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如溪
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卷首所引的哥萨克民歌中有这样一句：“你啊，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河流，山脉，草原，自然风物所代表的故乡，是一个人的生养之地，正如父亲一样，不仅给了我们血肉之躯，更是一个人精神承继的主要源泉。我的故乡，就是父亲的土地，就是父亲把我生在其上，让我在那广袤的土地上呼吸，游走，生长的地方。就人的本性而言，我们这些融化在大自然中的孩子，更形同草木、露珠、鸟雀，自然而然地生长着，从内向外，扎根大地，向着天空。
我有一个自由散漫的童年，这得益于故乡草地的开阔，得益于特殊年代里人们丧失追求后的茫然，不孝点儿说，更得益于我的幼年丧父。在我咿呀学语、蹒跚学步时，父亲就离开人世了。少年时代，我并不觉得无父有什么缺憾，因为在我眼里，“爹”简直就是一个怪物，他们总是以其自身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不管孩子是否愿意，总之，必须听从，否则就会遭到训斥、辱骂，甚至殴打。多少次，看见邻居小孩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样子，我是多么庆幸自己没有父亲啊。
但渐渐地，我长大了，在心中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追寻，我要做的就是寻找父亲。这寻找不仅仅是寻找我生身之父，更是一种自我认定，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小时候我就常遇到这样的尴尬，不认识我的人问我是谁，我回答说我是我，我的名字，但这不行，我必须回答我是某某的儿子，可我父亲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我哪里情愿说出那个对我来说极其陌生的名字！但我之为我，我之所由来，不能没有父亲。父亲的真实形象已无足轻重，我所要寻找的，恰恰是一个远远超越了作为血肉之躯的父亲的形象，那应是一种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抽象化了的精神形象，父亲不过是他的“外身”，而其实质应是——涵盖我所由来的故乡，包括土地，阳光，劳动和人民。
·H·劳伦斯所著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一书里有这样的论断：“每一个大陆都有其地域之灵。每一个人都被某一特定的地域所吸引，这就是家乡和祖国。地球上不同地点放射着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生命振幅，不同的化学气体，不同的星座放射着不同的磁力——你可以任意称呼它。但是地域之灵确是一种伟大的真实。”无论是地球上一个多么贫瘠的地方，那里诞生、生长的人，无论走到什么样的繁华富裕之地，都会深深怀恋那里。这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宿命。“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就是地之灵所放射出的引力。有人说，怀乡病是小农意识的残留，是交通不便利时代安土重迁的恶果。我从不这样看，因为乡愁不仅仅是想念家乡的父母，想念故园风物，它更是一种绵延无期的精神寻找，一种对精神故乡或彰显或隐蔽的强烈渴望。我对父亲的寻找，其精神意义正在于此。事实上，一个人对“父亲”的寻找，从他一诞生就开始了。
我常常虚构父亲，直到我在二十岁以后才第一次见到他的照片儿，苍白，瘦削，当时他才四十岁，但已病入膏肓，自觉不久于人世了。但从他明亮而有神的眼中，我分明看出了一种坚强有力的人生意志，而这，绝不仅仅是他身体的信号，我把这理解为他所扎根的大地，他在大地上流浪所赢得的最宝贵的赐予。父亲当过兵，打过仗，最后是以一个复员老兵，木匠，民间艺人的身份流浪于白山黑水之间。他拉一手好二胡，画一手好画，常常跑到野台戏班子里凑数，除此之外，他的生命还有什么？他给过我什么？所以说，我不能不感谢那块土地，那块嫩江边上对我，对它的子民永远放射着光芒的土地。“你啊，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嫩江，和它所流经的土地，田畴，草甸，这里的乡言土语，风俗习惯，无不对我放射着灿烂的生命光华。我的一切是它赐予，我岂能不感谢呼啸的北风，漫天飞卷的大雪，久久不去的冬天，坚韧生活着的人和树木。这看似酷寒难耐之地，忽如一变春风来，那种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场面，给人的真是一种爆破般的欣喜，这种时候人的肉体和精神不都一下子获得了巨大的解放吗？没有慢吞吞四季的自然风土，人的性格也就被陶铸得粗犷而豪放；但不是所有的人的性格全如此，父亲身上所具有的艺术气质，还是或多或少地传给了我，这多少也能算是一种补救吧。大自然永远不会单调，有冬天的雪野、冰河，同样也有夏天的草地和湖水。童年的嬉戏，无时不是在四季的轮换中找寻那趣味盎然的时辰。当我在人生的苦旅中，感到郁闷、压抑、徘徊无主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我的精神支柱在故乡，在大自然，在我父亲为代表的乡民身上。
写过《天使，望故乡》的美国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把人的故乡情思概括为“为找到一个父亲的努力”，但这个父亲不仅仅是赐予我生命的父亲，也不仅仅是我幼年所失去的父亲，而是超越了我的物质需要的一种力量和智慧的形象，我的生命的信念和坚守只有和它才能合而为一。这也是我对父亲不断加以想象和虚构的实质。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父亲的早逝，在我心里，更容易使他与故土，与大自然融合为一，形成一种比温柔的母爱更富有启示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