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我讲第一次进货卖货时的经历；讲读我作品时的一些感受；讲他创办自强商行的诸多艰辛和困难；讲残疾人事业的被冷落和鄙视；讲人海漂浮的复杂与苦恼；讲收听电台节目时的快乐喜悦；讲自己对未来的神往和期冀……后来我注意到，几乎每次聚会他总要唱起那首《我和我追逐的梦》。我想起温森特那句话：厄运助成功者一臂之力。
樊刚的朋友有很多吧，生意场上的，生活中的，熟悉的和陌生的。他们和我一样为他执着的生命而感动而激励着自己。只是我想，他心灵深处难免有一点孤独和无奈，在这沧桑人世，有许多东西是命中注定要割舍和放弃的，而仅凭着傲然的理智和不熄的情感，就能挽留住那逝水流年吗？
原来要用诗去描述他的经历和情感，却发现，所有的语言都那样憔悴。
樊刚过生日时，我送了他一部雨果的《悲惨世界》。题字是：因为世间充满了苦难和悲哀，所以才显现出善良人心灵的可贵，当你拥有或失去一切的时候，记得还有我这样的朋友。
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说他整夜失眠。我知道有一种岁月中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托举着我们平凡却并不平庸的一生，如果有一天我们过早地远离了这繁华和喧嚣，我们应该有理由对自己说：我们活过，并且爱过。因为有樊刚这样的朋友，我感到生命是那样的真实可信。我们还怀疑什么？
那一刀剁在了母亲的手上，也剁在了我的心上。
一夜白了头——叶白
我的家乡在沂蒙山腹地。这里土壤多为沙石，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不易生长，村民们一年到头全靠地瓜干煎饼来维持生活。我们兄妹4人，我在家是老大，日子过得很苦。但母亲没有听邻居大叔那句“穷读书、富放猪”的致富经，先后把我们送进了学校。
从我记事起，便知道父亲没日没夜地在山上采石头卖，辛辛苦苦的父亲采一天石头才能挣角钱。母亲在田里劳作，操持一家人的生计。常年的辛劳使她患了一身的病。
我12岁那年，考上了县城一中，这对于一个农家娃来说十分不易。在县城一中读书那几年，我一日三餐靠吃母亲送来的地瓜煎饼和咸菜充饥，发愤苦读，为的是考上大学，让母亲得到些许的安慰。没想以日后我以5分之差落榜。
记得从县城看榜回家时，母亲正蹲在地下剁地瓜皮。见我回来，她期盼地问：“儿子，考上没有？”
我不敢正视母亲的眼睛，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别泄气，考不上再考。”母亲又继续剁地瓜皮。只听“哎哟”一声，我抬头一看，母亲正用右手使劲捂着翻地瓜的手，殷红的鲜血顺着手背淌了下来，滴在了未剁碎的地瓜皮上。
那一刀剁在了母亲的手上，也剁在了我的心上，整整疼了好几年啊！
第二年，我考上了山东省丝绸工业学校。母亲再也拿不出一分钱。她东借西借只借到了70元钱，可离300多元的学杂费还差得太远。母亲三天三夜没合眼，看见母亲更加消瘦的脸和日渐增多的皱纹，我哭了：“妈，这个学我不上了。”“说什么傻话，多读书没坏处。妈会想出办法的。”第四天吃完晚饭，母亲告诉我她去姑姑家借些钱。
那天，我和父亲坐在灯下一直等到半夜12点，母亲还没回家。我坐不住了，因为去姑姑家都是坎坷不平的山路，要经过几座山和一片阴森的坟地，就是白天走，也叫人毛骨惊然。我懊悔极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要陪母亲一起去呢！父亲也急得不行，就在我们准备出门接母亲时，母亲踉踉跄跄地回来了，额头上，手上都是血。
我扑过去：“娘，发生什么事了？”
母亲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路上遇到打劫的，要钱，我说没有，他搜了半天，没搜着，就把我打了一顿。”说着，母亲脱掉鞋，从里面拿出一沓钱递到我手里：“儿子，拿去交学费吧。”
接过母亲差一点搭上性命换来的两百多元钱，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在丝绸学校读书的日子里，每当就餐时，我捧着热气腾腾的馒头都会想起母亲，体弱多病的母亲长年累月咀嚼的都是地瓜煎饼呀！
寒假结束返校前，我故意对母亲说学校的饭菜吃不饱。母亲心疼地为我连夜准备了一大尼龙袋地瓜干煎饼。
回校后，我把煎饼放在床下的木箱里，每当吃饭时，我就拿上几个偷偷溜出校园，眺望遥远的故乡，啃那令我既爱又恨的煎饼。放暑假时，我用省下的50多斤馒头票去食堂换回了两袋馒头。
当我把馒头捧给母亲时，母亲迟迟没有伸手，愣了好半天，她才说：“儿子，这是你偷的吗？”“娘，不是……”“不是偷的，怎么有两袋白面馒头？这么多年，娘见也没见么多白馍呀。”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后说：“娘，自从我记事起，您就天天吃地瓜干煎饼，这次您就接受儿子这份孝心，吃顿白馍吧。”
母亲怔怔地望着我好大一会儿，伸出双手颤抖地接过馒头，哺哺地说：“好儿子，娘吃。”
年，我从丝绸学校毕业后原指望找个好工作能够供弟弟妹妹上学，减轻父母的压力。可我的梦想很快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我分配去的那家工厂很不景气。经常一两个月发不出工资。后来我又调了几个单位，但都不尽如人意。我自己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又何谈顾及乡下弟妹呢？
这一切对我打击很大。此时，家庭的负担已使父亲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这年年底，我回家过年。一天吃晚饭时，父亲对妹妹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话：“兰子过年后别上学了，家里实在没有办法供你读书了。”妹妹傻了一般地看着父亲。母亲则“霍”地站了起来：“不行。”父亲瞥了母亲一眼：“你有什么本事供她上学？”“我就是到街上要饭，也要供兰子上学！”母亲大声喊道。父亲打了母亲，母亲鼻子里的血流在她的衣衫上。
妹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跪在父亲跟前，抱着父亲的腿，苦苦地哀求：“爹爹，别打娘了，我以后每天都不吃早饭和午饭了，省下钱来上学行吗？”
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我压根儿就没想到父亲会打母亲，也没想到妹妹会有如此执着的求学精神。
沉默了好长时间，我看见一行浑浊的泪从父亲那张苍老。枯叶般的脸上滚了下来。
他扶起妹妹，哽咽着说：“兰子，不是爹不想让你读书，是你今生投错了胎呀！”
母亲默默地对墙而坐，久久沉默不语。
第二天凌晨，大约3点多钟，被一夜噩梦惊醒的父亲发现母亲不在床上，他匆忙披上衣服提着灯笼来到了院子里，借着微弱的灯光，发现昏迷的母亲直挺挺地躺在院子一棵老榆树下，脖了上套着绳索，在绳子的另一端，是一根胳膊般粗的榆树枝。父亲摸了摸母亲的胸口，心还在跳动。很显然，母亲上吊时，树枝便断裂了，是老榆树救了母亲的命。
令我们非常奇怪的是，第二年春天，那棵本来很茂盛的老榆树竟没有发芽，不久就枯死了。
年8月，辍学两年的妹妹靠自学考取了泰安贸易学校。这本是一件喜事，但那高达元的学费却使母亲一夜之间急白了头。
妹妹恳求母亲：“娘，我想上学呀，能不能借些钱，等我毕业后一定还。要不就找一个有钱的婆家要7000元钱还债。”“借，我娃能考上，是我娃的本事，娘一定要让你按时上学。”
第二天，母亲让我用独轮车推着她，妹妹在前面拉着，走上了向亲戚借钱的路。这条路真难呀！我们走了几十里路，借遍了20多个亲戚，任凭母亲磨破嘴皮也没借到一块钱。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大滴的泪珠顺着母亲满是皱纹的脸滑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的母亲流泪。我知道那是失望的泪，是无奈的泪，也是自责的泪。我不知道怎么安慰母亲，我恨自己这么大的男儿竟不能为母亲来担生活的重负。
晚上，由于一天的奔波，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弟弟跌跌撞撞地闯进来，语无伦次地说：“哥，娘……出事了……”
我脑袋“嗡”一声，忙冲到母亲房间，只见她斜躺在床上，口吐白沫，脸色发青，已不省人事，旁边有一个翻倒的农药瓶。妹妹抱着母亲的腿放声大哭；“娘，娘，您醒醒，我不上学了。
悲痛欲绝的父亲招呼我和弟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迅速将母亲送往医院。
感谢白衣天使，母亲打了一天一夜的吊瓶后，终于脱离危险。母亲睁开眼的第一句话是：“我无能，我想让孩子上学呀！”
母亲对儿女的这份真情感动了我家的亲戚们，做生意的舅舅送来了2000元，其他亲戚你、我300，在妹妹报到前一天，终于凑足了所需的学杂费，妹妹启程那天，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
如今，妹妹已经毕业，在一家企业上班，两个弟弟也参加了工作，我于1998年调到基层政府机关工作，家里的境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兄妹4人以最大的努力在使母亲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我坚信每个人都能避免做出令人难过的事，只要有一个赞美的环境感染他、引导他，相信他一定能走出误区，走向光明。
赞美的效用——詹启星
电视新闻、报纸屡屡不断报道泯灭人性的案件，但我确信良善的行为永远是社会的本质。因为童年时自己深刻体验了父亲的信心与爱。
在上小学时，因课业和行为都可以轻松应付父母及师长的期许，所以生活的重心转向了同学间百玩不腻的电玩和漫画。但小孩子资源有限却欲望无穷，为了更新的游戏需要更多的消费，我打开哥哥陈放有序的抽屉，不告而取，生平第一次偷别人的东西。
有了不劳而获的经验，偷窃像吸毒刺激欲望般难以自拔。家中每个人从来不曾防备，也未察觉最小的弟弟——我，竟规划了一套偷钱的顺序，让家人的警觉降至最低。
直到一天中午和父亲午睡，心里正盘算如何趁父亲熟睡后翻寻他的外裤口袋。酷暑难耐，父亲以为儿子难耐闷热而无法入睡，拿了扇子帮我扇凉，说：“看你睡不着，讲个故事给你听吧！”
其实父亲根本不会讲什么童话故事，只是絮絮叨叨，把自己记忆中小儿子种种的可爱、懂事、孝顺、聪明等既满意又得意地缓缓讲了一堆。
不记得父亲究竟说了我什么好处，更不知何时入眠，但清楚记得在父亲的话语中，我偷偷地哭了。父亲手扇的微风、真爱的话语，使我在深深自责的泪水中彻底洗涤自我。我想，我的人格是从几十年前的那一刻淬炼成型的。
我坚信每个人都能避免做出令人难过的事，只要有一个赞美的环境感染他、引导他，相信他一定能走出误区，走向光明。
谁想得到赢弱的老太太会有那么多东西与人分享。
朋友是个老太太——施朋
我十二岁那年，全家迁居英格兰，我小小年纪，那已经是第四次大搬家了。父亲任职于政府，每隔几年总须派驻海外一次，因此我已惯于与朋友忍痛分手。
我们在柏克郡租了幢占地宽广的十八世纪农庄。附近有古堡和严穆的教堂。我性喜大自然，最高兴的还是看到环绕我们屋子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林地。毗连后院篱笆的密林里，网状的小路几乎可以通往任何地方。雉鸡会在你走近时拍翅飞起，投进前面浓密的月桂树叶和欧洲蕨。
我总是得闲便独自在树林里田野间漫游，扮演侠盗罗宝汉，作白日梦，收集昆虫，观赏鸟雀。它是男孩子的乐园——却也是个孤寂的乐园。我一向独来独往，难得和人深交，以免下次搬家时有什么牵绊。怎知有天我却无意中交上一个朋友。
我们在英格兰住了大约半年后，老农克劳福允许我在他范围广阔的产业上任意闯荡。我每周末去远足，爬上斜坡漫长的小山，可达一处浓密得几乎进不去的树林，名叫“熊林”。我心想，这是我的神密堡垒，简直就是圣地。我穿过了一道有刺铁丝网溜进去，把艳阳和嘁喳抚攘的虫子及动物都留在外面，静静进入另一世界——一个有穹隆拱顶的大教堂，树干为栋，多少年来积叠的棕色长松针为软毯。我自己的呼吸声在耳朵里嗡然作响，林地里任何生物最轻微的蠕动，也会在这个全属于我的乐园里回荡。
某个春日下午，我漫步于上星期似曾瞥见有个池塘的附近。我悄悄前行，小心翼翼，以免惊扰坚鸟或喜鹊，免得它大声警告其他生物躲起来。
也许就是那位几乎被我撞上的瘦小老太太和我同样愣呆的缘故。她倒抽一口冷气，本能地用手捂住她的喉咙。但是，她很快就恢复镇定，绽出一个欢迎的微笑，我立刻放下心来。她胸前挂着一副像是高倍率的望远镜。“哈罗，小伙子，”她说，“你是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
美国人。我匆匆回话：我住在山的另一边：我只是来看看这里是不是有个池塘；农夫克劳福说过我可以到处逛，而且，反正……我正要回家，那么，就再见吧。
我正要转身，老太太欣嫣一笑，接着问：“你今天看到过从那边小树叶里出来的一只小猫头鹰吗？”
她指向树林边缘。
她懂猫头鹰？我觉得诧异。缺德的同学说，只有我这种“鸟痴”才知道一点关于鸟儿的事情。寻常孩子用的是弹弓。
“没有，”我回答，“我以前见过。不过都不够近，总是它们先看见我。”
老太太笑起来：“是啊，它们非常机警。自从它们在这里出现以来，猎场管理员总是开枪射它们。它们是引进的，你知道吧，不是土生土长的。”
“不是本地的？”我问着，劲儿也上来了。知道这种事的人一定有一套——即使她擅闯我的宝地。
“哦，不是的！”她回答，又笑起来。“我家里有些关于禽鸟的书，关于它们的一切问题书上都有。说起来，”她突然说，“我正要回家喝茶，吃些果酱小烘饼。你愿意一起来吗？”
以前有人警告过我不要搭上陌生人，可是不知什么道理，我觉得这位老太太不像是坏人。我说：“好的。”
“我是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她自我介绍，伸出白净细嫩的手。
“迈可，”我笨拙地握握那双手。
我们随即上路，老太太用令人意外的轻快步履大步走。她谈到大约十年前她丈夫从大学教授职务退休后如何和她一起迁居柏克郡。“他去年过世了，”她说，突然若有所思，“因此我现在是自己一个人，有用不完的时间四处走。”
不久我看到一幢砖砌小屋在逐渐四沉的阳光里发出粉红色的光影。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打开大门，请我进去，我游目四顾，对着层层叠叠的书架子，正面镶玻璃、摆放象牙、乌木和石刻雕像的框架，以及满是化石的橱柜，不禁暗自欣羡。那里还有长满苔藓和蕨类的玻璃培育箱和好几盘钉住的蝴蝶标本。最好的是十几只刻制的鸟儿——包括一只稍稍蛀坏、装了玻璃眼睛的鸟鹗，在它的栖息金属横条上歪在一边。
“哇！”我只挤得出这么个字。
“你母亲是不是要你在什么时间回家？”她一面烧水泡茶一面问。
我说谎：“没有。”接着，我瞟了时钟一眼，又说：“呃，也许五点钟吧。”那么我会有将近一个小时，虽然还不够我问遍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在大门口喝茶和满嘴果酱烘饼之间的空档，我学到各式各样的知识——如何沿公共小径的卵石间寻觅饼海胆化石；或者根据睡鼠啃啮榛子的咬痕，可以知道它是否就在附近。
那个钟头实在过得太快。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简直是把我推出大门的。不过她送我出门时借给我两大册书，一册全是美丽的鸟雀插图，另一册则是蝴蝶和其他昆虫。我答应下个周末送还，如果她不介意我来串门子的话。她微笑说，她盼望再看到我。
我交上了全世界最好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