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摩菲依代表库班河上游地区推荐斯大林同志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他的发言博得热烈的掌声。他自己更是激动无比，想到农庄的成就、家庭的荣誉、儿子的功勋，哪一样能离开斯大林的领导呢！这次乡亲们还推选谢尔盖为区苏维埃代表。
谢尔盖的心目中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区了，他对批评他不关心本村的父亲说：我愿意看到明天，那就是技术、机器、电力，可是在一个村子里进行电气化是不行的，应当将整个战线向前推进。群众中有多少杰出的人哪，就是犯过错误，沾染旧习气的人，也都跑步跟上来了，连菲道尔这样顽固的老哥萨克，在输电线路工程中，也赶着马，带着工具追上来了。
发电站终于落成，光明就象初升的太阳一样，由乌斯齐涅文斯卡亚冲向草原，照亮了人们奔向美好未来的大道。
茹尔宾一家
《茹尔宾一家》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写于1952年。
作品主要描述了造船工人茹尔宾一家三代人的生活。祖辈马特威退伍后，带领全家参加恢复造船厂的劳动，并不顾年迈努力工作。父辈尹里亚亲手建造了8艘船，为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需要，更加顽强地学习。子辈更是你追我赶，携手前进，终于使远洋巨轮下水，向遥远的国家开去。他们一家人为人类而活着，并把各自的本领奉献给全人类。
小说歌颂了苏联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被文学界誉为50年代苏联文学中描写工人阶级的成功佳作之一。
俄罗斯森林
《俄罗斯森林》是苏联作家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写于1953年。
小说从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前一天写起，以1942年春天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结束；但书中一再穿插发生在本世纪初和20、30年代的往事倒叙，从内容上说，它涉及半个世纪的俄国历史变迁。
主人公维赫洛夫是一个所谓“通过森林走向革命”的林学家。十月革命前在彼得堡林学院毕业后，他到一个边远的林区从事林业研究工作而且颇有成就，得到了著名林学家托里亚柯夫的赏识；在这个林区他还成了家，生了个女儿叫波丽雅。后来，托里亚柯夫把维赫洛夫调到莫斯科林业研究院当他的助手，不久又提拔他为一个研究室的主任。
维赫洛夫是一个清清白白地做人、老老实实地搞学问的科学家，他真诚地认为，“十月革命……首先是一场为赢得人性的纯洁的战斗”。在林业科学研究上，维赫洛夫则继承他老师托里亚柯夫的观点，主张大力保护俄罗斯的森林资源，要求森林的年采伐量不得超过森林的年增长量，坚决反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过量采伐木材的苗头，他甚至尖锐地指责放任对森林大砍大伐的人是“恶人”，他警告说：“宁肯现在流汗，也不要将来流泪。”然而，维赫洛夫大声疾呼地宣传他这一科学观点的时候，正是20年代中期，也就是苏联第一个5年计划就要上马，基本建设需要大量木材的时候，所以他的主张受到了不少人的非议，而他的反对派中的挂帅人物格拉茨安茨基，就是他十月革命前彼得堡林学院的同班同学。这个格拉茨安茨基1911年曾和维赫洛夫一起参加过一个革命组织，后来被沙皇警察局头子用美人计诱降，成了叛徒。十月革命后他隐瞒了这段丑恶历史，伪装进步，在森林科学界结党营私，玩弄阴谋，打击有真才实学的爱国的林学家维赫洛夫和他的老师托里亚柯夫。维赫洛夫每发表一部著作，格拉茨安茨基就出来写文章进行批判，而且往往是从政治的角度加以诋毁。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格拉茨安茨基甚至向维赫洛夫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你拼命想用森林的年增长量来限制苏维埃的森林采伐事业。”就这样，维赫洛夫横遭诬陷，被免去了林业科学院研究室主任的职务。
维赫洛夫在遭到这一打击的同时，还经受着个人生活的不幸。1929年春，他的妻子叶林娜突然离开了他。他们的分离不是由于夫妻生活不和，而是因为叶林娜是富农家庭出身，她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在莫斯科享清福，也怕因自己的出身历史而连累维赫洛夫。但所有这一切难言之隐，叶林娜也无法跟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女儿波丽雅剖露清楚。因此，波丽雅懂事之后，总把母亲离开父亲的原因归咎于父亲，再加上格拉茨安茨基之流在报纸上对维赫洛夫不断进行政治陷害，使得波丽雅更加憎恶他的父亲。正直的维赫洛夫蒙受着双重的不白之冤。
以1941年夏卫国战争的爆发为契机，情况发生了变化。俄罗斯森林成了苏维埃祖国的象征，维赫洛夫提出的为了造福子孙后代保护俄罗斯森林的科学观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支持，过去窒息学术民主的学阀作风也遭到谴责。一个青年在奔赴前线之前愤愤地说：“谁给了格拉茨安茨基对维赫洛夫进行如此尖锐的政治性攻击的权利？”随着维赫洛夫观点的逐渐占上风，他的对手格拉茨安茨基的不学无术也逐渐暴露，再加他革命前那段丑史的沉重包袱，以及知其叛徒底细的外国间谍的一次夜访，更使他无地自容，最后他只好以自杀了结一生。和格拉茨安茨基的命运相反，维赫洛夫获得了国家勋章，而且被任命为林业科学院的领导人。与此同时，维赫洛夫父女关系也出现转折，波丽雅对父亲的怀疑逐渐消除。她参军上前线的前夜，特地来向维赫洛夫告别，波丽雅对父亲表示：“要为清白而斗争……要使得身后站着的永远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要让人离开人世的时候也带着微笑。”
解冻
《解冻》是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中篇小说，写于1954年。
在伏尔加河沿岸的一个城市的工厂里，厂长茹拉甫辽夫被人称作是“小官僚”、“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他长期“让工人们住在破草房和木棚里”，不关心工人的生活，一心只想怎样完成生产任务，得到上级的奖赏和表扬。他认为，“如果说一切都好，那么，一切也就会真的变得更好起来；少看些阴暗面，那么，阴暗面也就会更少些。”老布尔什维克、老教员普霍夫对茹拉甫辽夫之流厌恶极了：“有多少人因为这样的人而痛苦流泪呀！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剔掉一个这样的人，马上就会有一个新的出来，象雨后春笋一样。”
厂总设计师索科洛夫斯基是一个热爱工作，“很纯洁”，“相信正义”的人，但爱说些讽刺话，近来时常看着报纸，自言自语地说：“写得真对呀！”并对旁人说，最近关于鞋的问题、锅的问题的决议，“真是希望人们能生活得好啊！”看来，“茹拉甫辽夫快被革职了。”在厂党委会议上，党委书记提出建筑3幢职工宿舍，索科洛夫斯基则说：“早在1952年就该开始。”厂长对索科洛夫斯基的批评怀恨在心，在一些人面前散布流言蜚语，说索科洛夫斯基不是什么老党员，历史上有污点，把家属安在比利时，对这样的人，充其量只能信任50%，等等。工程师柯罗捷耶夫对厂长把索科洛夫斯基骂得“体无完肤，死有余辜”的做法，深为不满，认为现在不是厂长“能陷害他的时代”。
厂长的妻子莲娜是位教员，婚后渐渐地感到“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不关心人的生活，缺少感情，因而同他疏远了起来，而对柯罗捷耶夫则产生了好感。最后，她决然离丈夫而去。莲娜的母亲是集体农庄主席，对女儿的做法不仅没有批评，而是同情和支持。她告诉女儿说，中央全会讨论农业的消息一传到农村，“大家情绪都很高，心情也舒畅了”，“现在，很信任人们”。
茹拉甫辽夫对有关暴风袭击的天气预报充耳不闻，结果三排工棚在暴风中倒塌了。他因而被撤去了厂长的职务。索科洛夫斯基听到厂长对他的诬陷后，病情大大加重了。随着暴风的过去，厂长的下台，他第一次从病床上起来，走到窗前，看了一下灰色松软的雪，他想：“春天就在眼前了”，“街道上另一边的冰柱已在渐渐沥沥滴水”。
普霍夫的儿子小普霍夫是个画家，他幻想荣誉和金钱，专门给“先进生产者”茹拉甫辽夫等人画像，在艺术上“粗制滥造”；他的同学萨布罗夫宁愿生活得贫困，却始终勤奋地画风景画和自己妻子的像。最后，萨布罗夫的家在星期天，终于“被赞叹不已的来访者挤得满满的”，成了一次“庆祝公理胜利的日子”，而小普霍夫的画卖10个卢布也没有人要。
癌病房
《癌病房》是苏联作家亚·伊·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
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大学生的故事。科斯托格洛夫在大学生时代，因谈话中流露出对斯大林及现实的不满，被捕入狱，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度过7个年头后，于1953年春因患癌症住进医院。此时女学生薇拉闯进他的生活，爱情的甜蜜给了他力量和希望，帮助他活了下去。
小说通过主人公及癌病房里病人们各自的经历和遭遇，反映了斯大林时代的许多现实：大清洗、滥杀无辜、大批流放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家们和人民的沉默与驯顺等。
作品揭示了造成个人迷信的原因，指出了人生目的、社会主义、道德与经济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结尾写科斯托格洛夫病愈出院，未能找到薇拉，却听到大赦消息，是喜是悲，耐人寻味。
作品文笔轻松，结构严谨，在外国被译成多种文字，被称为“以俄罗斯古典作家的优良传统写成的一部杰作”，但在其祖国苏联却一直未获出版。
被开垦的处女地
《被开垦的处女地》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32~1960年。
作品描写了顿河格内米雅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疾风暴雨般的历史变革，反映了苏联农民开展集体化运动的过程。小说的主人公达维多夫是钳工出身，当过水兵，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他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既要抵制右倾错误，还要反对左倾思想。在“妇女骚动”事件中，他的高度党性原则表现得极为充分，对向他要仓库钥匙并且殴打他的那些妇女，一面坚定地维护人民利益，不给她们仓库钥匙，一面对骚动的妇女耐心地说服教育，使他和群众的关系越来越近。
作品还真实描绘了思想意识复杂的中农梅潭尼科夫克服小农私有观念走向集体化的觉悟过程，揭露了白匪军官波罗夫则夫和富农阿斯特罗夫诺夫，鞭挞了革命队伍中蜕化堕落的叛徒奇特波罗金和钻进革命队伍内的雅可夫·洛维夫。
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从相互矛盾冲突中来展示他们多方面的性格，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
作品是苏联文学中描写农村集体化时代新农村的重要作品。
一个人的遭遇
《一个人的遭遇》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写于1956年，发表于195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