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圆圆是哪天死亡的,我并不清楚。我之所以知道她已经离开了人世,原因在于拉兹在追着我索要康圆圆的遗嘱。拉兹的眼睛上多了一道黑眼圈,像是涂抹上去的。他约我去阿里巴巴喝茶,说有些事情得和我聊聊。
拉兹曾经是阿里巴巴的服务生,工作就是伺候客人,但这回他却成了客人,成了被伺候的对象。拉兹也确实摆出了客人的架势,他两腿搁置在茶几上,吆五喝六,唾沫星喷溅,把那个为我们服务的小伙子骂得脚下乱了方寸。
我进了包间刚刚坐下,拉兹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证书,翻开来,铺在了我的面前。我对着证书里面的字瞅了瞅,才弄明白这是他和康圆圆的结婚证。奇怪的是,结婚证书上的日期,恰恰就是康圆圆去世的那一天。
拉兹训斥了一通在茶几上不小心洒了一滴水的服务生,然后命令他滚出去。服务生出去后,拉兹就掉回头问我看清楚证书上面的字没有?我说看清楚了。拉兹便问我搞清楚他和康圆圆的关系没有?我说搞清楚了。拉兹问我搞清楚之后,知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摇头,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拉兹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说我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接着却又降低了音调,问如果我的爱人——当然我没有爱人,这是假如——死了,她的遗嘱该掌握在谁的手里?我问他凭什么说我拿了康圆圆的遗嘱?拉兹说他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况且当时康圆圆把遗嘱交给我时,病房里还有其他人;这些人既长着眼睛,又长着嘴巴,他能不知道吗?拉兹以一种威胁的语调说,如果我把遗嘱交出来,他还把我认作大哥;如果我不交出来的话,那就对不起了,有什么后果就由我自己承担吧。
我说拉兹你能不能以一种平和的语气说话;我说你年纪不大,口气倒不小,你威胁谁呀?我说既然你和康圆圆已经成为了合法夫妻,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遗嘱并不在我手里,我把它交给了薛雨露;康圆圆的遗嘱是写给民政部门的,她的意思是要把自己的房产变成现金,从而建起一所或两所儿童福利院。
拉兹说建不建儿童福利院得经过他的同意,他是康圆圆的丈夫,房子是他们夫妻的共有财产,不能由康圆圆一个人说了算。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我把遗嘱交给薛雨露,只不过是遵照康圆圆的意思;你若想得到这份遗嘱,就去找薛雨露吧。
拉兹就骂起了薛雨露,说遗嘱在谁的手里他都放心,惟独在薛雨露的手里他却放心不下;薛雨露可不是一般地贪婪,她的贪得无厌他早就领教过了。想当初薛雨露做他的朋友,让他为她提供性服务,可她却在付账上斤斤计较;他们分手说起来有点儿可笑,竟然缘于购买一件羊毛衫——晚上薛雨露甜言蜜语,主动说给他买一件新西兰进口的羊毛衫,但第二天就变了卦,矢口否认自己曾说过给拉兹买羊毛衫的话——拉兹于是就拎着包从她家走了出来。其实在此之前拉兹根本没有和任何女人有过肉体上的接触,他的清白因为薛雨露而改变。
从我和拉兹见面后的第三天起,我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平均半个小时接一个,让我不胜其烦。给我打电话的当然是拉兹和薛雨露。拉兹说薛雨露不承认我把康圆圆的遗嘱交给了她,还对他破口大骂,他真想一把捏住薛雨露的脖子,把她掐死。令拉兹惊讶的是,他到康圆圆的房舍去查看,结果是两处住房都出现了异常:单元房里已经有人在租住,而老房子正被一群人拆卸!拉兹问租住的房客,谁是房屋的主人?房客回答是薛力含——据说薛力含得了重病,他正在保外就医——薛力含是薛雨露的弟弟,他拥有房子的钥匙,不是他姐薛雨露给的又是谁给的?拉兹认定薛雨露想侵吞康圆圆的遗产,于是他就去了房管局申诉,但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房管局的人查了查备案登记,结果房产所有人并非康圆圆,而是薛雨露!
可薛雨露在电话里却是另一个腔调,她指责我在撒谎,指责我想谋害她:我根本没有交给她什么遗书,却煽动一个无赖来纠缠她;这个无赖在她的单位指着她的鼻尖骂她,诋毁她的名誉,给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她好赖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怎么能受得了这种侮辱?薛雨露还说,她手里确实有康圆圆的遗嘱,但不是我交给她的,而是康圆圆直接给她的;康圆圆在遗嘱里写了什么,那是她和康圆圆之间的秘密,外人无权过问。
我的电话在密集地响了三四天之后,突然成了哑巴。薛雨露没有来电话,拉兹也没有来电话,曾经心烦意乱的我一下子变得寂寞而清静,反倒使我有点儿不习惯。但在第六天吧,警察找上门来,要给我做笔录,我这时才知道在我清静的这些天里,竟然发生了惊天血案:拉兹把薛雨露给杀了!
就在薛雨露的办公室里,拉兹掏出一把匕首,朝薛雨露捅去!他总共捅了薛雨露十一刀!薛雨露因为失血过多,被救护车拉到医院时,脉搏停止了跳动,瞳孔已经放大。而拉兹被报社的保安当场擒获,现在关押在了看守所里。
警察自然对我是相当粗暴。他们怀疑我是拉兹的同谋,是这个案件的幕后主使,于是他们拍我家的桌子,摔我家的茶杯,拧我的耳朵,揪我的头发,用拳头砸我的脖子,用脚掌踹我的小腿。尽管我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但他们却口口声声喝令我“老实交代”。欣慰的是,警察并没有把我带走,而是命令我最近不要外出,就呆在家里,随时听从传唤。我写了保证书后,警察就走了。后来警察再也没有找过我,在囚禁了半个月后,我自己把自己给释放了。但我有一个愿望,而且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那就是去看望一回拉兹。拉兹也是个迷失方向的孩子,他尽管现在已经是一个杀人犯,但也相当地可怜!他谋杀了别人,也等于谋杀了自己。薛雨露死亡有他这个明确的凶手,但谁又是谋杀他的凶手呢?——当然,我想探视拉兹的努力没有收到效果,自然也就没有见到拉兹。但看守所里传出的有关拉兹的言行,却使我对这个面临死亡的小伙子肃然起敬:拉兹千方百计地替我开脱,声称杀死薛雨露是他一人所为,和我无关!
与千夫所指的拉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薛雨露的死亡真相却遭到了歪曲,她甚至受到了某种追捧。有份报纸,记者据说是薛雨露的学生,他用整版的篇幅报道薛雨露的感人事迹:薛雨露因为刚正不阿,竟然遭到了歹徒的杀害;她倒在了自己的办公桌前,书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赞歌!更好笑的是,在那篇报道的右下方,附了一首抒情诗,里面的两句话似乎打印进了我的脑子,久久地擦洗不掉:英雄的悲壮,衬托得我们无比平庸;平庸的人们啊,我们活着就是对英雄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