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所说的老支书叫杨立元，已于一年前卸任。余非来到他家时，堂前和里屋都挤满了人。余非走进杨立元的卧房，只见他老婆何三姑坐在床沿抚着丈夫尸首哭得近乎失声。听说是新任乡党委书记来了，何三姑更加伤心欲绝，起身拉住余非一个劲地哭喊：“您要为老杨做主啊，他为共产党辛苦几十年，就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太寒心啦，实在是太寒心啦，呜呜……”村民听了无不垂泪，余非亦是心情沉重。他闻着这满屋的农药味道，估计老杨是一时想不开走上了自绝之路。
余非拿过杨立元的绝笔信，感觉沉沉的。这是一封装好了的信，信封上写着“青远乡党委、乡人民政府收”的字样。余非取出里面的信纸，展开来一看，内心不禁受到强烈的震撼，泪水模糊了双眼。信中写道：
乡党委、政府：
我是一个老党员了，选择这样一条路完全出于无奈，不知真相的人肯定会说我思想狭隘，不配当党员。说实话，我入党20多年，当村干部也有十七八年，一直以人为本，但最近几年，乡里硬逼我们村干部拿钱完成任务，可农民收入低、负担重，实在收不上来，而乡里的任务又年年加码，时时催缴，我实在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借高利贷完成任务，结果造成燕子村十多万元的负债，仅我经手的就有七八万元。
我是一个爱面子的人，讨债的人来要钱，我就没了主意。去年，我向乡党委提出辞职，党委批准了，并落实了新的班子，但就是不落实交账，村里的债务让我自己来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我借的钱都拿去交任务了，我拿什么去还啊？
回想起来，我跟过三届乡党委、政府了，一届比一届的任务重，我知道自己越来越无能为力。当时的吴书记见我干得艰难，就让我下来，要求做好交接事宜，但账目硬是不让交，以种种借口不承担欠下的债务。我现在不当干部这么久了，催债的还是老到我家转悠，还说是我贪污了，要不然怎么新官不理我那旧账。可是天地良心，那些钱都有账可查，我一分也没有贪，其实要是我贪了也算划得来，让我还账也没话说，可是真的没有。我有苦无处诉，真的是想死啊。我找了书记，也找了乡长，但没有一个人愿管我，看见我就走，游乡长还说要死的话别死在乡政府，那会损害政府名誉，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干的事。
游乡长啊，你说过什么我都不计较了，现在吴书记调离青远乡到别处高就去了，新任书记还没来，你就是一乡之主，我死之后，请你看在我辛辛苦苦多年的分上，为我小女安排一份工作吧。她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一定会好好干的。这不是我有意为难你，而是我怕没有了我，她们母女俩无依无靠，事也没有，村里什么好东西吸引了新书记呢？”
“唉，问你也是白问。”游醒龙走出办公室，对门外的干部喊道：“副科级以上干部都随我到燕子村去。”
在燕子村简单地吃过中饭，金达成借故回县城了，他显然不愿蹚这里的浑水。余非也没留他，既然自己是这里的一乡之主，老支书猝死的麻烦事就该自己来解决。他让人给老支书去买棺材入殓，又好言安抚他的家人之后，就在村里简陋的村部召开了到青远乡工作的第一次会议，请乡领导、燕子村干部及群众如实介绍有关情况。
游醒龙避重就轻地谈了事情的经过。他说：“老支书杨立元的死纯属意外，各村都有借债完成任务的情况，唯独杨立元思想不通以致走上绝路。”
村干部有人不服，会计杨有水说：“我最清楚事情的原委了，老支书为完成乡里下达的任务，在向村民征收存在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向私人借。虽然是村委会集体同意的，但借据是由老支书签的字。过了这一关，转眼又来了新的任务，不完成上面又催得喘不过气，还用党性原则压人，没有办法，只得又向外借，使旧账没有还清又添了新账，如此恶性循环，债台越筑越高，但还是没完成所有任务。后来，乡里认为老支书工作不力，又见他本人也有退意，便免了他的职。可职免了，债务却还是让老支书背。老支书找书记、找乡长，他们一推再推，然后他又找新的村班子，但杨新保书记说新官不理旧账，让村干部都别理会。”
“你说什么？”新任村支书杨新保急了，“说话注意点分寸。”“是啊，怎么能这样乱说呢，谁说我一推再推了，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在这故意捣乱？”游醒龙气得站起来。你有本事也去欠啊！
这就是现状。余非知道，下面的这些干部，有谁不为自己的前途奔命，哪里会顾得上群众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这样一想，余非陷入空前的迷茫之中。
在做市长秘书的时候，余非只是和各级官员打交道，逢场作戏、尔虞我诈那是经常要面对甚至自己也要使上的，但现在与自己打交道最多的是最基层的农村干部、是最朴实的老百姓，还能用同样方法吗？余非不想这样，他不想回到从前，他要坦坦荡荡地做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人。
这看似简单的一个决心，实际做起来又何其难矣。单就上级下达的财税任务，按实际情况来算，一半都完成不了。经过再三考虑，余非在青远乡党政班子联席会上说：“每一任领导都看重政绩，但政绩不能是虚的，更不能去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因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定下今年的财政任务。”
坐在一旁的乡长游醒龙心想，你一个书生懂个屁，任务是你随便能减的吗？但他嘴上说：“余书记，能减任务当然好，我以前和吴国良书记就很想这样做，但一直没有如愿。你是市里下派的，你和县领导说说，估计能成。”余非知道他是想让自己去县里挨批，不过余非已经想好了，和大家通个气后，自己就硬着头皮到县里去。其实这本身就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什么不去力争呢？
余非说：“今年我们乡的任务比上年增加了20万元，达200多万元，我看我们乡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完成。我估算了一下，以目前的现状，上缴120万元都要力争，那就按力争的数字定吧。乡本级多努努力，我们先给村里的任务减去一半，各村的那些旧欠不可再推给个人了，由村委会和乡政府各承担一部分，具体的数字再研究，总之是不能让燕子村的悲剧重演。”
余非的话一出，大家议论纷纷，都认为和上年持平尚难过关，而他竟想比上年少去三分之一任务，简直是白日做梦。虽然心里是这样想，大伙也没有怎么反对，反正有书记自己去县里周旋，他们等着看戏就成。
“游乡长，过两天我们就去县里跑一趟。”散会后，余非对游醒龙说。游醒龙一听，这等明显会挨骂的事自己怎么能去，便推辞说：“我，我看还种种问题。余非说：“村委会多是借债完成上级任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到了不得不纠正的时候了。”
梁广德沉默了良久，问：“那老支书的后事处理得怎么样了，他们家人不会到处上访吧？”
余非回答说：“处理好了，乡政府和村委会接过了他经手的账，而且答应安排老杨的女儿到乡政府办公室工作，不仅他的家人没有意见了，就是老杨也可以安息了。”
梁广德点了点头，“处理好了就好。”说着，他拿起案头的一个文件看了起来。
余非不会不明白，这是让自己告退的意思。余非想，他怎么对自己刚才所说的村委会借债完成任务的事不予过问呢？正是这看似普遍不足为奇之事，将为农村当前和今后的发展埋下不小的隐患。他作为一县之主怎能坐视不理？
“梁书记，我想把我们乡的村级债务问题彻底予以解决，希望您给予支持。”余非说。
梁广德仍然翻看着文件，半晌才说：“能解决当然是好事，你准备用什么方法呢？”
余非说：“要解决旧债，就不能再添新债，所以我们乡的班子成员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准备缩减今年的财税任务，给各村以喘息之机。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青远乡今年就是不还旧债，最多也只能完成120万元的财税任务，因此请县委、县政府予以支持，否则我们乡又要走上借债上缴任务的老路了。”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这事？”梁广德看了看余非，“游乡长没和你一起来吗？”
余非说：“他原本和我一起来了，但由于闹肚子，临时找厕所去了。”说着回头看了看。
梁广德说：“不用看，肯定不会来啦。你刚到乡镇也许不知道，他还会不明白吗，一年只能比一年干得更好，哪有走下坡路的道理？其实你也应该公务员那阵，领导的排挤，青春的迷茫，曾让他一度迷失自我，但经过与王晓慧母女的一场失败的交往，让他明白真我有多重要，正直有多重要。来到这青远乡后，老支书的无奈与屈死，村民的愤怒与期待，又让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这样一个在官场受到贬斥的小吏，在一乡的百姓看来又是多么的重要。
既如此，不论是潜藏的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也罢，还是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召也罢，余非决心不向明显有损群众利益的官场规则臣服。正如他母亲聂美凤所言：要对得起这一方百姓。
在不久后召开的全乡三级干部大会上，余非面对乡、村、组的数百名干部说：“打肿脸来充胖子的事再也不做了，各村财税任务减半，但必须分三年还清所欠旧债。如何还清？一是靠节俭，减少村干部职数；二是靠发展，努力壮大村级经济。”
余非执意将村级财税任务减半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他的命运将会怎样，顿时牵动了全乡人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