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要我给他作出保证,那就是他在劳改场里所受到的虐待,不要告诉他的妈妈,不要告诉他的哥哥,不要告诉任何的人。小林问我能不能做到这些?我说我能做到。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追问他为什么不能告诉?三妈年龄大了,恐怕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不告诉情有可原;可他的哥哥大林,对他关爱有加,不告诉他又是为何呢?
小林说他还是怕伤害哥哥。因为他的不懂事,给哥哥大林带来了很多很多麻烦。大林现在已经成为李甜甜的性奴隶了。李甜甜掏了十万块钱,还请那些捏着小林脖子的各式人物喝茶洗脚甚至嫖娼,才把他从劳改场里赎了回来。但李甜甜不是傻子,她凭什么要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十几万块钱呢?她脑子里自然在拨打着自己的算盘。她逼迫大林和她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大林必须在半年之内和淘气离婚,然后和她结婚;如果这些能做到,十几万元就一风吹散;如果大林不遵守诺言,十几万元则逐年加倍偿还——也就是说,第二年得还她二十万,依此类推,第三年则还她四十万,第四年则还她八十万……大林对这样的协议当然难以接受,但他救弟弟心切,也就在这个协议上签了字。
对小林的讲述,我做了简单的记录。作为一个记者,我打算调查这件事情。我有义务给小林讨回公道,我也有责任让我们置身的世界更加洁净和清明。记者嘛,就是要弃恶扬善,就是要有点“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气概。再说了,小林所受的伤害,不仅仅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社会法律体系和法律尊严的。
小林嘲笑我,突然一副老成的语调,说我在社会上浪荡了这么多年,竟然还相信这个社会有法律?法律有没有都是个疑问,却还谈什么法律体系和尊严?我说小林你太偏激了,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切事物。小林说他也不想戴有色眼镜,可派出所的韩所长和劳改场的秃头硬是把有色眼镜捂在他的眼睛上,他有什么办法?从劳改场出来后,他看到的一切都变了颜色,就连天上的太阳,也暗淡无光,甚至在隐隐地发黑。
小林劝我不要去调查,调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要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我问你有什么能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小林说他在我家里好几天都没有睡着,他就是在考虑有什么办法去复仇。他设想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黑市上买两包炸药,一包用来炸派出所,一包用来炸劳改场,他将模仿巴勒斯坦人对付以色列的办法,搞自杀性爆炸;第二套方案就是杀了秃头的全家,在杀秃头前,先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来,拿去喂狗;当然实施这套方案,有几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买一把锋利的刀子;他当兵时曾买过西藏产的藏刀送人,他若实施这套方案,他就从西藏再邮购一把藏刀;藏刀要那种弯月形又带锯齿的,那样的话,一刀就可致命;还有,他得弄清楚秃头的家住在哪里,他所居住的小区有没有保安,有没有看门的狗;保安也好,狼狗也罢,都难不倒他;他在部队里练习过擒拿格斗,对付两三个保安,就像对付两三个麦桩子,玩儿一般;狗也不在话下,给狗扔一块涂毒的肉,几分钟狗就会翻白眼;秃头和家里人并没有在一块儿住,秃头经常住在看守所的宿舍里,这给杀他造成了障碍;不过不要紧,他想好了,那就是先潜入看守所解决掉秃头,再回头去让他的家庭灰飞烟灭。
我听着小林的话感到周身的寒冷。我看着小林,有点不认识他了。一个单纯而又可爱的小伙子,怎么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魔鬼?他说起杀人来头头是道,神情是那么地冷漠,没有恐惧,也没有良心的忏悔。
我说小林你能不能理智地思考问题?你的脑子现在钻了牛角尖,如果不赶快从中退出来,是要犯大错的!我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先作为一个记者去调查采访,如果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你再说杀人也不迟,这样好不好?能和平解决问题,你为什么一定要动用武力呢?杀人难道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杀人的后果你想过没有?你可以走了,眼睛一闭什么也不知道了,可你的妈妈会怎样?是不是痛不欲生呢?你的哥哥又会怎样?他会不会受到你的株连,一辈子抬不起头呢?你到世界上来这么一遭的价值,就是杀了几个人,然后就离开?悲哀不悲哀呀?
小林垂下头,一言不发;但我能感受得到他的内心正在经历殊死的搏斗。
一阵沉默之后,小林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他用手使劲揪着自己的头发,脸庞扭曲,冲着我怒吼——你不让我死?你说说我怎么活呀?我都被人那样了,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他妈的活得就像一头猪——小林举起茶几上的水杯,手在不住地颤抖,似乎犹豫着,要不要把它摔下去?我鼓励他摔了那个杯子,我知道他满腔的冤仇需要发泄;如果牺牲一只杯子能平复他脑子里的皱褶,也是值得的。但小林最终还是放弃了将杯子摔在地上的想法,而是把杯子轻轻地搁在了茶几上——这个细节至少告诉我,小林没有彻头彻尾地疯狂,他内心的道德并没有完全崩溃。
我忽然想到要带小林去基督教堂。小林的灵魂正在下坠,必须找到一个阻止它继续下坠的支点。他正处于迷茫期,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朝一个深渊的方向奔跑。有什么办法拯救小林呢?我也是手足无措。我清楚此时的小林给他糖果他不知道甜,给他辣椒他不知道辣,给他毒药他不知道苦。他的心已经被一个邪恶的念头所纠缠,宗教也许是驱逐这个邪恶的惟一法宝,也可能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基督教堂离我居住的小区不远,步行仅仅需要五分钟。我平时从那座消瘦的哥特式建筑旁经过时,都要自觉不自觉地望一眼屋顶上那个高高耸立的十字架。诵经的声音从教堂里传了出来,像一团香雾在我的脑子里弥漫扩散,使我滋生出一种迷乱的幻影。我并不是基督教徒,但我心中一旦有了解不开的疙瘩,却总是喜欢去那里。在教堂一个幽暗的角落,我静静地坐着,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教堂的肃穆使我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甚至咳嗽一声都会产生负罪感。虽然我听不懂教徒们在嘀咕什么,但看着那些教徒异常虔诚的面孔,我捆绑的身心立刻就松弛了下来。在教堂里,我认识了高牧师。高牧师是一个锲而不舍的人,他鼻梁上的那个黑痣是那样地显眼。高牧师无数次劝我皈依基督,但我都没有答应他。在我看来,基督太虚无飘渺了,他在我的眼里还只是一个理念。一个活生生的人钻进一个理念当中,让那个理念支配自己的生活,让那个密不透风的理念像套子一样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我可受不了。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我不喜欢有一个外力给我指引方向。
教堂里的门上着锁。晚上七点钟开始祈祷,而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我叫来了看门的师傅,他打开了教堂的门。教堂的这扇门和博物馆的门有着很大的区别:博物馆的门只向买到票的人敞开,而教堂的门则向所有的众生开放,随时都可以出入;即使它上了锁,只要你需要,无须过多的解释,它就会为你开启;你是达官也好,你是流浪汉也罢,在这扇门面前都是如此地平等,都是上帝可怜的孩子。
令我意外的是,教堂里的灯灭着,黑乎乎的;但有一束光从高悬的空中射了下来,照在了受难者耶稣扭曲的身体上,也让教堂的其他地方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尽管在外面看,教堂的门上着锁,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的里面却有好几位教徒。一个老太太站在一个角落里,面壁垂首,嘴里在念叨着什么;一个中年妇女坐在长条椅子上,手捧一本《新约全书》,在默诵着,也在念念有词;一个衣着时尚的小伙子,跪在长条椅子上,像是祈祷,又像是沉思。一排排供教徒或跪或坐的长条木椅,做工极其粗糙;它们空荡荡的,显得是那样地寂寞;会议大厅一般的教堂,此时如同沟壑般地幽深空旷。
我和小林就坐在长条木椅上,好半天都没有说话。语言在这个地方显得如此多余和累赘。看着这些虔诚的教徒,望着空中悬挂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我忽然感觉自己变得如此空虚:脑子里杂七杂八的东西飞走了,肚子里的肠肠肚肚也似乎没有了踪影。教堂里外,仅仅一扇门相隔,但却是两重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