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蓝田尉。儁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鉴赏】
这篇墓志铭是一篇写得很精彩的传记文。文章通过对柳宗元生平事迹的综括叙述，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文章学问、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行，对柳备受排挤、长期遭贬、穷极困顿的经历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作者在文中对柳宗元的文学辞章推崇备至，并特别指出其原因在于“斥久”、“穷极”，正是穷厄困顿的遭遇，加深了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体验，激励作家益自刻苦，这才能写出流传百世的好文章。一般儒家往往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为文从政应是合二而一，并行不悖的。但是社会现实使韩愈隐约地意识到，真正能传之后世的优秀文学，并不是出自仕途得意、养尊处优之人的官样文章，而是出自穷厄困顿、忧愁愤懑之士的不平之鸣。这一看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韩愈不以柳宗元在政治上的失意论其成败，而高扬其文学成就的价值，表现了韩愈思想中轻视政治功利，推重文学业绩的一面。
韩愈与柳宗元有私交，但是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意见并不相合。在永贞革新中，韩愈表现保守，曾怀疑刘禹锡、柳宗元在他被贬山阳令中起了作用。所以，此文在记叙柳的经历时，韩愈对柳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一事略有微词，认为他是不能“自持其身”；于永贞间柳为礼部员外郎的表现，只用“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数语带过。这说明韩愈对那场政治改革运动的进步性缺乏理解，反映了他在政治上守旧的一面。他之所以如此写，是因为墓铭例应称人之善，韩愈既对革新持否定态度，为避免表现自己的政治观点，以便集中笔墨于柳宗元的才华，采取简单带过的办法，从写作要求上看，倒是剪裁得宜的。不过，当篇末须对柳一生做出评价时，韩愈的观点便无法不表现了。他把“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作为对柳早期政治生涯的评价，并视为致柳宗元于废退沦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表现了他保守、偏颇的观点。
文章叙事，重点突出。先叙述柳宗元的经历，着重表述他的才能。为集贤殿正字时，突现其“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才华；为永州司马时，写他刻苦为文，深博无涯；为柳州刺史时，则写他的政能、政绩。然后，特别记叙他二次被出为远州刺史时“愿以柳易播”的事迹，目的在于写柳宗元的高风亮节，作者由此引发议论，批判世风浇漓、友道浮薄的现实，并以此说明柳宗元的品德可贵。最后，总括柳宗元的一生，给予评价，重点在慨叹柳宗元“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同时又指出，政治上的不幸，反而使他致力于文学辞章，取得了“必传于后”的成就。
这篇墓志铭有重点地选取柳宗元一生中若干典型事例加以叙述，夹叙夹议，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对死者深切的怀念和崇敬之情。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为一体，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一反通常墓志铭专事“谀墓”、一味歌功颂德的陈规旧套，在满怀真情盛赞死者才学人品的同时，对其早年政治活动也不加隐瞒地表露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褒贬兼用，临文不讳的写法颇得司马迁《史记》笔法的精神。这不但无损于柳宗元形象的完整统一，反而使这一形象显得更加真切感人。此文叙事洗炼，间以议论，笔下有感情，相当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大才难施的一生。所以有人认为此文是昌黎墓志第一，古今墓志第一。
韩愈和柳宗元都是中唐时期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虽然两人在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上稍有龃龉，但在文学主张上却遥相呼应，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两人私交也颇深，友情笃厚。元和十四年柳宗元死于柳州，韩愈撰《祭柳子厚文》，称赞其文才，悲悯其遭遇。元和十五年七月韩愈岁在袁州刺史任上又写了这篇墓志铭。是韩愈晚年作品中脍炙人口的名作。这倒并非因为它是一位古文运动倡导者给另一位古文运动大名人写的墓志铭，以“名”来吸引人，而是在文章里体现了韩愈对朋友的公允并充满了真挚的友情。正因如此，在韩愈生平为人写过的不少墓志铭中，唯《柳子厚墓志铭》这一篇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敷衍，而是一篇真情发自肺腑、字句精心结撰的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