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前夕，笔者有幸见到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届委员刘善本将军的夫人周叔璜老人。周老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虽年过九十，但依然身子硬朗、精神矍铄。恰巧那天周老的几位女儿也来看望周老。坐在大女儿兰平、二女儿海平、四女儿江平、五女儿嫩平、七女儿平平中间，周老对我讲述了从刘善本将军驾机起义后，她被我地下党多次营救，最终和刘将军重新团聚的经历。特别是谈到1949年10月1日，在尚未解放的四川丰都用无线电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时，周老的眼神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
茅盾来我家“采访”
那是1946年6月26日，刘善本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的机会，驾机起义，飞向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毛主席、朱老总亲临善本的欢迎大会。在善本的影响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驾驶70余架飞机起义。周总理曾多次说善本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善本到延安后就要求对国民党官兵发表演讲。党中央考虑到我们这些家属还在敌人的控制下，认为讲话应该拖后几天。为了早日戳穿蒋介石的“和谈”假面具，唤起国民党官兵的觉醒，善本向中共中央请求尽快允许他发表演讲。1946年7月2日晚，善本作了以《赶快退出内战旋涡》为题的演说，由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记得善本离家的那天，特地带上了女儿兰平的照片。他像是有心事，又像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似的。他离家前和平时走的时候不一样，带的东西和平时更不一样，用不着的东西也带上了：当时是六月，但他带上了毛衣。善本出门以后，对二楼凉台上的我说：“你把雨衣给我扔下来。”当我把雨衣给他扔下去后，他对我说了一句：“再见。”
善本发表讲话的当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个清洁工打扮的人，只听他说：“我告诉你，你家里那位已经到延安去了。”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解放后才知道，这位“清洁工人”名叫张建良，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我家后面是厨房，后门外有一条胡同，第二天早上，那位“清洁工”借收垃圾之机对我说：“刘太太，你就带着你孩子，其余的什么都不要带，到迪斯威路麦嘉里老八字路口，我10点钟在那里等你。”听了他的话，我带着大女儿和一个菜篮子按约定的时间走出了家门。我发现院门已经有人把守，只许进不许出，但对我却没有阻拦。走到约定见面的地点，我看到了“清洁工”，只见他身穿着西服，一幅绅士派头。但我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于是假装没看见“清洁工”，领着孩子走进入菜市场。回家之后发现军警特务密布，家里被抄了。但善本走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进步人士的地址都已经销毁。留下的只有一些国民党人士的地址。特务问我，让我“老实交待”。但我的确什么也不知道。
善本起义后，他的薪水当然没有了，我们一大家子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善本的母亲、三个弟弟和妹妹都同住在上海，加上我怀着二女儿海平，还要照顾大女儿兰平，生活非常艰苦。因为善本也没有告诉我们起义的事，所以我当时真的不清楚善本的去向。从上次营救以后，我才知道了真实情况。由于经济拮据，我们家便开始卖东西，比如不穿的衣物、暂时用不着的物品什么的。除了生活拮据，行动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国民党兵和特务将我家包围，我们过上了软禁生活。
不久，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们试图对我们进行营救和帮助，但敌人看守得很严，同志们几次试图进入我家，都没有成功。一次，茅盾同志曾经以记者的身份来到我家门口，准备和我们接头。当茅盾同志对把门的敌人说自己是来采访的时候，狡猾的敌人立即反问道：“采访为什么不到司令部去？”接着就做出抓人的姿势。茅盾同志察觉到危险，迅速发动汽车离开。敌人鸣枪示警，并打电话通知堵截。茅盾同志机警地将车停在一条小巷子里，把车牌换掉，才得以脱险。
周总理派人送来生活费
当时正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周恩来同志得到关于善本驾机起义的消息后，便立即组织对我家的营救工作。一天，外面来了一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的吉普车，车子停在我家门口，从里面出来一位身着黑色香云纱旗袍的女士。她来到门口，把门的士兵马上上前阻拦。士兵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位女士没有回答，抬手一个耳光抽过去，并用上海话说：“看清楚了！”说着用手一指车牌。当士兵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黑旗袍女士把敌人叫到一起一通“训斥”。看门的士兵们见来者不善，乖乖地让她进了房门。这位女士进来之后，在楼梯口看见了善本的母亲，她马上掏出一些钱塞到老人手里说：“您拿着花。”进了房门，她叫我的名字。我当时不知她的来意，没有理会她。这位女士又说：“我是共产党、是周恩来先生派来的。”我还是没吭声。只见她拿出一封信来，对我说：“这是你丈夫给你写的信。”我仔细一看，笔迹的确是善本的，当时激动得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看了信，才开始相信她。她见我看完，立即划着一根火柴，把善本的信当场烧掉。只听她接着说：“你写一封回信，我给你带过去，但字数不要写得太长。”我连忙动笔。那位女士又说：“这是生活费，你先留下用。”我接过一看，有金条，还有钞票。这位女士拿上我的信，又让我写了一个“收条”。她问我怀孕几个月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并告诉我她还会来看我们。简短的交谈后，她把信收拾好，走出去对士兵说：“你们要好好看守，要是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说完便坐进车里扬长而去。
等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同志就是施剑翘。到后来才听施剑翘说，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帮助我们，把她叫到南京，交给她这项任务。施剑翘对周恩来同志说：“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金条、现金送到之后，给您打个收条回来。”
施剑翘到达上海后，当即给她一个在上海空军司令部任参谋长的学生打电话说：“老师来了，不安排玩一玩吗？”那位学生说自己太忙，没时间陪老师。施剑翘说：“我自己逛一逛，你给我行个方便。”那位参谋长给她派了一辆车，就是她来我家时坐的那辆。
施剑翘走后，特务们大概有所察觉，化装成地下党来刺探秘密，但我心里很清楚，把特务骂了一顿。
后来我要生二女儿海平的时候，施剑翘果然再来看我。她对我说：“你不用着急，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并安排把我送进上海虹口附近的一间德国人开的医院去。产后第二天，施剑翘又给我送来了住院费和生活费。
地下党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
身体恢复以后，我不时出门买东西。可一出门就有特务跟踪。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还不时捉弄他们一下。有一次，我看到特务跟得很紧，就突然停下，猛然转过身来。特务收不住脚，一下子直立在我面前。我把怀抱的兰平递给他说：“我累了，麻烦你帮我抱一抱孩子。”这一招，让那个特务十分尴尬。
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的营救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有一次，我带着兰平去买菜，后面跟着一个女子，拿着和我一样的篮子，我买什么她就买什么，我买多少她就买多少，当时觉得挺奇怪。等我买完菜，正准备出菜市场的时候，那个女的也往外走着。菜市场的门口人很多，特别拥挤。我感觉自己的菜篮子被人拿去又送了回来。我怕引起跟踪的特务注意，没有低头看，径直赶回家里。等到进了厨房，将菜都倒出来后，发现最底下竟然放着一叠钞票。这时我才知道，刚才那位女士是来帮助我们的地下党同志。
此后，地下党的同志经常化装成各种身份，给我们家送来接济。四川老家给我寄过一次钱。自那次以后，时常会有邮递员光顾我家说：“刘太太，又有您的汇款。”后来才知道，其实家里只汇过一次钱，其他的钱都是地下党通过邮递员送过来的。还有，当时我的弟弟和妹妹在南京上学，妹妹来看过我一次。这件事过去不久，就有两名我方地下工作者来看我。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说是我四川的亲戚，给我留下一笔钱后离开，丝毫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
善本起义后，他原先所属八大队主管“政工”的干部经常到我家里，要我“交待”，询问我事先知不知道善本到哪里去。我就对他们说：“是你们派他出去的，为什么和我要人？我还想和你们要人呢！”他们又威胁要把我押解到南京受审，我说：“我不管到哪里，都说是你派他出去的。你不让他走，他能走得了吗？”敌人见此计不成，就想利用我们作“诱饵”，抓捕前来营救的地下党。后来他们发现，虽然没有经济来源，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却还在维持。此后敌人就常到家里问“经济来源”。我就告诉他们说家里的用度全靠卖家具、卖衣服维持。敌人问不出什么，但怎么也不相信。一次，敌人用枪指着我大女儿兰平，吓唬她说：“你爸爸走了以后，你们家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兰平虽然只有3岁多，平日里寸步不离开我，我和地下党的同志谈话的时候她都在场。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幸好兰平虽然被吓哭了，说的话却按照平日我教的话一模一样，我才长出了一口气。
辗转回到四川老家
国共和谈破裂后，我党同志准备撤离。周恩来同志在撤离前夕还挂念着我们，派人来对我说：“我们走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困难。不如让孩子的奶奶和叔叔们先回山东老家。由于敌人严格限制我们的人数，来的时候几个人，走的时候还得是几个人。但是，一个孩子恐怕问题不大。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不如你把大女儿交给我们，我们把她带回延安，交给你丈夫。”可是兰平说什么也不离开我身边，这件事就此作罢。地下党的同志为了我和孩子的安全，又劝我带着孩子回四川老家。我同意了。
当时我们能离开上海，除了地下党同志们的帮助外，乌钺也起了很大作用。乌钺是满族人，和善本在航校是同学。善本起义后他对大家说“太平（同僚因为刘善本从来不出事故，给他起的外号）一家老小过得不容易，大家帮一把，凑一凑钱吧。”此后他经常发动八大队的同僚给我们家募捐。
他的夫人名叫黄丽蓉，是我的中学同学，而黄丽蓉的父亲是黄杰。利用这层关系，乌钺出面请汤恩伯吃饭，对他说：“她一个家庭妇女，什么都不知道，再说事情已经过去半年了，让他们走了算了。”汤恩伯应允了此事。
得知可以回四川老家的消息后，我开始准备。为了筹集路费，我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幸而家里还有不少善本带回来的镀金餐具、席梦思床等美国货，很快被人买走。有一套善本的奶白色西服，以前毛邦初经常来借穿。他打来电话说：如果愿意卖的话，出价多少都可以。我就把西服卖给了他。善本从美国带回来三个照相机，最好的一个带去延安，家里还留着两个，为了凑路费，都卖了。
送善本的母亲她们回山东老家后，我们母女的路费又成了问题。我们当时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质量、地理位置都不错，正好当时八大队有飞行员两家合住一栋房子，但两家人经常闹矛盾，其中一家要搬出来。善本的一位朋友对那家人说：“房子是现成的，你要是给她们买张回四川的飞机票，你就可以住她们的房子。”那家人一听，马上买了一张成人票和一张儿童票交给我们。当时我的二女儿才3个月大，不用买票。
临近团聚的日子
我们离开上海，一路被特务“押送”，到达重庆后，先去警备司令部“报到”。孩子的姥姥特地赶来接我，我和女儿被安排在一家旅店住，那间旅店是我父亲生前做生意时常住的。但是，过不多久，店主就对孩子的姥姥说：“周老夫人，周老爷子是我的老主顾，但实在没办法，上边说您几位得马上走。”于是我们只好从重庆坐船回到丰都老家。下了船，马上有人过来说：“先到县政府去报到。”到了县政府，我和女儿就被软禁起来。为了让我和女儿回家，孩子的大姨夫（当地的名医）借给“县太爷”看病的机会乘机疏通。“县太爷”说：要想让我母女回家，必须亲戚十家人联保，除此之外，还要“出一大笔钱”。孩子大姨夫回家后马上召集亲朋好友“出保”，当然那笔钱是不能少的。这样，我得以带着女儿们回到家中。
回来后，我在孩子大姨夫医院的药房里工作，并定期接受当地国民党政府的“调查”：看看我的“表现如何”？一家人有没有逃走？一天，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四十七军的人看上了孩子大姨夫的医院，来了一帮人，想要强占。家人据理力争说：“你们打不过共产党，就会欺负老百姓！”但四十七军的人威胁说：“你们说这种话就是通共。”正在他们要动武的时候，突然进来了一位熟人。他名叫聂约翰，原来在八大队搞机械，在兰州就和我们认识，当时他是四十七军的情报处长。聂约翰对着那帮人说：“走走走，这里是医院，将来大伙儿看个病什么的方便。到别的地方去。”说着将那帮人赶走了。
聂约翰也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以后他经常来医院“拉拉家常”，或是“看病”，实际上是告诉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和善本的消息。他告诉我去听解放区的广播。我去了自己的母校适存学女子中学，学校是我父亲生前主要投资兴建的，通讯设备先进，师生的思想非常进步，我的很多同学都去了延安。在广播里，我得知善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作为解放军总部代表在会上发言，记得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心里一直就是觉得感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学校里，我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激动得不得了，觉得和善本团聚的日子就快来了。
在东北和善本团聚
四川解放前夕，聂约翰和另外一名同志在一天晚上来找我，说他们已经暴露，必须尽快撤离，问我有没有衣服给他们换一换？我马上和女儿把去世多年的孩子外公的衣服拿出来。聂约翰又向我要些钱路上用。但是，当天晚上我已经结完账，柜上已经没有钱了。我就把孩子们存的压岁钱交给他们，并摘下自己的金手镯和金项圈，让他们在路上卖了作路费。家里人则告诉他们：“你们不能走水路，码头有敌人。后山和秦岭连着，你们只要翻过后山就可以进入陕西解放区。”（后来聂约翰见到善本，提起此事，执意要把钱还给他。善本却对他说：“不要还了。要是都要还的话，党为了营救我的家人花了那么多钱，我可怎么还呢？”）聂约翰又再三嘱咐我：“敌人要搞大屠杀，他们的名单中有你，你们也赶快躲起来。”随后和另一位同志转移了。得到消息，我马上通知“联保”的十家一起逃走。我们趁大清早没人看见的时候动身。十家人不能一起走，那样目标太大。所以大家各自行动，往山里去。我和母亲、孩子们想先躲到佃户家里去。但到了那里后，发现国民党兵正在抢粮、抓壮丁，就又逃入后山竹林里躲避。我们还是觉得目标大，于是分开：孩子姨夫带着家人躲到附近山洞里，我带着孩子和一名保姆继续前行。途中孩子累得不行了，小腿都磨得红红的。我就鼓励他们说：“再忍一忍，你看前边有人家了，咱们到那里去，就有饭吃了。”到了人家，我们央求他们给做了一顿饭，吃了一顿猪油炒榨菜叶子和粗面挂面，但孩子们觉得非常香。
解放军的攻势势如破竹，没几天，二野部队解放了丰都城，通知逃难的百姓都回家。我带着两个女儿到县政府去，军管会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他拿出敌人的档案，当着我的面将其焚毁，说：“你们自由了，想到哪里去都可以。”以前张治中在北平谈判期间，国统区和解放区恢复了一段通信。善本记得我家四川的地址，给我写过一封信，还寄了优待券，可以在解放区免费坐轮船、火车。但信到的时候我已经逃离家中，所以没收到。丰都解放后，可以自由通信，我终于知道善本在东北，高兴得不得了。我马上准备北上，去和善本团聚。但想东北当地特别冷，就和家人给孩子们织毛线帽子，做棉大衣。我们先坐小火轮到重庆。当时虽然已经解放，但残匪还没有肃清。火轮上都有解放军架着机枪保卫。我们的船沿途和土匪激战了几次，我们船后边的另一艘船，由于被敌人放了定时炸弹，爆炸了，但我们这只船还算幸运。可是当时流行麻疹，我得过麻疹，因此临行前抽了自己的血当作抗体给孩子们打上，但二女儿在途中还是被传染了。到了武汉，我们换乘火车去北京。在北京，我去找空军航空局的同志联系。他们都见过或听说过善本，对我十分热情，没要钱就把去哈尔滨的火车票给了我们。
在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秉璋的帮助下，我和孩子们登上了北京开往哈尔滨的旅客列车。火车出了山海关，我们母女碰到一名解放军战士，他问我大女儿去干什么。兰平说去找爸爸，并说爸爸也是解放军。那名战士问：你爸爸叫什么？兰平说叫刘善本。这位战士一听，马上报告了他的首长。他的首长是薛少卿，碰巧去长春，他和善本都在空军。他来见了我们，高兴地说：“老刘知道你们来吗？”我回答说在北京给他发了电报。薛少卿说：“现在地方的电报还没有完全整顿好，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见我着急起来，他马上说：“这样吧，我到了长春后赶紧给老刘打电报，让他去接你们。”说着请我们一家到餐车吃了饭。
老薛的电报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天早晨6点，我们到达哈尔滨火车站时，善本带着警卫员来接我们母女。分别四年的我们终于重新相聚。
（作者贾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