多名大中学生便用欢迎和请愿的形式举行了一次和平示威。林汉达帮助审改了递交马歇尔的用英文写的请愿信，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供军火，定期迅速撤退美军，以公正态度调停中国内战”。
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四千余名群众在玉佛寺公祭于再烈士。大会由马叙伦主持，林汉达发表演说：“于再先生虽然死了，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死了，但他还活在我们心里。同学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民主的新中国必定成功。”这次公祭激励了许多青年奋起爱国之心。
1946年春，物价飞涨，学费倍增。广大学生又一次面临着失学的危机。当时助学运动遭到国民党社会局、警察局的阻挠和破坏，林汉达便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反击，伸张正义：“中国的社会既然允许和尚化缘，尼姑化斋，甚至张天师画符，麻道人扶乩，也可以募捐，那学生为了要读书，教师为了要培养人才开展助学活动……绝无被人摧残之理。”
1946年2月16日，“助学联”在天蟾舞台召开了五千多人的助学庆功大会。会上，沈钧儒、许广平讲话，林汉达也讲了话。他说：“助学运动是团结的胜利，助学给我们的教训一是是非自有公论；二是团结才有力量。一个人的力量犹如一滴水，随时都有消灭的可能，若是不消灭，只有把它滴在大海里；三是民主必定成功。反民主的只有两条路：希特勒的服毒自杀，墨索里尼的上吊；四是自由必须争取，历年来人民的自由债已由债务人发表还债诺言，但诺言何时实践，就要看讨债人的本领如何。”
林汉达还积极参加各界人士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上海小教联一成立，林汉达先生就与之取得联系，不久又和中等教育研究会取得联系，并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1946年3月8日，上海各界妇女一万多人在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集会，林汉达在发言中对大家提出希望：“不要寄生虫，不要磕头虫，不要软骨头。要团结，要做老虎，要狮吼。法西斯残余是一定会被打倒的。”4月11日，他应邀参加革命上海第四区电力工会成立大会。4月13日，和马叙伦应邀参加上海百货业工会成立大会。14日，他又和马叙伦先生一起应邀参加电话局工会的成立大会。
据林汉达的学生袁鹰回忆：“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进步的教授、学者、文化人常有机会在上海各种集会上用各种题目大声疾呼，号召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中国的前途，特别是呼吁民主政治，要求言论、集会自由，马叙伦、沈钧儒、郭沫若、史良、林汉达、邓初民等几位先生，隔几天便会出现在学生、工人、教师的集会上。我们在学校里不大见到汉达师，但常看到他出现在群众集会的讲台上。这一时期，林汉达几乎每天都要在各大学、中学、工厂等地演讲，主要的题目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他的演讲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宁波口音的普通话，特别受群众欢迎。”（《理解60年前的老师林汉达》）
1946年4月，上海的各民主党派筹备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民主党派及上海各方面的人民团体、进步组织共68个团体积极参加。6月，“上团联”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争取和平民主，发动组织上海人民代表团，准备赴南京请愿。
上海人民代表团正式代表由马叙伦（为代表团团长）、阎宝航、雷洁琼等共十人组成。欢送大会执行主席为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
6月23日这一天，上海十万人民在北火车站欢送去南京请愿的代表。那天的北站，人山人海，密密层层，旗帜飘扬，蔚为壮观。上午八时，欢送大会开始，大会执行主席王绍鏊作了热烈而坚定的简短讲话，陶行知先生以诗代言：
……
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战争，争取永久的和平！
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
林汉达也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现在，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去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现在，我们的代表去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
全场群众齐声有节奏地高呼：“去！去！去！我们步行去！”大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8.遭受政治谣言
有人给成功的演讲者作过一个总结，说是得有“一个脑袋、两个翅膀、三种能力”。
“一个脑袋”——演讲者要有自己独特而合理的见解，对见解中所蕴含的真理和相关的价值判断，听众能够接受和共鸣。“两个翅膀”——就是理性和感性并行。演讲是说理，演讲者得运用逻辑的分析、理论的思考、事实的论证、价值的判断充分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理由。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有度（深度，分寸）。演讲还得具有鼓动性、感染性，演讲者要感情充沛，情绪激昂，精神饱满，以此吸引听众，感染听众，打动听众。“三种能力”——勇于表达的心理能力，流畅抑扬的语言表达能力，演讲现场与听众的沟通能力。
林汉达的演讲，无论是1924年大学时代的《战争与和平》，还是在美国的五十几次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反对美国孤立派帮助日寇侵略中国的演讲，都极有时代感和现实感，而且揭示出了与听众生存休戚相关的价值观，所以能打动听众、感染听众并征服听众。面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内战阴谋，林汉达更是义愤填膺，情动于衷而形于言，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协定、大打内战、破坏和平、摧残民主、镇压人民、独裁卖国的本质。他的演讲，如一团团烈火，燃烧着人民群众的斗志，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共鸣。他的演讲，又像一把利剑，直刺反动派的咽喉，使国民党十分恼火。有几次人数较多的集会上，国民党特务混入会场，用狂叫和嘘声捣乱，但是林汉达在讲台上镇静自若，正气凛然，加上会场群众怒目侧视的震慑力量，终于使那些特务不敢逞凶。
于是，国民党特务们开始造谣，说林汉达拿共产党的津贴，替共产党宣传。
林汉达光明磊落，以一首诗作了回应：
房间不在精美，
有书报就行：
写作不论地方，
有台子就灵。
我只有两间屋子，
挤着八九个人：
两张双叠床，
归给五个小生命：
一间亭子间，
太太和我“夹拼”：
委屈了老妈子，
困在灶跟：
来了客人要过夜，
只好陪他到天明。
放了台子，
没处放凳：
堆着书籍，
不好转身。
我搭了一间写字间，
坐落就在天井：
上面盖着旧铅皮，
地下浇着水门汀：
大雨落下来，
桌下水三寸：
穿着套鞋写文章，
是我的新发明。
屋子尽管漏，
往来无白丁。
不是职员女工，
就是教师学生：
不是民国耆老，
就是文化先进。
我们无所不谈，
谈无不尽：
从教育谈到政治，
从天文谈到月经：
从话剧谈到申曲，
从甲骨谈到壮丁。
“搭”的一声，
漏水滴到头顶，
“搭尧搭尧搭”连珠下来，
就移到旁边坐定。
作者在诗中还愤怒地斥责：
住着这样的漏室，
还有人瞎了眼睛，
说我被人“收买”了。
当然还有“背景”，
不要一文钱的老爷们，
也住着这种漏室，
我才领盆！
高楼大厦的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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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在下雨天，
光临光临：
滴湿了衣服，
我可不负责任。
9.被国民党“通缉”
1946年“六·二三”事件后第二天，上海报纸上就登出警察局饬属通缉林汉达的消息：“本报讯：本月6月23日之游行互殴案，被告徐大毛、阮光裕、朱讲生、刁敏之等四名，已由地院分别判处徒刑在案。惟地检处以另一嫌疑人林汉达在侦查时，始终抗传不到，咨请市警察局协助逮捕。警局曾密令卢家湾分局往建国中路103弄27号林之家中拘捕，以林已赴外埠未获。现警局分令各分局通缉，务获归案。”上海街上贴满了“打倒失意政客马叙伦”“打倒青年贩子林汉达”的标语。
通缉令一公布，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立即命令林汉达离家，先到切实可靠的朋友家中隐居一时再说，林汉达照办了。此后，国民党特务们三天两头地闯入林家，骚扰和为难林汉达的妻子及其儿女们，搅得林家日夜难宁。
7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反动当局恼羞成怒，7月11日暗杀李公朴，7月15日暗杀闻一多，上海一片白色恐怖。
7月22日，陶行知因脑溢血突然逝世。林汉达得知陶行知去世的噩耗后悲愤填膺。悲的是“六·二三”那天还一同和自己在大会主席台上并肩作战的陶行知，突然与世长辞，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人民教育家！愤的是反动当局全然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抗议，接连不断地暗杀爱国志士，制造令人发指的紧张恐怖气氛，致使原本健康不佳的陶行知突然病故。林汉达决意要参加追悼会，但在有关领导的再三劝阻下，不得不改变悼念方式。他手里捏一大团棉花，蘸着墨汁，在一块长条形的白布上刚劲有力地书写了“人民导师”四个大字，并具上林汉达的名字。在追悼陶行知那天，会场内挂满挽联，唯独林汉达写的横幅悬挂在入口处的门楣上，显得格外醒目。前去参加陶行知追悼会的广大人民群众，一眼就看到了“人民导师”的横幅，都感到意外的兴奋和激动，他们知道林汉达还在上海，还在大家的身边，为林汉达没有被捕而深感欣慰。但与此同时，便衣特务们却惊恐万状，他们也意识到了林汉达一定还在上海。于是，反动当局更加紧锣密鼓地加强了对林汉达的搜捕。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为了确保林汉达的安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经多方联系，终于妥善地安排林汉达离开上海，投奔东北解放区。
8月31日，林汉达离开上海，离开了建国中路的旧居，离开了有着他亲人、学生、战友的上海，离开了他慷慨激昂地痛斥过反动独裁、呼唤过民主和科学的北火车站广场、天蟾舞台、劝工大楼，离开了他谆谆教导过学生的陕西北路崇德女中和南京路慈淑大楼……
10.险象环生
1946年8月，林汉达投奔的第一站——山东解放区，此时正剑拔弩张，硝烟弥漫。
山东东面是大海，以西地区被国民党控制，这使山东的陆地成为连接华中与华北的一个重要枢纽，也是华中进入延安的唯一一条交通线。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45万兵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企图对由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胶济一带的八路军组成的10万共产党军队“聚而歼之”。
局势使得林汉达投奔解放区的这一路上，险象环生。
对此，林汉达的小儿子林文虎有过精彩的记录：
1946年8月31日晚，林汉达带着长女林蜜地，悄悄地登上了由中共地下党组织事先安排好的一条民用帆船。
第二天天刚刚亮的时候，帆船即将开出吴淞口，只见一条小船划了过来。两名水上巡逻警察不由分说地跳上了甲板，说要搜查船上的乘客和货物。船老大若无其事地塞给领头的那个警察一些钞票。领头的巡警毫不忌讳地数了数，说：“现在虽然已经天亮了（指抗日胜利），不过，眼下兄弟们的日子还很不好过呀！为例行公事，我们来了两个人，这点意思是不是太少了些……”说着，就要闯进船舱去。这时，正在被通缉的躲在舱内的林汉达，听得清清楚楚，心想，这下，可要惹麻烦了，要出大事了……
幸好，机智的船老大，顺手拉了那个警察一把，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些钞票来交给了他。这才有惊无险地逃过了这一劫。
……
民用帆船上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它是靠风力调整帆的方向而行驶的。遇到风平浪静的日子，帆船漂浮在海面上，像蜗牛爬行似的，叫人着急而又无可奈何。
帆船行驶的目的地是胶东解放区的石岛。大约十天后的一个傍晚，肉眼望去（船上没有望远镜），隐隐约约看到了远处的石岛，船上十来个人都很高兴，特别是林汉达父女，甭提有多高兴了，帆船朝着石岛方向继续驶去。天已擦黑的时候，远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好几道探照灯光来回晃动着。毫无疑问，这是国民党巡逻船上射向海面的灯光。急得船老大马上调转船的方向，迅速离开那座岛屿。原来那不是什么石岛，而是国民党统治区下的青岛。幸亏帆船同巡逻船之间的距离没有在探照灯的射程之内。否则，一旦被发现，巡逻船追赶过来，帆船行驶得再快，也绝对不可能与巡逻船抗衡，那简直就是自投罗网，好险呀，好险！（林文虎《林汉达》）
9月中旬，他们总算到达了山东半岛的最东端——石岛，坐了几天的马车，一路颠簸地抵达了烟台的莱阳。党组织原打算请林汉达到山东临沂去创办大学，担任校长。但因当时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胶东，华东局改变计划，在10月下旬，将林汉达等人送到刚解放不久的大连。
同时被送到大连的，还有原上海大公报记者赵则诚。据赵则诚回忆：
九月初在莱阳军分区招待所见到林汉达和林蜜地。那时他叫林涛，但接着就知道林涛就是林汉达。……记得在上海时，有人谈起他时叫林老，可是相见之下，看到他不过四十挂零的年纪，好年轻啊。当然，论学问我是很愿以老师相称的，但林老不答应。那时互相称呼同志的习惯还没建立起来，兄弟相称吧。……林老对类似人事安排的看法也该说是不成熟的，他也认为宜于先到延安再说。就这样我们乃相约北上，过海后取道张家口转陕北。其实当时我已经知道，党组织用地下交通线护送林老从上海到山东，将安排去临沂华东局报到出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后来我们都很以这种“自由主义”在说笑中真诚地自责过。（赵则诚《教育家的爱和恨》）
11.在大连做宣传工作
解放战争中，各地战火纷纷，唯有包括大连在内的旅大地区由于苏联红军在此实行军事管制，保持着特殊的和平局面。
1945年10月，中共东北局派一批干部到旅大组建党政警群机构，中旬，秘密成立中共大连市委。当时的大连，实际上已经成为苏军指挥部领导与军事管制下，各阶层统一战线，由中共负主要责任的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特殊的解放区。
1946年10月，林汉达到了大连，受到当地党组织的热烈欢迎。林文虎在《林汉达》中对此有记录：
宣传部长袁牧化热情、亲切地接待了林汉达。他说：“你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地来到大连，一定很劳累了，等安顿下来，好好休息些日子，以后再谈工作吧！”林汉达不同意，他急于要求工作，并主动提出为中、小学教师做些事情。袁牧化听了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大连知识界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中、小学教师在内，对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形势相当严峻！面对这种情况，地委领导为林汉达安排了有关“形势与任务”的多次演讲。
林汉达以种种铁的事实，亲身的遭遇和体会，斗志昂扬、慷慨激昂地向广大知识分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反动本质，从而启发和教育了广大中、小学教师和其他知识界人士，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由于林汉达的演讲揭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滔天罪行，促使当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渐靠拢了共产党。中共地委领导充分肯定了林汉达的工作，对他十分尊敬。但是，与此同时，隐藏在大连的国民党特务们并没有睡大觉。地委书记为保障林汉达的安全，让他居住在地委附近的一所小楼里，还配有两名警卫员。
1947年3月的一个上午，国民党特务大约在五十米外的地方对准林汉达的胸部开了枪。当时他正在写字台旁写讲稿。“无巧不成书”，刚巧一阵风把桌上的一张稿纸吹向地上，林汉达急忙用手去接，就在脑袋低下来的一刹那，枪声响了，子弹打穿了两层玻璃窗。机警的他乘势伏下身去，子弹并未射中林汉达。待警卫赶去现场时特务已不见人影。为此，中共地委领导为他加强警卫，除了原有的两名警卫，又增加了三名手枪队的武装人员，并要求他以后尽量少外出活动。可是，就在事发后的当天下午，林汉达还是执行原定计划，照常外出演讲。袁牧化等领导再三劝阻，但均无效，只好派遣多名便衣警卫暗中保护他，以免再出意外。
那天下午，林汉达在讲授原有的内容之前，首先，义愤填膺地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无耻阴谋和卑鄙手段，理直气壮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我讲话，为了不让我开口，他们算计我，要暗杀我，可是我不怕！他们不许我讲话，我偏要讲！”坏事变好事，这场特殊的意外事件，客观上使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更进一步地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丑恶的真实面目。
12.任东北解放区辽北省教育厅长（一）
1947年5月中旬，中共逐渐转入战略性反攻，东北局势开始扭转。为了更好地开展解放区的工作，6月，中共东北局发来电报，要林汉达去哈尔滨。
1947年7月，林汉达父女前往东北解放区。为避开沿途的国民党统治区，绕道朝鲜转到哈尔滨。当时朝鲜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但中共党组织已在那里设有代表处。
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吉辽省委东满分局书记的林枫求贤若渴，他找到在上海“六·二三”反内战和平民主运动中任请愿团秘书的罗叔章，兴冲冲地对她说：“林汉达是个很有名气的大学者，他能到解放区来，真是太好了！他办教育有经验，我们让他当教育厅长，他不愿意。你去劝劝他吧！”
林枫的兴奋是有原因的。
日本占领东北十四年，推行“奴化教育”，对东北人民在精神上造成了严重恶果；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又在其占领区推行“党化教育”，进行反共的欺骗宣传。东北群众的思想十分混乱，据最早进入东北的战士回忆，沈阳的百姓第一次看见八路军，欢迎与围观的人蜂拥而至，手里举的旗帜却五花八门：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红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甚至还有伪满洲国的龙旗和日本的太阳旗。
此时的中共东北局，把教育工作作为解放战争的一条重要战线，林汉达这个教育专家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
由于在上海“六·二三”反内战和平民主运动中并肩作战过，罗叔章可算得上是林汉达的“战友”了。罗叔章接受了林枫的委托，向林汉达转达了东北局的期望。但林汉达拒绝了，他非常坦率地谈了自己的考虑，认为自己刚从白区来到解放区，两个天地，两种教育制度，没有把握干好，他想干些自己熟悉的编辑出版或文字翻译工作。罗叔章认为他说的自有他的道理，也就不再执意劝说了。
林枫不肯放弃，他接见了林汉达，并和林汉达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请他去辽北省担任教育厅长（辽北省是新中国成立前曾设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在中国东北松辽平原西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分属辽宁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林汉达起先不同意，除了把对罗叔章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之外，又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国民党当局曾以高官厚禄相许，被我断然拒绝了。今天来到解放区，我不是为了做官，而是来参加革命的……”
林枫向林汉达作了详细而耐心的解释工作，他说：“共产党的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辽北省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工作条件也很艰难。共产党的高官没有‘厚禄’，而是要付出更多辛勤劳动的。”林汉达终于心悦诚服地点了点头，无条件地接受了中共党组织的任命。
据赵则诚后来的回忆，认为当时林汉达去辽北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辽北省委书记陶铸同志“爱才若渴”，定然曾积极向东北局要人。再则是，担任辽北省主席的闫宝航同志是林汉达的老朋友，两人1946年在蒋管区为反内战、争民主并肩战斗过。
13.任东北解放区辽北省教育厅长（二）
辽北的生活条件的确十分艰苦。据进入过东北的原国民党部队的老兵回忆：“那时候东北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苦，因为日本人的剥削，根本吃不饱，只能吃高粱米、窝窝头。”再加上国民党的飞机时常轰炸，日子就更加艰难。
但是，在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变军事占领为群众占领”的思想影响下，身为教育厅长的林汉达，经常主动地、满腔热情地步行去乡下，到基层地方去蹲点。他曾到过洮安、洮南、双辽、通辽、洁库、新立屯、阜新等十几个县附近的村子。张福屯是一个很穷的地方，全村找不到一张桌子，见不到一盏油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林汉达同老乡同吃同住，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地从事文化教育的普及工作。以下是林文虎的回忆：
每当林汉达从乡下回来，总要带回一身虱子。有一回，他刚从乡下回来，晚饭过后，当他敞开胸怀，正在捉虱子的时候，省委书记陶铸突然来临。林汉达毫不介意地站了起来和陶铸握手，发自内心地笑着说：“你好！瞧，我正在搜捕、扫荡和歼灭现行反革命分子（指虱子）呢！”
陶铸忙解释说：“听说你回来了，来看看你。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好好休息两天吧！”
“叫我休息两天，你自己为什么不休息两天？说我辛苦，你不是比我更辛苦吗？”林汉达笑着反问。
陶铸忙解释说：“我辛苦是应该的，你刚从上海大城市来，需要慢慢适应环境，可不能太苦了自己……今后别再亲自下乡蹲点了，有些工作可以叫秘书和干事去做，我们有责任照顾好你。”
“什么话？”林汉达情绪激动地说，“你应当辛苦，我辛苦就不应当！我需要照顾，难道你就不需要照顾！你叫我今后别再下乡蹲点，可你自己为什么经常要去前线呢？老实说，去农村工作，生活条件的确很艰苦，这我不否认。但是，问题在于今后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跟勤劳、朴实的农民群众生活在一起，不仅使我回想起自己的苦难童年，同时还让我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所以，下乡蹲点对我来说，生活条件再差、再艰苦，可在思想感情上始终是非常愉快的。我不希望你对我以贵宾相待，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林文虎《林汉达》）
14.任东北解放区辽北省教育厅长（三）
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平，创办了辽北十中。这是辽北当时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有师生1100多人。据曾担任过四平中学副校长的姚吾越回忆，当时的教育条件十分简陋，“全校师生都集中在附近的一个工厂没有门窗、没有四壁的大筒房子里，人人都坐在一块半截的砖头上”。
由于四平刚刚解放，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东北人民解放军都不够了解，因此学校以政治教育为中心，采取上大课的方式，改造学生的旧思想，争取让他们参加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工作。林汉达和时任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闫宝航、时任市委书记的张学文等领导同志多次给全校师生作政治报告，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姚吾越回忆：“师生们在双腿上记笔记。大家都把这种教育，叫作洗脑筋。”
1948年，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为给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培养大批干部，东北局创办了辽北学院，阎宝航兼任学院院长，化名林涛的林汉达出任副院长。大学专业课中本科分设教育、财经、农业、文艺四个系。教育系由林汉达主教。林汉达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赵则诚求贤：“我于四月初出门一月，洁库、彰武、新立屯、阜新、海州等地走了一转，开办了（在新收复区）几个省立中学。最近由省府决议将在四平开办辽北文农学院，文学院中有新闻系及戏剧系，现已积极筹备，前在大连请你聘的宋之的同志，现已到哈市。此次万望你和他二人同来主持辽北学院，如你们二人不来，学院流产，要你们负责。如有优等教授，尤望请几位来，这是一个创办，正是你们用武之地，请下决心，勿使我过于寂寞。至盼至盼。……林涛五月三日”。学院办起来后，来自革命老区、新解放区和蒋管区的500名青年学生进入学院学习。
辽北学院学习环境非常艰苦，几十名学员挤在一间大课堂里，既是寝室，又是教室，还是餐厅。白天席地而坐看书、学习、讨论、开会，晚上睡在水泥地面上，铺一层稻草做床铺，扎个几米长的大草龙当枕头，每人间隔只有五指宽。学院按供给制标准，每人发一条黄布军被，夏装一套灰色军装，一双矮腰皮棉靴，头戴一顶八角帽，腰系一条皮带，俨然跟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一样。学员的伙食也像野战军战士一样，一个班十几个人，两只水桶，一桶盛饭，一桶盛菜，每人两只土色粗瓷碗，早晚高粱米粥、咸菜，午餐是高粱米干饭，炖农村支前送的南瓜干、茄子干或土豆、大白菜。
学员入学后首先通过政治学习树立革命人生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阎宝航、林汉达都亲自讲课。
林汉达对学生十分关心，考虑到由蒋管区来的青年学生的实际情况，不仅在生活方面关怀备至，同时，在讲授教育系的课程之外，还经常对他们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
林汉达的言行感化了一名蒋介石的特务。
据林文虎回忆，1949年初的一天，有位张姓学生突然闯进林汉达的办公室。他从背兜里掏出一把手枪、两颗手榴弹、几发子弹，一一放到林汉达的办公桌上，痛哭流涕地坦白自首道：“我是受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派遣混入革命队伍内部，来捣乱和破坏革命工作的。可是，进了辽北学院后的这些日子里，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工作。在林院长一身正气、言传身教的感化下，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由于我思想觉悟低，受了骗上了当。自己只有弃暗投明，才能有光明的前途，我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5.丹心一片
在解放区，林汉达对家庭无限牵挂。
家人安全吗？家人温饱吗？孩子有书读吗？林汉达不能不牵肠挂肚。
林汉达离开上海后，林家还被特务监视着，谢立林为了麻痹特务，只去礼拜堂做礼拜。
据谢立林在《思汉达，忆汉达》一文中回忆：“你走后五个月我才收到你捎来的第一封信。你把它藏在拖鞋底里，以便遇到情况捎信人就可把它扔进大海。我佩服你的机智。这封平安家信岂止抵万金，我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后来你捎信来要我和孩子们都去解放区。我们高兴得很快就收拾起了行李，由地下党交通先运走了。我们焦急地等着通知启程，谁知盼呀，等呀，一天行李又被送回来了，原来是路线不通，走不成了。孩子和我多么失望呀。”
林汉达带着蜜地又当爹又当娘。有一次，蜜地吃不惯北方的主食苞米，吃坏了肠胃，引起便血，林汉达非常着急，生怕对不起在上海的妻子。
林汉达到解放区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向组织上提出，要求把家眷都带到解放区来。但是，由于有的儿女年纪尚小，以及其他的各种原因，未能成行。经多方联系后，21岁的大儿子和19岁的二儿子，终于离开上海到了解放区。他们在与林汉达、林蜜地相聚了几天之后，老大林大由前往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老二林板宁成为了四平辽北学院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部分人不理解像林汉达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他们在民主进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周恩来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不管这些知识分子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不应被视作政治投机分子——这是1949年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于革命事业来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确是后来者，但他们在通往自由主义改革的道路上，为了自己的理想也鞠躬尽瘁，直到实现的可能性消失尽。”
是啊，“他们不应被视作政治投机分子”。有谁见过在政治环境极其不明朗的形势下，把自己往危险的“通缉令”上撞的“投机分子”呢？又有谁见过离开繁华的大上海，把自己往全国战争中心的“解放区”，冬天零下40度、夏天虱子随手抓的恶劣环境中送的“投机分子”呢？
是啊，“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也鞠躬尽瘁”。林汉达在解放区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深入基层扫盲，为实践“群众占领”思想建立了卓越功绩。林汉达为培养新中国干部作出的努力就是最好的证明。
陶铸同志对林汉达有过很高的评价：“汉达同志具有勤奋学习、诲人不倦，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热情负责、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同时，汉达同志还具有敢想敢干、不怕困难，雷厉风行、一丝不苟，言行一致、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据林文虎回忆，在东北期间，林汉达曾向林枫提过入党要求。林枫说：“将来我们要组织联合政府，你不参加党，于党更有利。”
16.参与筹备新政协
1948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5月1日，中共提出了“五一口号”，提议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国民党的统治，重新建立一个新政权。在共产党的安排下，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陆续到达解放区准备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联合发表声明，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林汉达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作为民进代表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和雷洁琼一起参加第四小组，承担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工作。毛泽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设立6个小组：第一小组，主要拟订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第四小组，拟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小组，起草宣言；第六小组，拟订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
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第四小组，董必武任组长，黄炎培任副组长。在筹备会期间，第四小组同志先以漫谈形式，广泛交换意见，并推举张志让等7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提交小组讨论。筹备会闭会后，第四小组全体同志在7月8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根据原先准备的提纲讨论，对国家的名称、属性，政府组织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以及所属机构的建立等等重大问题都逐一进行了讨论，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并推定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等5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这个草案经过征询专家意见和筹备会常务委员的反复讨论，又多次修改，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原则通过，准备提交新政协于正式召开大会时讨论。这个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是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新政协执行其职权，选举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组织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到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并通过宪法后，这个组织法也就完成了历史的任务。
经过三个多月紧张有序的筹备工作，9月21日，历史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林汉达作为民进党正式代表，和其他661位代表、300多位来宾一起，聆听着场外标志着新中国成立的声声礼炮，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
会议从9月21日开到9月30日，主要任务是讨论制订并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民主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民主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当选为副主席，黄炎培、郭沫若当选为政务院副总理。
会议闭幕后，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出席盛大的庆祝晚宴。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林汉达亲历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典。
对这一段历史，雷洁琼曾有回忆文章：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我十分荣幸地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8个代表之一参加了大会，这8个代表是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和我（雷老回忆有误，实为9人，另一人为严景耀）。3时正，当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等来到主席台上时，全场爆发出一阵阵排山倒海的掌声。此时此刻，我站在巍峨的天安门观礼台上，幸福地站在毛主席身后，遥望广场上欢欣鼓舞的人群，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激动得流下热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