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浩
记得袁行霈先生说过，北大的西门就有一种气象。宋明理学大讲什么圣贤气象，搞得玄乎其玄的。袁先生说北大的西门也有一种气象，我当时便一下子想到了“盛唐气象”这个词。3年的北大生活，总觉得北大的“盛唐气象”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塌糊涂”可以概括得了的。正如对任何一种文化而言，她的精神，她的气象，终究还是要靠她的载体——人来体现。任何剥离了人的文化，都是一种僵死的文化。像周庄，开发搞旅游；原住民大批地撤退，外乡职业经营者大批涌入，白天，船娘穿上旧式衣服，摇船，用英语跟客人讨价还价，晚上，游客走了，船娘换上入时的服装，回到新镇自己的公寓。周庄就像一个空空的驱壳，在商海大潮中供现代人凭吊。
不知怎的，每次寒暑假期，看着燕园里蜂拥而至的人流，我都下意识地想起了周庄。去周庄旅游的人是去凭吊周庄，来北大看“一塌糊涂”的人，何尝不是在凭吊北大？——如果北大气象的载体，北大人也被忽略的话。
北大的本科生，有一种天然的蓝色贵族的自豪感，或者就像朱文莉老师说的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天命观，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真个可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了。
任何一种气象都是要讲传承的。北大同学身上的天命观从哪里来？——北大的历史？北大的环境？还是北大的讲座？我认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大的先生。
在国关求学的3年，没好好读几本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书，也终究下不了决心好好抓一下英语，闹得现在东不成，西不就。但若干年后，回忆起国关的生活，永远忘怀不了的是国关先生们“煦煦春阳的师教”。
记得大一上中国外交史的时候，大家都还在唧唧喳喳地沉浸在春节的喜悦之中，一个神情严肃的老师操着湖南乡音说：“上课了。”老师从新闻时事谈起，说吕秀莲是宝马的代言人（big mouth woman之简写BMW），称他自己是big mouth man，言多必失，逗得哄堂大笑。严肃下来之后，老师又要求我们要有新蜜蜂的精神，开拓创新，勇于进取。众皆不解。老师遂问：“新蜜蜂英文何以言？”大家还没反应过来，“NEW BEE”——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英文，并昂着头朗诵起来——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和sail老师一年的亲密接触。
洋洋洒洒一部晚清外交史原来可以这样上：sail师嬉笑怒骂，茈伐臧否先贤古人，娓娓道来，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周围的世界，去重新审视自己。sail师自称自己是蛮夷，我们也或多或少地了解他坎坷的经历。或许湘西人血管里流淌的都是乐观、倔强、幽默的血液。沈从文如此，黄永玉如此，sail师也如此。曾经多次看到sail师贤伉俪在校园的林阴道上散步。黄昏夕阳，人间冷暖，我在心底衷心地祝福他们。
去年的敬师墙上，一位不知名的国关同学写着“可爱的山东大苹果”。我知道，2000级的同学们也知道，所谓的山东大苹果乃2000级本科班主任于铁军老师是也。于老师带了我们两年的专业英语精读，多次在课堂上欣赏于老师专注思考时脸上涨红了的神情——恐怕就是山东大苹果的第一出处吧。很奇怪，于老师儒者气象的男儿，却起了这么铿锵有力的名字。印象中，于sir最经典的一幕是，超级球迷的他点我班一名为伟峰的同学为“李玮峰”，一时四座皆惊。
2000级的同学都记得，于老师对我们班一位不幸同学慈父一般的关爱。前前后后两年了，按理说，于老师该尽的责任都尽得差不多了，但于老师还在默默地继续他的关爱。隐约听别人说起，那位同学在北京上手术台的时候，没有家人在旁，而手术有一定风险，于老师颤抖着双手签下自己的名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是北大气象的一项内容。
大学3年，受胡适先生影响极深，甚至把“适之门下走狗”这样的封号也抢过来贴在自己身上。适之先生终究已然在彼岸，自己终究只能喟叹时不我与，艳羡罗尔纲先生、胡颂平先生沐浴“煦煦春阳的师教”的天作之合。
有幸拜在许振洲老师门下，度过了大二一年快乐而充实的时光。许老师在电厂当过工人，也曾在法兰西负笈求学十余载。上许老师的课，是人生无上的享受，短短50分钟的课，可以学到如此多的知识，可以长如此大的见识，可惜许老师已经不再教我。许老师授课，天马行空，神游四海，却又“形散而神不散”。从声讨文化塔利班，到对沙尘暴现象的政治学思考，以及他和我们对科学的认识的分歧，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的主线。
上许老师的课，才知道自己读的书，自己走的路是这样的少。我们的眼中，许老师是本百科全书，事无巨细，大小典故，没有他不知道的。同时，许老师对生活乐观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每一个学生。许老师似乎更适合做玩家——王世襄老先生的那种。
温文尔雅的许老师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得知王联老师因为公务繁忙，积劳成疾，许老师紧锁着眉头，愤怒地控诉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许老师的双目似乎都要喷出火来。
一年来，从四合院建筑到明清家具，从诗词歌赋到科学民主，许老师不仅教会我们知识，更启发我们用常识去思考问题，不信书，不惟书，只惟实。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有宽容的精神——自己既是别人宽容的对象，同时自己也是对别人宽容的人。
孔子在《论语》中希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今年，我们SIS上的一干水车却有幸跟随seikei师“从夫子游”。seikei师是谁，SIS上的水车都知道——大名鼎鼎的1992级国政班的掌门“老大哥”（用英文说，就是big brother，嘿嘿），从不点名，认为“那是破坏形象的事情”的王联老师。这学期，王老给我们上国际政治概论，又是网络教学，又是小组辩论，忙得不亦乐乎。很多来旁听的研究生说，他们当年就是看了任老那篇《1998级的学生》，才慕名考国关，慕名上王联老师的研究生。
有幸，在一个彤云密布的冬日，SIS上的水车敲了seikei师一顿报告。seikei师请了俺们一干人等在嘉木品茗，聊学业，聊人生，聊远游。后来听说那一顿敲了220块大洋，大家心里都惶惶然。
不过还好，seikei师说明年春天还要和我们一起重上箭扣，攻克九眼楼。我期待着漫山野花盛开的春天的到来。
还有很多很多国关的先生：桃花源中的杨朝晖老师，肚子里有说不完的俄国笑话的老关，精通四国语言、熟稔西方政治思想甚至量子力学的唐老鸭，纵横捭阖评点天下大事的老朱老师，将美国政治外交讲得深入浅出的小朱老师，还有一直未曾谋面的潘维老师——国关的先生，真个是星汉灿烂。
罗尔纲先生在适之先生门下求教5年，喟叹“煦煦春阳的师教”。可惜胡适先生早已驾鹤西去。但是，北大的精神，北大的气象，却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吴浩，男，北大大四学生，胡适的同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