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为什么宰相的胸怀如此宽广呢？因为他是一国中枢，有“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的职责，没有胸怀和气度便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领导者都应该学习这种宰相气度，才能更好地撑起自己那一片天。
战国时赵国上大夫蔺相如，在处理与廉颇的关系时，就是以宽厚大度、坦荡的胸襟演出了一幕动人的“将相和”。赵惠文王时，曾得到楚和氏璧，秦昭王提出愿以十五城易之，时秦强赵弱，大臣们都认为若答应，不可能得秦十五城，而不答应，秦则会举兵相攻，此时，宦者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结果，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后又随赵王使秦，归来后，被拜为上大夫，位在名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并宣言道：“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知后，则尽量不与他相遇，朝会时，也常称病，不愿与廉颇争列上下。一次，相如外出，望见廉颇，便让车躲在一边避匿，他的门客们纷纷劝道：“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且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这时心平气和地问他们：“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门客们答道：“不若也。”相如又说：“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番话传到廉颇那儿后，廉颇深为内疚，立即到蔺相如府上，负荆请罪，道：“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两人从此情义笃深，为生死之交。
后世也往往有一些贤相良辅，能像蔺相如这样，不计个人私怨，置怨结欢，宽厚待人。唐朝的房玄龄与李吉甫都有类似的事例。
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后，曾大病一场，尚书省的郎官们要去探视，户部郎中裴玄本说：“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也就是说若房玄龄可痊愈，应去探望；若病重不堪，不久于人世，则不必探视了。此话自然传到了房玄龄那儿，属吏及宾客们都愤愤不平，要求房玄龄病愈上朝后从重处罚此人。但房玄龄却对人们说：“玄本好谐谑，戏言耳。”房玄龄病愈后，立即到尚书省处理政务，他到以前，裴玄本忐忑不安，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殊不知，房玄龄升堂后，看到裴玄本，只是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裴郎中来，玄龄不死矣。”
唐德宗时的宰相李吉甫为人公允、平和，在其早年，陆贽为相时，曾怀疑他与别人结为朋党，贬其为明州长史。陆贽可谓一代名相，但性情刚直，以天下为己任，每每犯颜上谏，触怒了朝中权要与德宗，被贬为忠州长史。时权臣裴延龄欲置陆贽于死地，遂奏请德宗，任命李吉甫为忠州刺史，他认为李吉甫曾被陆贽贬斥，结怨已久，肯定会设法加害陆贽。但李吉甫到任后，非但没有加害陆贽，反而与之置怨结欢，人们无不钦佩他的气量，而李吉甫也因此六年不得擢升。
还有一些宰相为了不计私嫌，雍容大度，干脆不去过问怨嫌一方，以免自己把握不好，心存芥蒂。武则天时名相狄仁杰执法严明，刚正不阿，在地方和朝臣中得罪了一批人。他在豫州刺史任上时，就有一些人上书则天，言狄仁杰之过失，极尽诬陷编织。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狄仁杰任宰相后，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名乎？”狄仁杰则答道：“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北宋宰相吕蒙正也有一段类似的轶事。蒙正仁宗时初为参知政事，入朝堂时，有一名朝士在帘内指着他悄声道：“是小子亦参政邪？”吕蒙正佯装不闻而过。同行的大臣马上要让人询问其官位姓名，被吕蒙正制止。朝会结束后，同僚们仍愤愤不平，后悔为何不追究。吕蒙正则说：“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问之，何损？”时人皆佩服其雅量。
对于同僚间的是是非非，一些宰相们也能宽厚优容，处理得十分得体。北宋李沆，仕太宗、真宗两朝，为参知政事，其为相，专以方严厚重镇服浮躁，尤不乐随意论他人短长。知制诰胡旦贬至商州后，久未召还。此人曾与李沆同为知制诰，听说李沆任参知政事后，以启贺之，并历数前任宰辅，多言前任之不是，启云：“吕参政以无功为左丞；郭参政以失酒为少监；辛参政以非材谢病，优拜尚书；陈参政新任失旨，退归两省。”又极言李沆之才华，依附请托之意甚明。李沆见启后，愀然不乐，命属吏封还，且言：“我岂真有优于是者也，适遭遇耳。乘人之后而讥其非，我所不为。况欲扬一己而短四人乎？”终其为相，不肯擢任胡旦。
北宋还有一位宰相王旦，在这些问题上也把握得十分得体。王旦为相时，寇准为枢密使，凡中书有关枢密院的事，王旦都让人送枢密院，一次，事情有误，寇准即上告真宗，真宗责王旦，王旦即请罪，并不辩解，其属吏亦遭责罚。不久，枢密院有事送中书省，亦有误，属吏拿到后欣然呈王旦，王旦并不上告真宗，只吩咐：“却送与密院修正。”寇准收到后，十分惭愧。还有一次，中书用印偶倒，寇准即要求对当事吏人治罪。他日，枢院印亦倒用，中书吏人亦请王旦要求治其罪，王旦问：“你等且道密院当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王旦曰：“既是不是，不可学他不是。”这种气度在中国古代官场中是十分少见的。
对于政坛仇敌，能置怨结欢或释然不究固然可传为美谈，但若能平心相待，不落井下石，也可算作宰相雅量，寇准之于丁谓可视为一例。丁谓多才多艺，机敏过人，但善于钻营，心术不正。初时，寇准并未识察其人，而是因其有才，多次力荐，很快将丁谓荐至参知政事。丁谓为参知政事后，仍对寇准谦恭有加。一次，中书省大宴群僚，寇准在豪饮之后，被羹汤玷污了胡须。丁谓见状，连忙走过来，轻轻地为寇准拂拭胡须。寇准不以为然地说道：“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邪？”此后，丁谓在政见上也日益与寇准相左，终至水火不相容，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六月，丁谓利用刘皇后，向真宗告发寇准，谎称寇准要挟太子架空皇上，夺朝廷大权。真宗将寇准罢相，擢升丁谓为相，不久，将寇准贬为相州司马。
圣旨下达时，丁谓擅自更改，又将寇准远徙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次年四月，真宗病危，丁谓又联合刘皇后，要其下懿旨，再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而且，派中使到道州宣读懿旨时，让中使故意在马前悬一锦囊，内插一把宝剑，又让剑穗飘洒在外，以示将行诛戳。一般臣子见到这种场面，多误以为降旨赐死，不待开读诏书，便会主动自裁。但寇准却不予理睬。中使到道州时，他正与郡中僚属在府内聚饮，众人见中使一行杀气腾腾，十分惶恐，手足无措。寇准却神色自若地对中使道：“朝廷若赐寇准死，愿见敕书。”中使窘态百出，只得如实宣旨：敕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
寇准到雷州后不到半年，丁谓也获罪罢相，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省）司户参军。丁谓赴崖州贬所，中途必经雷州，寇准的家僮门人获此消息后，一致要求寇准趁此机会报仇。寇准此时固然也不可能与丁谓就此释怨，但他又不肯落井下石，更不愿让家人为报仇而坏了国法。因此，他在丁谓途经雷州之际，一方面将家人全部关在府内，使之纵情饮宴。另一方面，又派人携带一只蒸羊送到雷州州境，交与丁谓，显示出应有的气度。
在政治舞台上可以看出宰相气度，在生活小事与细节末梢中，也可以反映出名相贤辅们的宰相雅量。
北宋真宗朝宰相张齐贤，生性阔达，在其任江南转运使时，宴饮宾客，一仆人窃银器数件藏于怀中，张齐贤看到后佯作不知。以后，张齐贤三为宰相，家仆门客均得到一定官职，而此仆人一直未有所获。一次，他向张齐贤求官，边说边哭泣道：“某事相公最久，凡后于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独遗某何也？”张齐贤则告诉他：“我欲不言，尔乃怨我。尔忆江南宴日，盗我银器数事乎？我怀之三十年，不以告人，虽尔亦不知也。我备位宰相，进退百官，志在激浊扬清，安敢以盗贼荐耶？念尔事我久，今予汝钱三百千，汝其去我门下，自择所安。”此仆听后，拜泣而去。在这种小事上可以看出张齐贤既有宰相气度，而又不失人格，并不因宽厚而废条章，甚可称道。
北宋仁宗时名相范仲淹也有一段类似的故事。他在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任上时，曾以黄金铸一笺筒，饰以七宝，每得朝廷诏敕，即贮之筒中。后此筒被一老卒盗去，范仲淹也是知而不究。因此，袁桷题范仲淹像云：“甲兵十万在胸中，赫赫英名震犬戎。宽恕可成天下事，从他老卒盗金筒。”
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另一位宰相韩琦，也是这样一位于细微处见气度的人物。韩琦一次夜间作书，令一名侍卒持烛，侍卒不慎将烛火燃着了韩琦胡须，他以袖拂灭，仍继续作书。不一会儿，他回头时，见到侍卒已换人，知道是主吏见其过失而易之。韩琦恐此卒受鞭挞，遂将其召还，并告诉主吏：“勿易之，渠方解持烛矣。”
还有一次，韩琦宴请一位重要客人，特地设下一桌，以锦绣覆盖，将一对玉盏置于其上。这对玉盏表里无瑕，为稀世之宝，只有贵客临门时，他才摆出。但其属吏一不小心，将玉盏碰翻在地，两只玉盏都被摔碎，坐客均愕然，属吏也立即伏地请罪，因为他们都知道玉盏是韩琦心爱之物。但韩琦神色依旧，笑着对客人道：“凡物之成毁也自有数。”又回头宽慰属吏道：“尔误也，非故意为之，何罪之有？”见微知著，从宰辅们的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其雅量的确不是常人能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