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就加入同盟会的吴玉章是资深革命家，他于1917年在北京创办的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为我党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留法学生中的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
吴玉章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南昌起义中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遵党指示赴苏联，长期在东方大学等校学习、任教，1938年才返回国内。
193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六十岁生日，此时他正在重庆忙于出席国民参政会。次年11月，吴玉章返回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提议为吴老补祝六十大寿。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庆祝会”。
毛泽东在祝寿会上兴致勃勃地发表了即兴讲话：“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吴老祝寿。想起我在三年前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我那时就说过，我们替他祝寿，不是无原因的。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欢喜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热爱他们。党外也有很多受青年尊敬的老人，例如马相伯就是一个，他做寿时我们共产党还打了贺电去，因为他主张抗日与民主政治。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么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毛泽东文集》时，把这篇祝词收入第二卷，并作了注释：吴老指吴玉章，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徐老指徐特立，当时任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谢老指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所以说，“五老”的称谓是1940年1月15日由毛泽东提出并一直传颂至今的，党史上通常称之为“延安五老”。
这“五老”中，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都是中央苏区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吴玉章在南昌武装起义失败后，于1927年11月去苏联学习和工作，在国外有11年之久。其中，1935年10月至1936年7月，吴玉章受组织派遣从苏联到法国，在巴黎主编《救国时报》（中文）。1938年3月吴玉章才从苏联启程回国，所以长征时，吴玉章不在国内，自然也无法参加长征。
在党史上，除了“延安五老”，另外还有“苏区五老”的说法。“苏区五老”由“延安五老”中的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四人，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何叔衡是“五老”中年龄最大者，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在苏区时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何叔衡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