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介昀在绍兴住了一年后，回诸暨上学。不久，一向体弱多病的大姑去世。几个月后，收到祖母的信，说介昀的粮票不能寄过来了，原因是大姑去世后，虽已及时注销户口，居委会却说发放的粮票中，仍包含有大姑的一份。为此，必须把多发的粮票扣回去。祖母不识字，自己都搞不清领过多少粮票，万般无奈，只能让我们艰苦一下了。
老人家也难，要是她没了粮票，还能活得下去？我们一家子，毕竟有几个人的口粮，大家可以“匀”一些的。
唉，一下子少了六七十斤粮食，却也不是小事。
那时候买粮食要搭一定数量的番薯，别人不乐意，唯有我家特别欢迎，因为一斤粮票可买七斤番薯！
要过年了，很想问妈妈，过年吃啥，不会是番薯做年夜饭吧？
大年三十。一早起来，妈妈问我，晚上吃馒头好不好？
我一愣，怎么可能？
妈妈笑笑，摸了摸我的头又问，好不好？
我高兴极了，连声地说好。
馒头，其实是没馅的蒸面包。这是当时最奢侈最好吃的“饭”。
年夜饭端了上来。我和介昀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我挑了一只最小的，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唔，味道不对！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只是没说话。弟弟却大叫一声，这馒头什么味……不过，他也还算懂事，立马止住了声，只盯着咬开了的馒头看。
是有点不一样，爸爸说，但这也是馒头啊，你们吃吃看，味道不错的。
我有些明白了，张开嘴巴不无夸张地大咬一口，啧啧有声地咀嚼着。弟弟看看我，也学我的样吃了起来。也许真的是饥肠辘辘了，我觉得这馒头也是很好吃的，虽然味道有点异样。
后来才知道，那是爸爸的一大发明。他去豆制品店找人，无意之间发现了豆腐渣，就买了几斤回来。开头他并没想好怎么吃，后来是灵机一动，把豆腐渣和进了发好的面团里。
我们犹如风卷残云般吃完了一锅馒头，感觉好久没吃这么饱了。妈妈一边洗锅刷碗，一边问我们好不好吃，我和弟弟同声回答好吃好吃。妈妈叹气说，这也是没办法，可与我小时候比，却是天壤之别了。
我们最喜欢听妈妈讲过去的事，争着要她给我们讲讲。
听妈妈说，她跟我们差不多大的时候，日本佬来了。城里不安全，外婆只好带着她还有舅舅姨妈躲到乡下去。出城时日本佬要搜查，外婆把一百元钱藏在被絮里才蒙混过去。靠这点钱一家四口用了两年哪！乡下也不安定，日本佬去扫荡时就得逃难，躲在野地里几天不敢出来，只得以野菜野果果腹。平时不逃难，吃的也不过顿顿都是稀可鉴人的玉米粥。妈妈是长女，还得干活，天天磨玉米，日子长了，闻到生玉米的气味就恶心。不过，妈妈说，当地农家的生活更苦，连玉米粥也吃不上，完全靠吃糠咽菜度日。那时妈妈就想，什么时候能吃上一碗白米粥，哪怕是极稀薄极稀薄的米汤也行，可是，那两年她连白米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妈妈看我们听得入神，突然感叹说，你们现在多幸福啊！
转眼之间，这话又成了几十年前的旧事。
我在想，不用说解放前，即便是我们小时候的“甜”，说给现在的孩子听，恐怕他们也感觉苦得匪夷所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