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国伯喜否一家被佞臣费无忌谗害遭族灭，只身一人颠沛流离逃到吴国。
伯喜否投奔吴国，一则因吴国是楚国的敌对国，二则因为伍子胥同伯喜否一样与费无忌仇深似海，不共戴天。
伯喜否一见伍子胥就放声大哭，先是为伍奢一家的遭遇深表愤慨，接着哭诉全家遭斩的惨痛经历，继之大骂费无忌诱惑君王，杀害忠良，经过一番眼泪和愤恨的表演，才提出看在同国同乡同遭遇的分上，给个安身之地，向吴王举荐一下。
伍子胥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出于对楚平王和费无忌共有的憎恨，也由于相同遭遇而产生的怜悯，虽然原来与伯喜否没有什么私交，但还是决定向吴王引荐他。这时伍子胥的好友被离劝阻他说：“你可不要轻信这个伯喜否呀。据我观察，这个人鹰视虎步，形貌含诈，其品性必贪婪奸佞，专擅功劳，任意杀人，切不可同他亲近。今日重用他，以后必为其所害。”伍子胥回答说：“古语说得好：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人还是善良的多，你先不要猜疑。”
伍子胥便将伯喜否引见给阖闾。
在伍子胥真诚的介绍和大力推举下，吴王阖闾也可怜伯喜否的不幸，同情他的遭遇，又听他能说会道，见他频频表示的效忠尽命的决心和誓言，就收他在朝中，封为大夫，命他同伍子胥共佐朝政。
同乡之情，“同病相怜，同忧相救”的古训，使伍子胥的感情大大地向伯喜否倾斜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救起的却是一条毒蛇，三十年后，他自己也冤死在这条蛇的毒牙之下。
不过，此时的伯喜否在吴的境况与伍子胥不可同日而语。伍子胥帮助阖闾登位，又协助他建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库兵，发展了吴国的实力，有大功于吴王，君臣关系亲密。而伯喜否呢，初入吴国，人生地不熟，虽得伍子胥之力而为大夫，实无功于吴国，和吴王的关系并不亲密。身在异国的他，脚跟未稳，羽翼未丰。
他只是谨慎小心地应付着周围的一切，以便争得一个较为安全的生存空间。在吴国，这个时候同他关系最亲近的要算伍子胥了，许多方面他都需要仰仗伍子胥的照顾。
再说向楚报仇一事不靠伍子胥，凭他伯喜否对吴国的影响能办到吗？这一切，秉承了祖父伯州犁机敏之性的伯喜否当然清楚。他对伍子胥的依赖，决定了他对子胥的恭敬。这种恭敬的真实性还是可以相信的。向楚报仇是他和子胥的共同目的，这种共同目的，使他能与子胥同舟共济、互相配合。
公元前506年，阖闾兴兵伐楚，以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与伯喜否为副，率军进攻楚国，吴国一连打了五次胜仗，最后占据了楚国的都城——郢都。楚昭王弃国而逃，躲到隋国去了。在这都城失守的时刻，楚臣申包胥力图复楚。他跑到秦国去哀求秦哀公发兵救楚。秦哀公不愿出兵，申包胥大失所望。为了挽救楚国的危亡，申包胥坚持哀求秦哀公能发兵救楚，为此而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最后使秦哀公受到感动，遂答应发兵救楚。
当秦国的救兵进入楚国境内以后，吴国大将孙武，考虑到楚国的疆土辽阔，人心又不服吴，吴军久留楚地，与之相持，对吴军不利。因此他主张遣使与秦国通好，为楚国另立新君，以安抚楚人之心。伍子胥对孙武的主张也十分赞同。但是，伯喜否对这个安吴之策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做是灭了吴国的威风，长了秦军的志气。因此对阖闾说：“吴军自离东吴，一路破竹而下，五战而把楚国的都城拿下来了，并把其宗庙夷为平地。现在一遇到秦军，就想班师，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敢，他要求阖闾给他一万人马，与秦军作战，并表示要把秦军杀个片甲不留，若不取胜，甘当军令。
阖闾对他的决心表示赞赏，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孙武和伍子胥还是劝阻他不要与秦国交兵，伯喜否执意不听，结果连战皆北，连他自己也被秦军三路包围，左冲右突，不能得出。幸得伍子胥领兵把秦军杀退，才把他救了出来。
这一仗，伯喜否所率领的一万人马，被秦军杀得所剩无几，损失惨重。他自知有罪，不得不叫人把自己捆绑起来去见阖闾。
孙武对伯喜否的恃勇无谋，深为恼火。他对伍子胥说：“伯喜否为人矜功自任，久后必为吴国之患，不如乘此兵败，以军令斩之。”
伍子胥对此并没有表示赞同，而且为他求情说：“伯喜否虽有丧师之罪，但有前功。况大敌当前，不可因小过而斩一员大将。”还亲自去奏请阖闾赦其罪。经过伍子胥的劝说，伯喜否才免受军令的制裁。
孙、伍二人以让楚收纳太子建之子为条件同楚谈和，随后率军满载楚国府库宝玉而回，又将楚国境内一万多家迁至吴国，以充实吴国空虚之地。
阖闾论破楚之功，以孙武为首。孙武不愿做官，坚请隐退山林。阖闾让伍子胥去挽留。孙武私下对伍子胥说：“您知道天道吗？暑往则寒来，春还则秋至。王恃其强盛，四境无忧，必生骄乐之心。功成而不退，将来必有后患。我不只是想保全自己，并且想保全您。”可惜这番具有远见的话，伍子胥并不以为然。孙武于是飘然离开，沿途将吴王所赠金帛全部散给贫苦的百姓，后来不知其所终。
孙武走后，吴王立伍子胥为相国，为表示敬意，他效仿齐桓公与管仲之事，只呼其字而不称名。子胥地位之尊由此可见。
对于功劳亦不算小的伯喜否，吴王以其勇而恭顺，善体己意，使为太宰以掌管王家内外事务。这样，伯喜否同吴王接近的机会比伍子胥要多。虽然他不能同子胥之位相比，但他明白，只要能得到吴王的特别垂青，他就能得到吴王进一步重用。伯氏家族血的教训也使他懂得，同国君关系亲密，对于保身是十分重要的。他不愿重蹈先人的覆辙。太宰之位，对于此时的他来说正称其心。
伐楚之后，伯喜否已在吴国站稳了脚跟，羽翼渐丰，在吴国也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因此，他对伍子胥虽然恭敬，但毕竟不像以前那样，俨然同伍子胥有了分庭抗礼之势。伯喜否也暗暗生了取伍子胥而代之，独揽吴国朝政的阴谋。
楚亡之后，伍子胥对楚平王鞭尸三百，费无忌、鄢将师已为囊瓦处死，囊瓦也自刎于郑国，伍、伯二人之仇都已复清了，他们二人也失去了共同对敌的基础，二人所求以及性格的差异，使他们的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
这种斗争的结果，孙武已预见到了。他在私下对子胥的谈话中指出：“王恃其强盛，四境之忧，必生骄乐之心。”这样一来，刚正不阿以国为重的伍子胥同已有“骄乐之心”的吴王的冲突势所难免，其结果必为吴王所厌恨，给自己带来祸患。而替自身考虑较多、期望与王关系密切的伯喜否，由于能善体王意，投王所好，得吴王欢心自是意料中事。这样一来，他同子胥的争斗就极易取得吴王的支持，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伯喜否在危难之时得伍子胥的相助，在其应受军法制裁时又得伍子胥的相救，可以说伍子胥做到仁至义尽了。但是，伯喜否他只知图取个人的荣华富贵，把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旦他可以图取个人的荣华富贵，便把一切都置于脑后，不仅可以出卖国家利益，而且还会忘恩负义，加害恩人。
后来果不其然，在伯喜否的一再进谗下，吴王夫差终于杀了伍子胥，至此，伯喜否也清除了最大的政敌，成就了自己的权力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