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四春天年我去肛肠医院看痔疮时，对世界又有过很悲观的看法。这时候童年饥饿的经历早被我忘掉了，眼前最大的痛苦是磨屁股。在我看来，既然生存的主要方式是比赛磨屁股，那么我们这些生来屁股窄的人就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假如把这里排队候诊的人看作前线下来的伤员的话，可以说在战斗中受伤的全是男的。偶尔有几个女的，全是孕妇。这就是说，假如妇女不怀孕，就不会受伤害。后来我在那里开了一刀，虽然不很疼，但是在很长时期里不方便。等到痔疮愈合，大便通畅，才想到生存的主要方式大概不是磨屁股，还是一种冥思苦想。现在你常常看到一些人，头顶掉得秃光光，眼镜像瓶子底，大概就持这种想法，只不过有人想物理，有人想哲学，有人想推背图，有人想易经。我也在这些人之中，惟一的区别在于我越想得多，身上的毛发越重，头顶像被爆米花的机器崩过，阴毛比某些人的头发还多；视力也是越想越好，现在能看到十米外一只苍蝇腿上的毛。与此同时，我的眼睛越想越三角，眉毛越想越擀毡，随着时光的流逝，脸上也起了皱纹，但全是竖着的，十足像个土匪。所里的同事见我这个模样就疑我敌视知识分子。但这又是很后来的事了。当时的事是我去割痔疮，×海鹰一定要和我一起去。我进了手术室，她也要跟进去，医生护士也不拦她。这件事乍看起来有点古怪，说开了也只寻常：那年头到肛门医院去开刀的人都是成双成对的，不知现在是不是这样的了。
据我所知，人们去打胎往往是成双成对。去生孩子往往也是成双成对。这种时候她们很害怕，所以要拉个男人去壮胆。男人去割痔疮也是这样，倒使我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那些女人觉得那个地方太脏，很可能大夫护士不肯下手，要病人家属来开刀。这倒不是很离奇的想法。对我们这里的医生护士，决不能做太高的估计。我也觉得人家很可能不愿动手给我开刀，但是我的手臂甚长，可以够到那个部位。只要有个护士在后面告诉我：“往上！往下！往左一点！好了就是这儿！”就能给自己开刀。因为有这种把握，所以我没有请求任何人和我一起去肛门医院，这任何人里也包括×海鹰。是她自己要去的，她还说，对于“后进青年”（即我也），就是要在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帮助，思想上挽救——直到关心、帮助、挽救都没有效果的时候，才把他交给专政机关。听了这后半截的话，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什么话也不敢说了。
除了喜欢绘画，我也喜欢看小说。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马奎斯（Marquez）。其实也说不上喜欢他的哪部作品，我喜欢的是他创造的句式，比方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简直妙到极处。仿此我们有：革命时期的发明，革命时期的爱情，等等。我患的就是革命时期的痔疮。在革命时期我陷入了困境，不知怎么办才好。×海鹰在我的凳子上放了一个废轮胎，坐在轮胎上比坐在硬板凳上舒服多了，但我还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和她一起去医院时，我对她恭恭敬敬，走在离她两三米的地方。但是当时合法夫妻一起上街时，距离也是这么远；所以医生护士们见了，也不感到有什么异样。我进手术室时，她在外面探头探脑，直到感觉要用到她时，才溜了进来。
说明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当年为什么护士不把×海鹰往外撵——像这样自愿帮忙的人太多了，撵也撵不过来。而我自己正朝墙躺着，等待着护士把手术刀递给我，没看见她溜了进来；事实上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人家只是喝令我把屁股掰开，然后就是一阵毫无警告的剧痛——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挨了一刀，滚下了手术台。我们俩去医院时，骑了辆平板三轮车，板上放了个棉门帘。去时是我蹬，回来时她蹬。不蹬的人坐在板上。就在回来的路上，她在前面忽然纵声大笑。因为我不知道她曾看见了我毛茸茸的屁股，并且看到了我撅起屁股准备挨宰的样子，所以一点也不知道她在笑什么，只觉得是不吉之兆。我记得那个医院里有极重的来苏水味，过道里有些黑色的水洼，看上去好像一汪汪的煤焦油。还记得她蹬三轮车时，直立在车架上。至于自己是怎么撅着屁股挨宰的，却一点也记不得了。
二
人活着总要有个主题，使你魂梦系之。比方说，我的一位同学的主题就是要推翻相对论，证明自己比爱因斯坦聪明。他总在冥想，虽然比我小八岁，但是看起来比我老多了。至于他是不是比爱因斯坦聪明，我不知道，因为我对理论物理只知些皮毛。我说过，我的主题就是悲观。这不是说我就胡吃闷睡，什么都不想了。我的前半生绞尽脑汁，总想解决一个问题：如何预见下一道负彩将在何时何地到来？
×海鹰也有一种古怪笑容，皮笑肉不笑，好像一张老牛皮做的面具，到了在大会上讲话时，就把它拿了上来。像这样的笑容我就做不出来，所以它对我是个不解之谜。对任何人来说，一种表情代表一种情绪。我怎么也想不出皮笑肉不笑是怎么一种情绪。这对我是不解之谜。但是有一点我已经知道，那就是×海鹰肯定是我的一道负彩。
我被关在×海鹰屋里百无聊赖时，翻过她的东西。当然她离开的时候，把所有的抽屉都锁了，但是我拿个曲别针把锁都捅开了。有关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辩解的：我是个下流坯。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位海鹰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所说的关心、帮助、挽救，到底能不能指望。结果除了好几抽屉文件、纸张之外，还发现了一个橡皮薄膜做的老式月经带。照我的看法，可以用它改制成一个打石子的弹弓。有一本书，包着牛皮纸，皮上用红墨水写着“供批判用”，翻开以后，是本文革前出的《十日谈》，一百个故事的，是本好书。后来出版的《十日谈》只剩下七十二个故事，这说明中国人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好书了。我看了一会，把书放了回去，把抽屉都锁上。这样干了以后，还是想不出她可不可以信任。过了一两天，又打开抽屉，看到里面有个纸条，上书：“翻我抽屉的是小狗”，我赶紧把抽屉又锁上了。
×海鹰后来告诉我说，她觉得我的笑容也是不解之谜。为此她想摸摸我的底。我说到长了痔疮时，脸上的惨笑和在她面前无端微笑时的样子一模一样，这时候她恍然大悟：原来这种神秘的微笑本源是痔疮！所以她就想看看那个痔疮到底是什么样。为此她混到手术室里，假装要给我开痔疮。结果就看到了那东西是个紫色的大血泡。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海鹰有给我开痔疮的打算，所以没有什么感想，后来想起来却是毛骨悚然，想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打算。她的某些想法我始终搞不大清楚。后来我想，这可能是也是出于一种好奇心，要看看男人的肛门到底是什么样。或者是闲着没事，觉得割个痔疮也挺有意思，早知如此，我就该在屁股上也贴个纸条：看我屁股的是小狗。或者拿个水笔，直接写在屁股上。我的屁眼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见过。但是我知道它肯定不好看。总而言之，这件事给我添了很多的麻烦。后来×
海鹰想叫我感到羞辱，就说：你的痔疮真难看！仿佛我有义务使自己的痔疮长得好看似的。听到这样的话，我还可以唾面自干。然后她又说我在手术床上汗出如浆，扳着屁股的手都打哆嗦。有关这一点，我可以辩解说，在屁股后面挨刀，自己看不见，谁不害怕。但是我不能争辩说自己没哆嗦。我这个人虽然长了张凶脸，胆子却小得很。
假如你有过这种把痔疮亮给人看的经验，就会承认它是人生诸经历里最要命的一种。以我为例，虽然我相当的生性，面嫩，有时会按捺不住跳起来打人，但只要×海鹰一说到我的痔疮，我就老老实实。等到×海鹰发现了这一点，她就用这些话做一种制服我的咒语。只要念上一遍，我马上就从混蛋小子，变成端坐微笑的蒙娜丽莎。
现在我认为，人在无端微笑时，不是百无聊赖，就是痛苦难当。我是这样的，×海鹰也是这样。二十二岁的姑娘，每天都要穿旧军装，而且要到大会上去念红头文件，除了皮笑肉不笑，还能有什么表情。而我痔疮疼痛还要磨屁股，也只有惨笑。这些笑容都是在笑自己，不是在笑别人。
三
割完了痔疮就到了春天，有一阵子×海鹰对我很坏。晚饭时分让我给她打饭，拿回来后，常常只看一眼就说：就这破菜？拿出去倒到茅坑里。然后她就拿点钱出来，让我给她去买炒疙瘩。炒疙瘩是一种面团和水发黄豆炒成的东西，我们厂门口的小铺就有卖的。幸亏是七四年，假如是今天，还真不知到哪里去买。当时我发誓说，永远不吃炒疙瘩，一口也不吃。后来我一直没有破誓，到今天也没有吃过炒疙瘩。假如她不是个女孩子，我准要往炒疙瘩里吐唾沫。我们厂里一位机修师傅四四年在长辛店机车场学徒，小日本抓他去打饭，他找着没人的地方，就把精液射到饭盒里；他后来得了喘病，自己说是年轻时抗日亏了肾。我后来到美国留学时，给×教授编软件，文件名总叫“caonima”，caonima·1，caonima·2，等等。但是他总把第一个音节念成“考”，给我打电话说：考你妈一可以了，考你妈二还得往短里改。我就纠正他道：不是考你妈，操你妈。我们一共是四个研究生给他编程序，人人都恨他。这是因为按行算钱，他又不让编长。这种情形就叫作受压迫。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压迫就有反抗，所以就考你妈，就射精，就吐唾沫。
有一次在×海鹰办公室里，我困极了，在她床上睡了一会，从此很受她的压迫。她再也不用欢迎句式对我说话了，进去以后就让我“坐着！”，然后就什么话也不对我说，只是板着脸，把脚跷到桌子上。除此之外，她对外人管我叫“王二这流氓”，我一听这话就怒火三千丈。这就好比在美国听见人家管我叫“orien tial”，让我“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生闷气，暗想要能发明一种咒语，念起来就让他们口吐白沫，满地打滚才好哪。我受压迫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发现每次受压迫都是因为别人气不顺，并且觉得我比他高兴。比方说×教授吧，他压迫我们，是因为他在做一个狗头（这件事待会再讲），发现经费不够，憋气得很，所以这么一行行的和我们抠；后来有一天我告诉他，我得了癌，没几天活头了，他就不跟我抠了。再比方说我老婆，每月总有几天她总对着我的耳朵哇哇地怪叫，仿佛是嫌我耳朵还没有聋，这是因为她痛经；后来我到了那几天就装肚子疼，找热水袋，她也不对我叫唤了。在这方面我办法很多，但是在豆腐厂里，我却没想出什么办法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