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七七事变”后的第七周，由洪深、冼星海、金山、王莹等组织的抗敌救亡演剧队由徐州到达河南省会开封。就在这时，河南大学一位19岁的学生捧着一本自己手写的小书站到星海面前，这本小书取名《牙牙集》，扉页写着：“自喻婴儿正在牙牙学语之意。”这是他课余创作的歌曲集。星海立刻被集子里虽显稚嫩但充满激情的歌曲所吸引，兴奋地从中选出一首《保卫我们的平津》，略作技术处理，告诉他，可以教大家唱了。他，就是马可。
从化学到音乐
马可生于徐州，父亲为一家基督教医院养奶牛，逐渐发达。为表示对医院院长（一位女基督徒）的感激，领全家信教，并给孩子改名，马可，取自《马可福音》；哥哥马路德，取自“马丁·路德”。这是个和谐的家庭，马可涉猎文学，读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的诗，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作文享誉全校，常被列为范文。
马可在教会学校读完小学和初中，进入徐州私立高中，受到良好教育。初中他参加教会“唱诗班”，演唱莫扎特、舒伯特作品。进入高中，他练就一手精湛的二胡，时常参加音乐会。这使他后来在延安成了毛泽东喜欢的人，经常带着二胡去给毛泽东演奏。
然而，他的志趣那时并不在音乐，高中他遇上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化学老师，并一直影响他1935年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年少“轻狂”，他对自己的专业曾发议论：“那么当一个怎样的化学家呢？拉瓦锡？不，他不过仅仅发现了氧的存在；门捷列夫？不，他不过仅仅发明了元素周期表；那么居里夫人？不，她也不过仅仅发现了一两种元素，得了一两次诺贝尔奖金而已。这够多寒碜？一个人毕生研究所得，不过这么一点点，而且以后除了在化学史上，哪儿还能够找到你的名字？”他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化学家：“世界因为有了我，不知增进若干年的文明。国家因为有了我，国际地位扶摇而直上。简直会脱离了殖民地的地位，而成为全世界盟主……”
而恰在这刚刚浸入“化学救国”之梦的时候，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这股风暴劲吹开封，马可融入全市学生的游行大军。这次运动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他回忆：“学生队伍涌向火车站，要求直接去南京。他们横七竖八卧在铁轨上，却没有人理睬。夜深了，学生们冻得睡不着。索性点起篝火，唱起《毕业歌》。歌声激动着他们的胸膛，温暖着他们的身体。”
救亡歌曲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也触发了马可的音乐潜质，他觉悟到音乐的力量。很快，他在钻研化学的同时对作曲产生兴趣，并很快达到痴迷的程度。白天他埋头于实验室，夜里，他躺在床上哼哼呀呀地作曲，同学被吵醒，把他关进洗澡间，他干脆大声唱起自己的曲子，改改唱唱，歌声竟吸引了同学，又把他放出来，求他教唱。
不久，曾为河南大学教授的范文澜从延安请人来讲游击战。马可每场必到，并受启发创作出第一首歌曲《游击战》。而最终引他走上音乐道路的，还是星海。星海让他从《牙牙集》里选出部分作品出版，介绍给更多的抗日青年。马可在日记中写道：“星师要在鲁艺替我出一个作品专集，算作鲁艺音乐丛刊。以我这外行竟然出起专集来，有点可笑。但正该警惕不要辜负星师提拔的好意。”
马可的第一个歌曲集定名为《老百姓战歌》。星海亲自作序：“……他虽然不是专门音乐家，但他或许比很多专门的人更能负起救国的责任。他的作风极力趋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新形式，他的歌词也能配合现阶段的环境。因此我愿意诚恳地介绍给全国的抗战勇士和音乐工作者。”
写出不朽的旋律
抗战烽火已使马可无法再继续学他的化学，1939年，经过一段在河南、山西的抗战宣传后，在星海多次催促下，他来到延安。
在延安，他聆听毛泽东在鲁艺的讲话，聆听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精神被洗礼，心灵被震撼。他被派到“民众剧团”当教员，下乡演出、采风。团长柯仲平告诉他：“陕北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民族音乐富矿，品位极高。如果你能够吃苦地去寻找开发，你一定会在这里挖到金子。”但他对此却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认识过程。最初他更愿意留在鲁艺，认为那里有诸多名师，可以正规地学习音乐。然而当他真正深入下去，却让他震惊，他看到蕴藏在群众中的精华。他回忆：“那些窑洞的主人们，那些淳朴的种田人和拦羊人，那些当时我认为他们全部生活中既无节奏又无韵律的劳动者们，当他们也用那起茧的手拨弄起乐器，也用那吆喝牲口的嗓子唱起曲调来时，竟有那样丰富的表现力、那样强烈的音乐感，我得承认，在惊奇之后，我完全被这种音乐慑服了……”尤其一次奇遇，让他有了更强烈的触动：一天，他们来到葭县。住处附近忽然传来一阵雄壮的歌声，曲调亲切、新鲜。马可循声找去，见有人正为老乡教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二天，马可采访了这首歌的作者、当地农民李有源。在李有源身上，马可感受到丰富的艺术经验和智慧，他以诗的语言抒发热情；不仅作曲，还会编剧。马可让他给剧团的秧歌剧提意见，他竟坦率中肯地指出了若干处不符合生活真实和政策精神的地方，给马可“上了一堂生活知识、政策、剧作法和诗歌作法的课”。马可说，这是自己遇到的最好的教员之一。
经过数年的“结合”，他真的挖到了“金子”。1943年，延安开展“秧歌运动”。就在这一年，为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三五九旅开荒10万亩，除全部自给外，还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一万石。养羊纺毛，让全旅每人领到一条新毛毯和一套黄呢军服。这情景振奋了毛泽东，也振奋了贺敬之、马可，他们写出了《南泥湾》，由郭兰英演唱后，传遍整个陕北。接着马可又创作了同样传遍延安和全国各解放区的秧歌剧《夫妻识字》。1945年春，由马可主要作曲的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轮演出，一连30余场，盛况空前。第一场演给出席中共七大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此剧。
关于《白毛女》，有一个经典传说：当黄世仁要抢喜儿时，席地而坐的几位解放军战士，突然不约而同端枪对准“黄世仁”，舞台监督连喊：“同志们，不要激动，这是演戏，不是真的。”但怎么也压不住战士的愤怒，一名战士真开了枪，幸好没打中。而另一件事却不是传说：中央办公厅传达了毛、周观后的三点意见：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二、黄世仁应该枪毙；三、艺术上是成功的。郭沫若和茅盾于1948年5月在香港观看了《白毛女》，同时发文热赞。郭文道：“中国的封建悲剧串演了二千多年，随着《白毛女》的演出，的确也快临到它们的闭幕，‘鬼变成人’了。”茅文称：“我们毫不迟疑称扬《白毛女》是中国第一部歌剧，我以为这比中国的旧戏更有资格承受这名称——中国式的歌剧。”就在《白毛女》公演后几个月，马可随鲁艺离开延安前往东北解放区，来到“被日本人践踏了十四年的地方”。他们慰问工厂、矿山，一种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热气扑面而来，他感受到工人的厚重与气魄，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惊叹：“中国工业竟如此有模有样。”工人休息时，他们慰问，女演员唱了农民翻身的《月牙儿五更》，工人听了说好，希望再唱一首工人翻身的歌。这下为难了：他们从未写过工人的歌。一位老工人唱起《工人四季歌》，沙哑却有力，大伙都跟着唱起来。马可忆起那场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常常在这种最雄伟、最美丽的形象面前，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他下决心，一定要写出赞颂工人的歌。敬仰之情催促他很快写出了至今每到劳动节或歌颂工人时必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
奠基民族歌剧
应该说，建国后马可的创作成就较之延安和东北时代稍逊，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音乐教育和行政工作中。他1949年参加第一届文代会，转年奉调进京，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主任。这期间，作为歌剧系毕业作品，马可等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改编为歌剧，1953年1月首演于北京实验剧场。从此，马可对民族歌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张庚对他这方面的贡献作了精辟评价：“马可同志毕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的事业，特别是民族戏剧音乐的事业。对于戏曲音乐，他下了很多功夫去作研究，又亲自写了《小二黑结婚》的新歌剧。他这一系列的劳动始终贯穿着一个目标，就是要在民族音乐，特别是戏曲音乐的基础上创造崭新的民族歌剧。”音乐评论家们一致认为，马可参与创作的《白毛女》和《小二黑结婚》，为中国新歌剧的形成和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小二黑结婚》中《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文艺走过十几年后，开始总结经验，探索发展模式。其中关于音乐教育，1963年8月周恩来提出“要建立一所新的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学院”。同年11月，文化部上报国务院：将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艺术学院统一调整，分别成立两所音乐学院：一所设置民族音乐专业，定名为“中国音乐学院”；
一所设置欧洲传统音乐专业，仍沿用“中央音乐学院”。12月得到周恩来批复，很快成立了由吕骥、马可、苏灵扬等组成的筹备组，酝酿院长人选。当提到马可时，他坚辞不受，“建议选择政治业务水平更高的同志来担任”。于是又想到时任辽宁省文联主席、写过《兄妹开荒》、《草原烽火》的安波。新学院的创建是艰难的，三个月后“国音”开学，仅仅一年，安波逝世，告别时郭小川忍不住大哭：“安波同志啊，你是累死的呀！”接着，这“累死人”的院长重担就落在了马可身上。他顽强执行着一个理念：“要建立中国民族音乐体系，要培养高质量民族音乐人才。”当教学科研在殚精竭虑中逐渐走上正轨时，“文革”开始了，马可一下陷入九年的炼狱之中，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才获“解放”。
初脱羁绊的马可，对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使文艺界回暖，有很清醒的认识：“文艺界现在实在到了不能不管的时候了。再这样下去，人出不来，作品出不来。‘三突出’代替了‘两结合’，《纪要》代替了《讲话》，夫人代替了主席，民不堪命矣！”立刻，他投入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步履维艰。第一件工作就让他尝到“四人帮”的淫威，那是关于聂耳、冼星海逝世40周年和30周年的纪念活动，活动由文化部属几个音乐团体联合组织。马可被任命为中国歌剧团领导小组组长，参与其事，李德伦总负责。名称定为“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而“人民音乐家”在审查时险些被取消，理由是“毛主席对星海的题辞如此，对聂耳并没有，我党从来不纪念个人”，最后经过多方力争总算保留下来，但严令“不许请家属”。马可满腔愤怒，写道：“居然有人这样怕聂、冼及他们的眷属、战友！路线之泾渭分明可见。我大概也忝居被怕之列，自己确实觉得有点荣幸，证明自己不完全是废物。”演出当天，让他没想到的是，王震、谭震林、乌兰夫、周建人、胡乔木等不请自来了，剧场席次和保卫工作都做了应急安排。马可深受鼓舞，看到“路线越来越分明了。”让他疼痛难忍的是，星海夫人钱韵玲竟只能自费来京，在最后一刻才在各方请求下得到一张请柬。而又让他欣慰的是，邓小平的女儿握着钱韵玲的手说：“我们永远忘不了星海同志。”这分明是邓小平的声音。
音乐会的开头和结尾马可忍不住泪如泉涌。开始是《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结尾是《黄河大合唱》，熟悉而雄壮的旋律让他激动无比。他清楚，《黄河》能照原词唱出“是一大胜利”，是周恩来把篡改的歌词严厉地顶了回去。
1976年7月27日马可因病在北京逝世。和安波一样，得的也是肝癌。安波活了49岁，马可比他多活了9年，但终没有看到“四人帮”被粉碎。他最后的职务是《人民音乐》杂志主编。一生共有作品500余首（部）。
（作者黄新原）
