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回报社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却是去看守所采访，采访的对象不是别人，恰恰是宋老碗。据说市政法委接到投诉，宋老碗对一个年轻的男性犯人进行了性侵犯。从转到报社的材料看，宋老碗共侵犯了这个犯人两次：一次是隔着裤子拽了这个犯人的生殖器，另一次是手伸进这个犯人的裤子，摸了这个犯人的屁股。
看了这样的材料，我就想笑：这么一个芝麻大的事情，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但薛雨露不认为它是芝麻小事，她把它渲染得比天还大。想想吧，一个男的摸另一个男的，已经够恶心了，何况摸者还是个已经有一把年纪的老头。人是有隐私权的，犯人也不例外，宋老碗这个老流氓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自然提到小林，并说小林受到那么大的伤害，怎么没有人站出来主持正义，究竟是为什么呢？薛雨露又一次嘲笑了我的幼稚，说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个装修房子的油漆工，它要根据主人的爱好粉刷色彩，今天可以让一个柜子变成红色，明天就有可能让它变成绿色，后天又有可能让它变成黑色，一切的一切都很正常。大林原来不是个打工者吗？今日怎么就变成了税务局的一个处长了呢？宋老碗早先有人暗中护着他，而今护他的人却出了车祸命归西天，这些不都是很正常吗？社会就是社会，你看得惯也好，看不惯也罢，它都在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着，气死你也白搭。
我说宋老碗不是被开除了吗？
薛雨露说开除了还不能重新请回来吗？风头过了，一切照旧。
薛雨露挤挤眼，还是向我泄露了一个机密：去搞掉宋老碗，就是为了给小林出气！所谓那个男性犯人，不过是个幌子而已！这个男性犯人偷了一辆摩托，因为他愿意配合写这份材料而免于被起诉，早已回到自己的家里了。我问谁是这个事件的策划者？薛雨露说什么策划不策划，宋老碗干了坏事，就应该受到惩罚。我问薛雨露为什么在宋老碗干了坏事之后，不立刻惩罚他，而要拖到现在？薛雨露叹了口气，说她当初是主张发表我写的调查报告的，可孙社长却执拗地予以了阻拦，原因呢，她不讲我也清楚。一有负面新闻，孙社长就高兴。孙社长儿子出国，女儿开公司，你以为是他的儿女有本事？不，他生了两个草包，但他却用手中的权力，在两个草包身上镀了一层金粉，让两个草包熠熠闪光。
我迎合着薛雨露，并含沙射影地说，宋老碗这样的人固然可恶，可比宋老碗更可恶的，是孙社长之流；他们随风飘摆，见利忘义，笔下的人物就像魔术师手里的玩具，是妓女是处女由他们随意打扮。
薛雨露说我太较真，老毛病就是改不了！我又不是政治家，不是英雄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小人物，管得了那么多吗？什么妓女不妓女，处女不处女，不是瞎胡扯吗？妓女还是处女，那是因为需要，而不是别的：需要你是处女，你即使是妓女也是处女；需要你是妓女，你就是处女膜完好无损，依然是妓女；有什么奇怪吗？没有什么奇怪的！恰恰应该感到奇怪的，是那个动辄就对什么事物奇怪的人！学过历史的人谁不知道历史是历史学家写的？可历史学家又是受雇于他的主人的，他不揣摩主人的心思行吗？于是历史就像一团泥，想捏成什么形状就捏成什么形状。这些当然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薛雨露给我说着说着，甚至动了些许的感情。她说过去我和她之间有误解，但误解并不等于恩怨，误解是可以化解的。至少现在，她和我是一个阵营的人了，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自己人——她和立本如胶似漆的关系，她把我重新叫回报社，她和总编辑的斗争中得有自己的群众力量等等因素，都决定了我属于薛家阵营，而不是钱家阵营（总编姓钱）——既然是自己人，她不得不为我担心：经历了这么多年在外奔波，我竟然没有一点长进？这么多年的时光，竟然在我的身上没有留下痕迹？我七年前是一块石头，七年后怎么还是一块石头呀？
我说树木一万年后可能变成石油或煤炭，但石头过一万年依然还是石头；何况才短短的七年，石头还能变成其他吗？我说我不想改变，从黑豆变成豌豆。
薛雨露扑哧一声笑了，说她理解了关汉卿笔下的铜豌豆是怎么回事了——石头砸不烂，铁锤捶不烂，铁锅煮不烂，钢牙咬不烂——原来描绘的就是我这类人啊！
我说无论如何，宋老碗这个案子我不想去采访了。现在，我倒觉得这个变态的老头有点儿可怜。薛雨露说她给我一次重新露脸的机会，没想到我却如此掂量不来轻重；我重新回报社，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她力排众议，排除万难，才像捞一根掉入河里的针那样，把我从汹涌的波涛里捞了出来；为捞我，她都受伤了，而我却不给她面子，不给她争气；我的脑子是不是被虫子啃了？是不是被硫酸腐蚀了？我到底怎么啦？到底怎么啦？
薛雨露几乎叫了起来，她把茶杯使劲往桌子上“啪”地一蹾，茶杯里的水溢了出来，溅湿了杯子旁边的那沓文件。看得出来，她真的生气了。她把头扭向窗外，好半天都没理我。一直等到有一只苍蝇落在她的鼻尖，才似乎唤醒了她。她于是一边拿着苍蝇拍追赶着那只狡猾的苍蝇，一边对我嘟囔道：想让你写一篇轰动性的文章，好让你参评首席记者，谁知道你却是一副稀泥提不起来的样子！你是不是人家说的狗肉上不了席面呀？你自己考虑清楚，看是去采访了对你好，还是流落在社会上衣食无着对你好？
我说我已经想明白了，我决定不去采访，也不重新回报社上班。
薛雨露摆摆手，意思是我可以走了。我站起来，依然对她说了三个字：谢谢你！然后就离开了她的办公室。不过这次离开薛雨露的办公室，和过去有显著的不同，脚下特别轻松，有一种从监狱里被释放的飘忽感。我抑制不住地想哼唱歌曲，歌曲记不住词，于是我就吹起了悠扬的口哨——我得意洋洋的神态使旁观者误以为我刚刚领到了一笔奖金——我的余光告诉我，门口木桩一般站立的保安，就拿怪异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的上衣口袋。
出报社大门，我见报社的办公室主任等一群人聚拢在一起，正弯腰安抚一位老年妇女。老年妇女坐在水泥台阶上，枯皱的脸上挂着米粒般的几星星泪珠。仔细一瞧，我还是认出了她：她不是孙社长的夫人吗？孙社长活着时，她来闹腾过好几次，又哭又喊，宣称她从孙社长的笔记本里，查出了二十多个女人的名字——这些女人就像躲避阳光的硕鼠，掏空了孙社长的口袋不说，还使他们的家庭处于风雨飘摇状态——孙社长觉得特没面子，就动手打了她，而她回敬孙社长的，则是用长长的手指甲，在孙社长的脸上抠出了五道血印。
报社的办公室主任和我一起跑过采访，和我比较熟悉。他一看到我，就抬脚踢了我一下，然后问我是不是回来上班了？我说没有。他说为什么？这可是经过报社总编会议研究讨论的。我说三言两语说不清，回头再详细给你讲述吧！接着我就问孙社长夫人怎么了？好像很悲伤啊？办公室主任说孙社长的夫人是吃饱了撑的。我问什么叫吃饱了撑的？办公室主任说她闹腾，是因为嫌孙社长没有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孙社长的材料刚报上去，还没有开评，他人就去世了。人去世了，评选资格自然就会被取消。但孙夫人不这么认为，她认定是有人欺负孙社长，甚至是陷害一个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同志。人走了，茶真的会凉吗？她就不信这个邪，她的目的就是要把凉茶重新熬热。她四处哭诉，要把有突出贡献专家的名号给孙社长戴上。孙社长有了它，活在阴间也会抬头挺胸，气宇轩昂；而她和子女们，脸上也就有了别样的光彩。人活脸，树活皮嘛。瞧瞧现在的美容业多么发达，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几乎要挤破美容院的门槛了——就连妓女都在不遗余力地化妆打扮了，就连嫖客也都知道扎一条鲜艳的领带——人们把自己的脸当成了屏风，遮挡弯弯曲曲的肠胃和衣缝里蠕动的虱子。人们把自己的脸当成了画布，想怎么涂抹就怎么涂抹。
我嘿嘿了两声。
办公室主任问我嘿嘿什么？
我回答不知道，但接着又嘿嘿了两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