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挫败刘旦、刘泽阴谋夺位的事件中，青州刺史隽不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由于隽不疑首先发觉了刘泽的图谋，立即予以捕杀，才使刘旦精心筹划的计划胎死腹中。为了褒赏隽不疑忠于朝廷、处事果断的功劳，霍光将其由秩六百石的刺史擢升为秩中二千石（一说为秩二千石）的京兆尹，赐钱一百万。京兆尹职掌如郡太守，由于地处京畿，治所在京城长安，为“三辅”之一，故不称郡，地位也较郡太守为高，名列九卿。三辅地区是高官贵戚、富户豪杰以及不法之徒云集之地，历来号称难治，而“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于三辅尤为剧”。京兆尹从来难选，亦更难胜任，“郡国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为真，久者不过二三年，近者数月一岁，辄毁伤大名，以罪过罢。”所谓“守”，即汉代所行的官吏试守之制，期限一年，满岁转正，得食全俸，即为“真”。隽不疑由刺史迁升京兆尹，不仅官秩擢升数级，而且不经“守”而直接为“真”，足见朝廷与霍光对其之信任。
隽不疑是渤海（治今河北沧县东南）人，字曼倩。早年攻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以礼，闻名州郡。”武帝末年，各郡国民众起事不断，暴胜之以绣衣直指使者赴勃海督捕“盗贼”，素闻隽不疑的贤名，请其前来相见。隽不疑因是劝暴胜之曰：“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功扬名，永终天禄。”暴胜之深然其言，于是表荐隽不疑，“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隽不疑所言，证明其确实具备为吏之才能，深识做官为宦之诀窍，身后又有一位性情宽厚慈善的母亲的支持，史载隽不疑任京兆尹后，“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言语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其治理京畿“严而不残”，“京师吏民敬其威信”。霍光迁升隽不疑为京兆尹，可谓选官得人。这一安排不仅确保了朝廷所在的京畿地区的安宁，也为数年之后隽不疑果敢地处理“卫太子案”，提供了一个可供发挥其政治才能的舞台。
征和二年，巫蛊之祸爆发后，卫太子率宾客驱赶长安市民数万人与丞相刘屈氂所率军队激战数日，兵败后逃出长安城，藏匿于湖县（今陕西宝灵西北）泉鸠里一故人处。对于太子的起兵，武帝极为震怒，深信太子已反，故痛斥欲“秘之，未敢发兵”的丞相刘屈氂“无周公之风，周公不诛管、蔡乎！”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省，自有赏罚……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出逃后，以“纵反者”的罪名腰斩对太子出逃负有直接责任的丞相司直田仁，以及初受太子节，但又闭门不出，坐观成败的护北军使者任安，大肆捕杀随太子起兵的宾客与士卒，而对与太子军力战有功者则履约受封。因太子逃亡在外，又置屯兵于长安城外，以防不测。就在武帝“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之时，壶关三老茂（姓佚，名茂）冒死上书，为卫太子讼冤，谏武帝“毋患太子之罪，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书奏，武帝始有感悟，但并没有诏止追捕卫太子。八月，卫太子行迹被追捕的官吏发觉，“太子自度不能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藏匿卫太子者）遂格斗死，皇孙二人皆并遇害。”武帝既感伤太子之死，又不能不守约赏功，所以又颁布一道语气颇堪寻味的诏书：“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
从上述史实来看，卫太子死于湖县鸠泉里确凿无疑。然而，在一个历来强调“以孝治天下”的礼仪之邦，父子兵戎相见，并且直接导致太子之死，实在不是一件光彩之事。事后，与卫太子力战有功之人几乎都因各种理由被诛杀、或自杀。例如，丞相刘屈氂以咒诅、重合侯马通（即莽通）、德侯景建以谋反罪腰斩，随江充掘蛊太子宫的小黄门苏文被焚杀，于鸠泉里参与擒拿太子、后擢为北地太守者族诛，秺侯商丘成以“侍祠孝文庙太不敬”自杀，题侯张富昌被“贼人”所杀，邘侯李寿以“不道”被诛。显然这绝不是一种巧合，也不单纯是武帝因感伤太子之死而泄愦，似乎也有掩盖巫蛊之祸事情真相的某种意图在内。对于武帝这种讳忌的心态，群臣心领神会，当然不肯贸然谈论卫太子之死。下面一个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卫太子死后不久，一位大臣奉命出使匈奴，狐鹿姑单于指使左右大臣诘难汉使曰：“汉，礼义之国，贰师道前太子反，何也？”汉使对太子之死避而不谈，反将责任全都推在已死的丞相刘屈氂的身上，狡辩道：“丞相私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也。”并反唇相讥：“孰与冒顿单于身杀父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可见卫太子虽然已死，但在朝臣之中却讳莫如深，民间百姓更是不明就里、将信将疑。到了始元五年（前82），昭帝君临天下，稳居未央宫已经多年，卫太子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曾经搅得长安城天翻地覆的卫太子似乎不肯如此沉寂下去，居然再度现身京城，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始元五年春季的某一天，京城长安未央宫北阙之前，突然一位头戴黄帽的男子，乘坐插着黄锦的黄犊车出现在宫阙之前，自称是“卫太子”前来求见。执掌吏民上书的公车司马不敢有丝毫怠慢，急忙将“卫太子”重新现身的消息紧急报入宫中。
“卫太子”的出现，立刻在宫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昭帝正是由于卫太子已死才得以登九五之尊，可是已死多年的前太子忽然复出，这是前所未有的奇事；况且巫蛊之祸爆发之时，昭帝尚在襁褓之中，对于那位异母兄长自然不可能留下什么印象。至于如何处置这位前太子，则成为昭帝需要立即解决的棘手问题，于是立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视”，以断定真假之后再作商议。此时，“卫太子”重新出现的消息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长安吏民数万人纷纷赶至未央宫北阙围观，人头攒动，群声鼎沸。右将军王莽唯恐局面失控，急忙调集禁军勒兵阙下，以防发生不测事件。可是，当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中二千石等高官会集于北阙之时，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端坐于黄犊车中之人的容貌形状简直与卫太子毫无二致，以致在场的公卿大臣无不满腹狐疑、噤若寒蝉，“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谁也不敢率先表态。就在众人惊诧不已、束手无策之时，京兆尹隽不疑最后一个赶到北阙，立即叱令随从的吏卒将“卫太子”收缚。有人劝解道：“是非未可知，且安之！”隽不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谐，此罪人也。”于是隽不疑力排众议，将“卫太子”缚送诏狱审讯。
在廷尉的验治刑讯之下，这位自称“卫太子”者，招供是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姓成名方遂，居于湖县，以卜筮为生。因一位故卫太子的宾客曾请他卜筮，惊叹其“状貌甚似卫太子”。于是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因此诈称“卫太子”，诣阙求见。为了进一步取得证据，廷尉又“逮召乡里识知者张宗禄等”前来辨认。最终，成方遂“坐诬罔不道”，腰斩于长安东市。
在成方遂诈称“卫太子”的一案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同为一人，《汉书·戾太子传》记为成方遂，而《昭帝纪》中则记作张延年，在其真实姓名尚未清楚的情况下就匆匆将其腰斩，无非是表明朝廷急于平息“卫太子”一案在朝野臣民中引起种种疑惑与猜忌，而对追查是何人冒充卫太子并不重视。至于隽不疑所云辄绝蒯聩复归卫国之事，见《春秋公羊传》哀公三年：蒯聩是卫灵公的世子，因为得罪灵公被逐出卫国，改立其子辄为世子。灵公死后，辄继位为卫君。蒯聩企图在晋国的支持下复位，被辄力拒而未果。辄拒绝其父蒯聩复位理由是“不以父命辞王父命”，完全符合《春秋》之大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成方遂冒称亡命在外的“卫太子”谐阙“几以得富贵”，与流亡他国而企图重新复位的卫世子蒯聩，除身份真假有别外，当有许多相似之处；隽不疑在尚未判断“卫太子”身份真假的时候，就认定即使是真的卫太子也是“得罪先帝”的“罪人”，立即将其下狱，与蒯以卫灵公之命坚拒其父复位的做法更是如出一辙。正因如此，昭帝与大将军霍光对隽不疑以《春秋》果断处理“卫太子”一案的做法甚为欣赏，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褒扬隽不疑精通经术，善以《春秋》大义决断疑案。隽不疑“繇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将军霍光甚至想女儿将嫁与隽不疑，在隽不疑固辞方才作罢。宣帝时，以断案精明著称的京兆尹赵广汉对隽不疑也极为佩服，曾公开宣称：“我禁奸止邪，行于吏民。至朝廷事，不及不疑远甚。”
实际上，以《春秋》之义决断疑案，自武帝推崇儒学之后已渐成时尚。大儒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以《春秋》专断淮南王刘安谋反案，就得到了武帝的首肯。出身狱吏之家、原本不通儒学的廷尉张汤，为了投合武帝“方乡文学”的心态，每决大狱，必符会古义，“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隽不疑以经术决断“卫太子案”，正是这种时尚的反映。其实，就是没有“《春秋》是之”，“卫太子”一案也只能如此处理，清人何焯对此说得非常透彻：“定大事，非此不可，此权也，岂必果应经术。”退一步讲，既使这位“卫太子”的身份真的被一些大臣所认可，昭帝与大将军霍光等重臣恐怕也不会承认，更不可能“让位”或与之分享权力与富贵。在政治利益与经义发生冲突之时，必然是抛开经义而服从现时政治的需要，何况在《春秋公羊传》中还可以找到能够作为“定大事”的依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