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下半年，爸爸“三同”结束，我又回到了城关，回到了城北小学，上三年级。
班主任还是王昌老师。
这天，王老师病了，来了个代课的李老师，二十来岁，细细瘦瘦的，听说是校长的什么亲戚，同学们一时没敢轻举妄动，半天下来倒也相安无事。
下午，见李老师讲课丝毫不介意下面的学生是否专心，几个欺软怕硬的“吵包蛋”便明里暗里动作起来。第二节课，李老师自顾自照科宣讲一通之后开始提问。她低头查看点名册，随口报了一个“岳小冷”，没人反应；她抬起头又喊了一声，有人窃笑了。这时，我们班长才犹犹豫豫地站起来说：“老师，我叫岳小泠，不是岳小冷……”话音未落，嘘声四起。霎时间，哄笑喊叫，甚至拍桌打凳的喧哗不可控制地爆发出来。李老师绯红的脸顿时变得煞白，可那几个吵包毫不理会，反而肆无忌惮地怪叫“白字先生”和“岳小冷”。课堂秩序大乱。李老师可怜兮兮地傻站着，良久，才像是猛然醒悟过来，逃也似的奔出教室。
吵包们这才知闯下大祸，不敢再吱声动弹，教室内一片死寂遥几分钟后，校长威风凛凛地来了，虎着脸把正襟危坐的我们看了个遍，方才厉声喝道：“你们这班东西，人不大，胆子倒不小，嗯？班干部带头，嗯？”说着，他目光明确地盯住小泠看。我着实为她捏一把汗，暗自替她抱屈。姓李的念错了字，难道是小泠的错？
校长训起话来实在不怎么样，什么干部带头呀，班主任不在就无法无天呀，就这么几句话，颠来倒去的足足念叨了大半节课。放学铃响了，可他意犹未尽，别出心裁地出了一个题目要我们回答：“为谁读书——为班主任吗？”
这我知道，当然为自己啦，不然还叫自觉吗？我很快交了卷。
然而，校长逐一阅完答卷，出人意料地首先将那几个吵包大王给释放了，因为他们的答案正确：“为祖国为人民”。待这些宝贝得意洋洋地走出教室，校长大吼一声：“写‘为爸爸妈妈’的全给我站起来！”当时我猜想，这下他们可要被骂得狗血喷头了。奇怪的是，校长挨个扫视了几遍，居然一挥手：“去吧！”莫非是校长以为反正“孺子不可教也”，不如省些唾沫？只是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我们十来个人了。可这些人，包括小泠，还有大部分班委，几乎全是遵守纪律、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呀！
“哼，为自己读书？怪不得可以吵成那个样子！”这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开场白，引出了校长长篇大论有关学习目的的教育。事实上，那时候我们都刚满10岁，懵懵懂懂的，怎么可能真正理解“为祖国、为人民读书”的意义所在？小泠嘤嘤哭着，也难怪她，何曾尝过这种“留下来”挨骂的滋味？可校长视而不见，照常对牛弹琴，直到华灯初上，这难忘的一课才算结束。
第二天，王老师带病上课来了，他只字未提前一天的事。但据可靠消息，王老师因忽视学习目的的教育而挨了批评。多年后，有一次路遇王老师，我问起此事，他笑而未答，许是默认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