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到北京，京中友人都说，又碰上了一个热闹季节。记者并不爱热闹，只是冷静地看看再说。前天，一位《大公报》女记者（先前上海时期工作的记者）子冈，发表了一段短短的文字，说她自己已经七八年不做采访工作了，假如她是做采访工作的话，她将如何如何地报道。记者屈指一算，《大公报》新一代的报人，如范长江、孟秋江、杨刚、彭子冈，都已经是老报人，而且离开了新闻岗位坐到办公厅中去了。记者这回人京，本来附带地想搜集近五十年间的新闻报道文字，替三育图书公司编选《现代报告文学选》，可是走遍各家旧书铺，只找到萧乾的《人生采访》，其余各人的通讯专集，就找不到了。范长江的文字，在当年也曾轰动一时，该有五六种专集却一本找不到。只有一天，各报刊载了报坛人士“鸣”、“放”言论，我们才看到了陈铭德、邓季惺、遭谷冰这些报人的名氏；在北京报人，也可说三代同堂了吧。
记者的预想中，民初那位报人黄远庸（远生）的《远生遗著》，那是必须找到的。坊间已经找不到，只能向北京图书馆去借抄邵飘萍的通讯，并不曾出过专集，只有向当年的《申报》去找。其后，则有替《申报》、《时报》写通讯的徐彬彬（凌霄）和戈先生写过几种新闻学专著，却没有通讯文字的专集，徐彬彬的通讯文字，最富趣味性，分量也最多，却散见各报，不曾搜集成书。记者来京访求他的通讯稿，只想找寻他的文字，不料他老先生依然健在。有人以为他的兄弟徐一士，也作古人了，却从彬彬先生口中，知道一士先生也住在宣武门外，老地方。和我同的朱君，就和一士先生见了面了。不过，京中朋友，也有和他们昆仲七八年来未见面的，难怪海外朋友会有种种传说了。
有天晚上，记者和王芸生先生在政协礼堂见了面，他把彬彬的住址告诉了我，记者就试着写一封信去。徐先生约我在宣武门前，他们的寓中相见。过去五十年间，徐先生在北京是看过了多少回白云苍狗，政治圈子中的变化我还记得他曾有声有色，铺叙吴大帅（佩孚）和张大帅（作霖）在京相见，上演鸿门宴的场面的，那是1926年春间的事。而今，北洋军阀的王朝已经化为陈迹，接上去的国民党王朝也已消逝了。在新的北京中，他这位老报人，也难怪为世人所遗忘了。记者和他文字往还，也算是精神的上的旧交；这回相见，看他白发满头，几乎有点不敢相信。在十九世纪末期，他们徐家，满朝朱紫贵、煊赫一时。而彬彬、一士以生花妙笔写当代掌故，为时人所推重。（凌霄、一士随笔，连载于《国闻周报》，先后十余年。《一士谈荟》、《一士随笔》，刊有专集。）近十年间，也几乎搁笔了。记者和他谈到重写民初掌故的打算，开头他也迟疑未决，后来他知道海外的要求，和京中的尺度并不相同，而且不一定带着过多的政治意味，也就欣然相允了。
记者和张恨水先生相见于北京西城寓中。他是《新民报》的老友，和记者曾相见于重庆，一别也有十多年了。他最近依旧执笔写长篇小说。先前流行那几十种小说，也陆续印了新版。那部使他一举成名的《啼笑因缘》，（张氏再三提及“因缘”非“姻缘”。）京中正在上演话剧、地方戏，港方也拍了影片；在新的天桥面影中，依稀可以认识当日的天桥。记者从客厅侧面看到他的书房，也和记者的书房同样一团糟，不觉会心一笑记者曾和他谈起他那部《虎贵万岁》所引起的一段传奇，他听得颇为人神。《虎贪万岁》，原是写余和万将军因常德会战受屈的一段故事。余氏和他是旧交，因此笔底春秋，代定曲直。想不到他那生动的描述，激动了一位苏州美人C小姐的向往之心。有一回，余将军便道游苏州，由于友人的介绍，C小姐与之相见，芳心独倾，就到昆明去给结同心。近年，双栖于九龙元朗，养鸡灌园以为生。前年，盗袭农场，余恃力抗拒，中弹身亡。C小姐抚雏寡居，晚境凄凉。这一幕悲喜剧，乃由张先生的一部小说所引起，又是一种传奇资料呢。
明末清初，写世变人传奇的，有孔尚任的《桃花扇》，活色生香，引人人胜；近日北京上演的《桃花扇》，也就是那一种底本。
其中插上了一个柳敬亭嬉笑怒骂，触处生趣。我辈老报人，也就是柳敬亭一流角色，“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两度旁观者，天留冷眼人！”为之恍然。
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是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黄远生、徐彬彬、邵飘萍等，都是民初著名记者，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批著名记者，在新闻通讯、采访等方面都有不凡建树；张恨水先生则是著名的章回小说家。
他们的人生因为文字而精彩，也因文字而充满了传奇色彩。回顾他们所处的那个波桅云橘的时代，我们依然会感受到这些老报人、老作家“与时代同行”的满腔热血与书写世事人生、践行新闻理想的崇高责任感。
他们是今天记者、编辑、作家等文字工作者们学习和奋斗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