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青时，曾对两位近代奇才推崇备至，一位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另一位是“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的梁启超。
杨昌济于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他指点毛泽东读书与治学，“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就是说杨昌济常常引用曾涤生、梁任公的实例来勉励毛泽东。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即梁启超也。所以，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对曾国藩和梁启超最为关注。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曾国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是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所说的话，这里的所谓“独服曾文正”，主要是指佩服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的“完美无缺”的军事手段。后来毛泽东于延安时代也曾劝党的高级干部说：“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晚年，毛泽东于1969年1月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毛泽东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他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
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很高，他曾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康梁分道扬镳后，曾国藩著作长伴梁启超左右，使他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激愤中，能很快恢复平静沉着。
而论及对青年毛泽东成长影响最大的近代人物，则非梁启超莫属。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各科皆治的通才，对毛泽东在思想、政治观点、文章风格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任何近代人都无法比拟的。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六岁就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其早慧与聪颖之超人，实属世所罕见。中举时的主考官李端？盛赞梁启超是“国士无双”，爱其年少才高，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李惠仙比梁启超长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
梁启超22岁就跟着康有为公车上书，成为名动一时的士子领袖，1898年，25岁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一跃成为了“乱党”头子。戊戌变法之后流亡，又担任《时务报》主笔，一纸风行海内外。“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欲狂欲语谁”（梁启超诗句），生动刻画了梁启超当时的走红指数与巨大的影响力。
梁启超举人出身，立过宪保过皇，流亡海外之后思想大变，为捍卫民主宪政不惜与老恩师康有为反目；梁启超另一个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他敢于否定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他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思想启蒙大师，对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一代知识人有思想哺乳之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梁启超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都要高。
梁启超的思想影响过很多人，弟子也大都很厉害，如率先举起反袁大旗的蔡锷将军，就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之一。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水平也是无人可及的，他的9个孩子都是人杰，其中出了三个院士。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世所罕有。
毛泽东比梁启超小20岁。受时代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毛泽东小时候在私塾中所能接触到的书不过是《百家姓》、《三字经》、《论语》、《孟子》、《中庸》、《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传统的东西，很难接触到到一些新思想。
1907年，14岁的毛泽东才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早期改革家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和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都是讲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振兴商务，强国富民，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眼界大开。这些新鲜的知识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而又奇妙的世界，毛泽东为之很是振奋。
然而，让毛泽东倍感新鲜的《校·庐抗议》和《盛世危言》，讲的都是30多年前洋务运动时期的事了。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庐抗议》，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冯桂芬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林则徐的学生，受其师影响，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则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
25岁时就挟戊戌变法之雄风而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的梁启超，此时正纵横捭阖地驰骋在思想舞台上。梁启超不仅继承和发挥了近代思想解放先驱者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思想，而且突破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宣传新思想，传播新观念，介绍新知识，为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所倾倒。他以半文半白的流畅可读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的强国富民的大道理，再交织着动人心肺的热烈的情感，吸引了社会上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梁启超迅速成为那时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时有中国百年以来第一时评家之誉。
特别是梁启超所创造的“新民体”，被认为是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伟大贡献之一，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民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梁启超的“新民体”气势如虹，读之使人酣畅淋漓，有大快朵颐之感，如他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梁启超好生敬佩。1910年，毛泽东从他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过期的《新民丛报》。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认真阅读，反复思考，直到里面的不少文章都“可以背诵出来”（《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9页）。毛主席尤其喜欢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刊登的《新民说》。这篇论文分20个专题，以新颖的文字，令人信服的哲理，论述了自由、民主、权利、义务、社会道德、社会组织、国家思想、尚武精神、个人自尊、新民素养等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毛泽东读后，茅塞顿开，忽然明白了许多道理。他不仅将一些重要的段落加点画圈，而且还在旁边写有批语。现藏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新民丛报》第４期，就留有毛泽东对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一节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此时，毛泽东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现代国家观念，对专制制度有所批评，对梁启超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好感。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听到广州黄花岗反清起义失败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大字报），贴在墙上，呼吁推翻清朝统治，让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来组织新政府。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回忆那时的感受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一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对梁启超的崇拜远胜于康有为。他习惯上将“康梁变法”说成“梁康变法”。他曾一度取笔名为“学任”，他曾解释说这个笔名含有学习梁任公之意。他还学梁启超的“新民体”去写文章，文风活泼，感情充沛，煽动性极强。1913年，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他的语文老师袁仲谦就批评他不应该学习梁启超的“新民体”，因为这种文体比较适合报刊，要写深厚而真正说服人的好文章，还要学习韩愈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此后，毛泽东的文体才有一定的转变。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因为韩愈书的善本极贵，毛泽东于是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那时，毛泽东每天早晨都诵读韩文。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曾写道：毛泽东读韩文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不过，梁启超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地位丝毫没有减弱。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致好友的信中，对梁启超广博的知识十分推崇，特别赞成其“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8页）。
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很容易寻找梁启超的影子。那时毛泽东写的一些文章中，很喜欢征引梁启超的论述。梁任公所著的《论私德》、《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毛泽东都征引过其中的片段，或吸收了其中的观点。在1915到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毛泽东几乎和梁启超同呼吸、共命运。
毛泽东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千古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推崇备至。（梁启超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时，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毛泽东将此文和其他一些反袁的文章，如《袁世凯之解剖》、《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军中敬告国人》等编为一本小册子，名为《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在湖南第一师范和长沙到处散发，影响颇远。袁世凯帝制败亡后，梁启超提出南北和解，远在长沙的毛泽东也持同样的观点。
1918年春天，毛泽东和知心好友决定成立一个革新社团的时候，起名叫“新民学会”。这个名称显然是来自他最喜欢的梁启超的《新民说》。
梁启超于1929年病逝。他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有趣的是，当代最红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对梁启超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梁启超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尤其的股市的建设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请看郎咸平的演讲：“1922年，疯狂的交易所热潮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门庭若市迅速变为门可罗雀，难以维系的交易所纷纷破产，最终存活下来的交易所只剩下六家，信托公司也只剩下两家。中国进入了证券交易的冰河期。然而，在惨痛的现实面前，中国当时已经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级的解决方案，而日后美国、英国的证券市场正是按照这种解决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那么，如此睿智的中国思想家是谁呢？是梁启超。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你看他说过什么话：‘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学不像，我们只是仰慕公司的名字就开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实际基本面。这是他的原话，多厉害，他可是在100多年之前说的。梁启超没有在沃顿商学院念过任何一天的经济学课程，完全凭自己的悟性。还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股市出了什么问题？缺乏信托责任。这个批评放到今天来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梁启超怎么说？‘是信，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也就是说，由少数有信用的人来经营企业。什么是信用？就是信托责任。他认为当时的股市缺乏信托责任。这种智慧之言，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其实他讲的话和我今天讲的话是一样的，我的水平也就是这样。可是我告诉你，我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我拿到沃顿商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才有这种水平，他可没有，可见这个人有多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