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重大的结果，除了需要科学和历史知识的传播之外，还需要其他更多的因素。首先，是新教改革，它最初是在捍卫私人的判断权。随后是众多的新教教派和相互冲突的神学理论，它们既都诉诸《圣经》，也求助于理性。接着是对《圣经》更高级的注疏，揭示了神奇的经书不过是凡人不完美的作品。其后，又有英国的自然神论运动，把宗教降低到一种对和自然难以区分的上帝的模糊信仰。日渐熟悉其他宗教后，人们发现那些宗教中的神话，大多发生在基督教之前，所谓的事实依据其实类同于继承而来的教义。随即，新教揭穿了天主教的奇迹，自然神论揭穿了《圣经》的奇迹，一般人揭穿了宗教史中的一些欺诈、宗教审判不公及大屠杀事件。其后，工业取代了农业—每天机器不断的轰鸣声显示机器时代已经到来，搅乱了人们原来对生命轮回和成长奥秘的信念。此外，怀疑学派比如培尔（Bayle）[6]，以及泛神论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Spinoza），大胆冒进；法国启蒙运动时，对基督教进行了大举进攻；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也针对教会进行反抗。此外，在我们这个时代，在现代战争中有很多平民被滥杀。最后，科学技术令人敬畏的胜利，全面提升了人类的能力和破坏性，向神圣的天命发起了挑战。
在一定程度上基督教也有点给自己帮倒忙的情况，许多基督徒形成了一种道德意识，使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传统神学中报复心很重的上帝。地狱的观念在教育思想中消失，也走下了布道的讲坛。长老会的教徒也把《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视为羞辱，这个信条让他们发誓信仰创造世间亿万男女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又预言，无论他们拥有美德还是罪恶，都注定要被打入地狱。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在参观西斯廷教堂时，会被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绘画所震惊，在画里，耶稣将犯罪的人一股脑地丢往燃烧着永不熄灭熊熊大火的地狱中，这就是那个“温柔的耶稣，既谦卑又和善”？这就是那个启迪我们年轻人心灵的耶稣？正如古希腊人的道德发展，削弱了他们对奥林匹斯山上争吵淫乱的诸神的信仰（柏拉图写道：“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神祇的存在。”[7]），基督教伦理的发展，也慢慢地侵蚀了基督教神学。基督摧毁了耶和华。
用世俗制度取代基督教是工业革命的最高峰和最关键的结果。政府应当努力放弃神学的支持，这是许多重要的实验之一，它动摇了我们今天的许多想法和行为。法律，在过去是代表上帝赋予国王判决的权力，现在已经明显地成为容易犯错误的凡人所颁布的命令了。教育，在过去是代表得到神启的牧师的神圣职责，现在却变成了卸下神学长袍与敬畏之心的普通饮食男女的职业，他们用理性和劝说去教化那些反叛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除了警察之外什么都不怕，而且可能根本学不会推理。大学曾经与教会合二为一，现在也被商人和科学家夺走。爱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接替了超自然的信仰和道德准则的教诲。宗教节日已经变成了假期。戏院即使是在周日也会满座，而教堂即使是在周日也有一半座位是空的。在盎格鲁-撒克逊家族中，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和保护色。在美国的天主教家庭中，这种风气也很盛行。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中，宗教是“女性的第二性征”。无数迹象表明，基督教正在走向古希腊宗教衰落的老路，古希腊宗教的衰亡就是紧随智者和希腊启蒙运动发生的。
天主教得以生存的原因在于，它勾起了人们的幻想、希望和情感；它的神话安慰穷人的生活，并照亮了他们的希望；以及因禁止堕胎而导致的高生育率，使它的信徒逐步收回了因宗教改革而失去的地盘。天主教失去了知识阶层的依附，并且由于和世俗教育与文学的接触，信徒也日渐不守教规。但是，天主教得到了两种人的皈依，一种人是对理性的不确定性感到苦恼，另一种人是希望借助教会之力，来压制内部的混乱，以及抵制共产主义的浪潮。
如果再有一场战争摧毁西方文明，毁灭城市，蔓延贫穷，让科学名誉扫地，就像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份。译者注）一样，教会就会变成劫后余生的人们唯一的希望和指引。
历史的一个教训就是，宗教具有多次生命，有复活的传统。在过去，上帝和宗教死而复生太常见了！埃赫那吞（Ikhnaton）用尽法老的全部力量，消除了对阿蒙神（Amon）的崇拜，但在埃赫那吞死后一年，对阿蒙神的崇拜又恢复了。[8]在释迦牟尼（Buddhism）年轻的时候，无神论风行于印度，于是他创立了一个无神的宗教，但当他涅后，佛教发展成一个包括诸神、圣哲和地狱的复杂神学理论。[9]哲学、科学和教育将希腊的万神殿扫荡一空，但是这种真空状态吸引了成堆的东方信仰，使复活的神话更加丰富。1793年，赫伯特（Hébert）[10]和肖梅特（Chaumette）[11]错误地理解了伏尔泰的思想，在巴黎建立了无神论的崇拜会，只信仰理性女神（Goddese of Reason）；一年之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在担心混乱的同时，又得到了卢梭（Rousseau）的启发，建立起了对“万物主宰”（Supreme Being）的崇拜；1801年，精通历史的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签署了协约，准许天主教会在法国恢复活动。在维多利亚女王与基督教的妥协下，英国十八世纪的非宗教化政策消失了：在教会默许附属于政府，以及教区牧师要谦卑地为乡绅服务之后，政府同意支持圣公会，受过教育的各阶层人士也压抑起自己的怀疑主义。19世纪的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理性主义也让位给了宗教复兴。
《打捞灵魂》（1614年）。这幅画表现了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信仰之争。
清教主义和异教主义，即情感和欲望的压抑与表达，在历史上相互作用，交互出现。一般来说，宗教和异教主义盛行之时，就是法律很无力，而需要道德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重担的时候。怀疑主义和异教主义（其他因素是一样的）挺进时，就是法律权威兴起之时，只要不危害国家的根本稳定，政府就会听任教会、家庭、道德衰落。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的力量与上述好些力量结合在一起，放任信仰和道德，并允许异教主义恢复其自然的影响力。也许我们的过激行为会带来另一种反应，道德失序可能会产生宗教复兴，无神论者也许会再次（就像法国在1870年惨败后）把孩子送到天主教学校，培养他们的宗教信仰。让我们来聆听一下不可知论者勒南（Renan）[12]在1866年的呼吁：
让我们来享受作为上帝子民的自由，但我们也要小心，免得一旦基督教教义走向无力时，我们会变成道德沦丧的帮凶、危害社会的帮凶。如果没有了宗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理性主义要统治世界，却不考虑灵魂对宗教的需求，那么，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13]
历史是否证明了勒南的结论，即宗教对道德而言是必需品—自然的伦理力量太过脆弱，以至于不能抵抗那些潜藏在文明之中、展现在我们的梦境、犯罪行为与战争中的野蛮？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4]说：“我不知道一个流氓的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一个诚实人的心里有什么；它很可怕。”[15]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历史中，还找不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表明，在没有宗教的帮助下，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也能成功地维持。法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使他们的政府脱离了教会，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给予帮助。只有少数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不仅已经与宗教脱离关系，并且还拒绝其援助。或许，这个实验在俄罗斯取得了明显而暂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暂时将共产主义当成了人民的宗教，它取代了教会，成为了安慰与希望的供应者。如果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消灭民众的相对贫穷，这个新的宗教就将失去它的狂热和效果，国家也许就会默许恢复超自然的信仰，以此来缓和不满。“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16]
[1]佩特罗尼乌斯，罗马帝国政治家，作家。译者注。
[2]卢克莱修，古罗马哲学家、诗人。译者注。
[3]杜兰特：《恺撒与基督》，第296-297页。
[4]杜兰特：《信仰的时代》，第525-526页。
[5]1543年，哥白尼关于“日心说”的著作得以出版。
[6]培尔（1647-1706年），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7]柏拉图：《对话录·法义》，第948页。
[8]杜兰特：《东方的遗产》，第205-213页。
[9]杜兰特：《东方的遗产》，第416-419、434、504页。
[10]赫伯特（1757-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论者。译者注。
[11]肖梅特（1763-1794年），法国十八世纪的政治家。译者注。
[12]勒南（1823-1892年），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13]欧内期特·勒南：《十二使徒》，第33页。
[14]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年），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15]朱尔斯·勒迈特：《卢梭》，第9页。
[16]杜兰特：《哲学的大厦》，第5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