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间，中医人体解剖学曾经是很进步的。在《内经》及其他有关记载中，不但体表解剖是比较正确的，而且在有关内脏之大小、形状、部位、自重、容量、相互关系等方面，有许多记述同我们现代解剖是基本一致的。特别在申明解剖之目的时，明确指出是为了发展医学，是人体解剖不是动物解剖，这些均在人类认识自体方面处于先进的行列。但是，这个学科在医学发展的进程中未能取得主导地位，逐渐为“气化”学派所战胜，使解剖学的发展越来越处于不被重视，甚至完全被忽视的境地，后来更视之为大逆不道，违反人伦，成为被谴责的行为。因此，曾经很先进的人体解剖学在其后的2000年，基本上被废弃了。偶尔有所记述，也只是在罪犯身上进行，作为对罪犯的一种刑罚措施。即使如此，其记录也被遗散不存了。而这样的例子，在近2000年当中，就我们已知者也不过两次。
清代医学发展在一些方面更趋保守，人体解剖更是不能允许的。医学家几乎无不满足于中医已知的脏腑经络等学说，极少提出对这些学说的不同看法或非议，更少有人主张从实际解剖人体出发来改正和深化人们对人体内脏结构的认识。甚至1822年，最高医学学府——太医院的针灸科，竟因“非奉君之所宜”被取缔了，其保守、封建、故步自封思潮对医学科学发展的阻碍到了何等地步。在这样形势下，何谈人体解剖学之发展。说来也巧，正是在此时此刻，也正是在皇帝下令的地方，正在进行着一系列的人体解剖观察、记录、研究活动。不管这次解剖活动有多大进步，它都是一次重大的改革，是一次发展科学的伟大行动。进行这次解剖活动的医学家，就是令人永远崇敬的伟大的革新者——王清任。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玉田人。《玉田县志》记载他“为武庠生，纳粟得千总衔，性磊落，精岐黄术，名噪京师”，活动于河北唐山、辽宁沈阳和北京一带，在北京设有药铺，名为“知一堂”，坐堂行医，直到病死北京朋友之家。
王清任在医疗活动中，日益体察到人体解剖学的重要，并欲使人体解剖知识同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决心投身于人体解剖学的观察研究活动中。他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他的正确认识，当他总结这一看法时便明确提出：“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着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批评自古良医之所以无一全人，就是由于前代医学家着书立说弄错了人体脏腑，使后学者遵行并依之立论，造成许多病情与脏腑不相符合，他认为：“此医道无全人之由来也。”他的指责确实是有道理的。然而正因为此，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攻击。他也深知这一点，所以说：
“千百年后，岂无知者，今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证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幸仁人君子鉴而谅之。”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王清任研究人体解剖，特别是对于刊行自己的研究结论和绘制人体解剖图的矛盾心情和沉重的思想顾虑。他的确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但终于以自己比较正确的行动，改正2000多年来一直被视为经典而实际上是错误的结论，并公诸于世。这确实需要大无畏的胸怀。医学科学家，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都是需要这种无私的胸怀和胆量的。在英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仅仅收入了两位中国医学家，王清任为其一，恐怕也非偶然。
严格的解剖，切实的记录：王清任进行人体解剖是完全没有条件的，为了完成此项事业，不得不把“解剖室”设在义冢墓地以及刑场上，所剖视者则只能是犬食之余的童尸和刑杀之后的尸体。可以想象其艰难和困苦的程度。他在记述这段经历时说：“至嘉庆二年丁巳(1797)，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今河北滦县西南丰润县间)，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主冢中，破腹露脏之儿，日有百余。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看，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他既无福尔马林固定，也无解剖台，而只有犬食之余，业已腐败的尸体，臭气熏天的田野大地。
在这样条件下，他实际剖视观察了30余尸体，这需要莫大的毅力！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作此并不被人认可的事呢？正如他自己所讲，是为了医学发展，必须改正历代医家沿袭已久的在人体解剖上的错误，所以他将自己的着作定名为《医林改错》。他还说过：“余于脏腑(此处应作人体内脏解剖讲)一事，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意欲刊行于世，惟恐后人未见脏腑，议余故叛经文；欲不刊行，复虑后人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千百年。”意境十分真切动人。此番不难看出他的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改正前人解剖之众多错误：首先是横膈膜的发现和正确记录，他对“膈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审验明确”，后遇朋友“所见诛戮逆尸最多，于隔膜一事，知之最悉”，“即叩拜而问之”，结合自己的实践观察，在改正前人错误时指出：“隔膜以上，仅止肺心，左右气门，余无他物。其余皆膈膜以下物。人身膈膜是上下界物。”“胸下隔膜一片，其薄如纸，最为坚实。”这一论断是很正确的，也是前人所未曾提及的。关于肺脏，历来医学家都认为肺有六叶两耳，二十四孔。王氏认为：肺管“分为两杈，入肺两叶，每杈分九中杈，每中杈分九小杈，每小杈长数小枝，枝之尽头处，并无孔窍，其形仿佛麒麟菜”。“肺处皮实无透窍，亦无行气之二十四孔”。他形象地比喻、正确地阐明了气管、支气管、细支气管、肺泡之间的关系。关于胃、胰，历来医学家也多无确切论述，王氏之解剖记录，使之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从而也改正了前人若干误解。如：“胃腑之体质，上口贲门在胃上正中，下口幽门亦在胃上偏右，幽门之左寸许名津门，胃内津门之左有疙瘩如枣名遮食(幽门括约肌)，胃外津门左名总提(胰腺)，肝连于其上。”应该说，王清任是我国第一个比较正确地论述了胃、胰、肝、胆，及胃出口、胰管、胆管等复杂关系的医学家。关于人体动脉、静脉系统，王清任的绘图和文字论述也在许多方面改正了前人的错误。如所述：“左气门、右气门两管，由肺管两旁，下行至肺管前面半截处，归并一根，如树两杈归一本，形粗如筷子，下行入心，由心左转出，粗如笔管，从心左后行，由肺管左边对肺入脊前，下行至尾骨，名曰卫总管。”“卫总管，对背心两边有两管，粗如筷子，向两肩长；对腰有两管，通连两肾；腰下有两管，通两胯；腰上对脊正中，有十一短管连脊。”限于基础和条件，如果把王清任的气管改为动脉管，他的描述就很少有被指责的余地了。在这里可以清楚看出，王氏所说的左、右气门，实际上指的是左、右颈总动脉；左右气门两管下行归并一根而入心者，即指从左心室发出的主动脉；由心左转出，至尾骨之卫总管，则是指降主动脉而言的；自腰以下向腹长两管，上管通气府者指的是肠系膜上动脉。下管王氏未搞清楚，所以说“独此一管，细心查看，未能查验的确，所以疑似”“是通男子精道，女子之子宫”者。这也是一个客观的科学态度，并提请“后之业医者，倘遇机会，细心查看再补”。王氏所说的卫总管向两臂长者，是指左右锁骨下动脉，卫总管通两肾之管，是指左右肾动脉；卫总管通两胯之管，是指左右骼动脉；卫总管通脊骨之十二短管，则是指肋间动脉。从其改正之图形看，与之相伴行者，他称之为荣总管，即腔静脉。由于静脉在尸解时盛满血，所以王清任指出“即血管”；而动脉在尸解时，其血已排空，所以王氏误认为气管，当然他也就因此而出现了一系列的误点。
可贵的是，他的解剖记录在解决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时，给予我们比前人更加正确、更加科学的结论。而其谬误却是科学前进路上的谬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评价一位科学家，首先要看他在前人基础上为我们新提供了什么，而不是把他们的工作与我们相比，看他们哪些方面还不如我们。这个道理是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这也是我们评价王清任的一个标准。
更有意义的是王清任在论述动、静脉之形质部位时指出：“卫总管体厚形粗，长在脊骨之前，散布头面四肢，即周身气管(动脉)。”“荣总管，体薄形细，长在卫总管之前，与卫总管相连，散布头面四肢，近肉皮长(生长)，即周身血管(静脉)。”王清任虽未能分清动脉、静脉及与心脏在血液循环上之功能等，但在解剖部位和彼此之关系的认识上，却大大地把我国解剖学向前推进了一步。还必须指出王氏在脑之解剖生理功能方面也做出了令人钦佩的成绩。这里仅节摘其论述：“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不但医书论病，言灵机发于心，即儒家谈道德，言性理，亦未有不言灵机在心者。”他指出灵机记性在于心的观点是如何错误以及灵机记性在于脑的依据后，又说：“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看小儿初生时，脑未全，囟门软，目不灵动，耳不知所，鼻不知闻，舌不言。至周岁，脑渐生，囟门渐长，耳稍知听，目稍有灵动，鼻微知香臭，舌能言一二字……所以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李明珍曰脑为元神之府。金正希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人的思想意识记忆等不在心而在脑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这一正确认识虽不自王清任始，但他在那种普遍认为灵机记性在心的医学界，敢于支持少数人的正确观点，并用解剖学证实眼视物、耳听声、鼻嗅味皆源于脑，系于脑，确实是非常不易的，是持科学态度者难以否定的。
对王清任在临床医学上的贡献，后世认识比较一致，大都予以肯定。然而对他在解剖学上的杰出贡献，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人推崇，有人指责，甚至有人咒骂。例如稍晚于王氏的医学家陆九芝，竟攻击王清任是“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
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文中，高度赞扬王清任“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者”。还有人用现代解剖学水平衡量王清任的解剖实践，说什么《医林改错》越改越错，错中加错。现代人也有指责王清任狂妄、非古，批评《内经》就等于否定中医，是“一种遗毒”等等。当然，现代学者肯定其解剖学贡献，特别是他那敢于冲破旧礼教、封建思想束缚的大无畏精神，应该说还是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